恕儿子的个性。叔本华也太过多疑，他一直认为他母亲对不起他的父亲（指贞节方面）。
叔本华对于“女人”和“爱情”的哲学，大概就是以他的遭遇为蓝本建立起来的。（参阅《论女人》、《性爱的形上学》）
顺便一提的是，在叔本华离开魏玛之前，开始和歌德有了比较密切的交往。这两位照耀世界名垂千古的文坛、哲学界巨星，似乎都有识英才的慧眼。叔本华平素自视清高，许多名家学者都被他批评得一无是处，唯独敬爱歌德，只要歌德飘逸的风姿出现在他家的客厅，叔本华整个心神都被吸引去。歌德对这位年轻的哲学家也非常器重。在耶纳，有一则故事可以证明。某一天有一个集会，大家围着一张茶桌在闲聊，唯独这位年轻的哲学博士独个儿退到窗下，神情很肃穆地在沉思，几个女孩子便在开叔本华的玩笑，歌德适时走进来，问大家有什么好笑的事情，众人一齐指着叔本华，歌德责备道：“不要取笑这位少年，到时他会比我们都厉害。”
叔本华的博士论文引起了歌德浓厚的兴趣，虽然叔本华的主要思想和歌德不同，但歌德并不因此而看轻它的价值。那时候，歌德正在研究有关色彩学的问题，他很欣赏叔本华不苟且的独立精神，推心置腹地把自己的理论告诉他，还把叔本华邀到家里来，促膝长谈一个晚上。由此，叔本华又更清楚地认识了这位伟大诗人的绝世才华。他们虽然互相尊敬，但思想上并未相互影响。
这是一对忘年之交，歌德出生于1739年，比叔本华整整大了三十九岁。
歌德请叔本华研究色彩学的理论，并把仪器和方法告诉他，好让他随时试验，叔本华为报知遇之恩，工作态度非常认真，不久，他自己对这门学问也发生浓厚的兴趣。到最后，竟逐渐脱离歌德的线索，结果他写了一本小册子《论视觉与颜色》。
歌德了解叔本华的个性，但并不赞成他悲观的态度；叔本华对歌德也有批评，说他是“自尊自大的人”，指责歌德的宫廷生活，说他把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消耗在无意义的消遣上，说他若能过比较寂寞的内省生活，他的思想一定更深沉广瀚。他们两人过了许多个快乐的晚上，一起讨论伦理学、美学的问题。彼此的见解虽不相同，但大体是“友善的终结”。
1814年以后，叔本华使用所有的时间，全心全力写出他的杰作《意志与观念世界》。他把自己思想的精华全部投入到此书，以后的著作只是它的评注而已。
1818年春末，他把原稿大加赞扬地送到出版商那里，并说：“这不是旧思想的改头换面，而是结构严密而连贯的独创的新思想”，“明畅而易理解，有力且优美”，“这本书今后将成为其后数百年著作之泉源与根据”。这虽是他的狂妄自大，但却百分之百是事实。那时，他只有三十岁。
1836年，他发表一篇《论自然的意志》（OntheWillinNature），是由研究科学的结果，来推证他的中心理论。1841年发表《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1844年出版《意志与观念世界》增订本。1851年出版《论文集》，直到出版《论文集》以前，人们对叔本华的著作，反应始终很冷淡，世人是太穷太倦了，他们无能再阅读关于世界的贫穷与疲惫；另一原因是他对当时的大学教授很刻薄地抨击，妨害了他的成名——“增订本”是以那篇《性爱的形上学》为号召，才“勉强”出版，《论文集》的出版，则全靠友人的奔走。
长期的孤独生活，长期的抑郁不得志，他的性格变得更暴躁、更乖僻了。他常被恐惧和邪恶的幻想所困扰。他在睡觉时身边放着实弹手枪，他不放心把自己的颈项交给理发匠的剃刀。只要听到传染病的谣言，便吓得飞奔，在公共场所宴饮的时候，他随身带着皮制的杯子，以免被传染。他把票据藏在旧信中间，金子藏在墨水瓶下面。他更不能忍受噪音，他写道：“我很久就有个看法，人对噪声倒可以作为很好的量度智力的工具……噪音对智慧的人是一种苦刑……活力过剩的表现，而采取敲打、锤击、摔翻东西等形式，都是我这一生当中每天要忍受的折磨。”（见《关于噪音》）不能忍受噪音使他吃了一场官司。1821年8月叔本华在柏林的时候，有一天回到家里，发现同屋女房客“玛露克杜”（四十七岁裁缝师）和她的两个朋友竟在他房间前的公用客厅开起讨论会来，叔本华在满心不愉快之余，先是礼貌地劝她们退出屋去，两个客人都出去了，唯独那位女房客，硬是不动，再劝，还是不听，他便出手把她“拖”出去，并把她们的东西扔出房外，于是再度恶言相骂起来，叔本华又推了她一把，女房客倒在地上，惨嗥一声——称右手受重伤，一生无法工作，随即这事情便闹到了法庭。虽然叔本华力辩她侵犯他的权利，但他粗暴的行动，仍然使他输了这场官司。这件案子历经五年多，最后仍被判供养女房客一生。偏偏又遇着这样一位身体极强健，连霍乱都没制服她的老太太，使叔本华足足担负了二十年。
叔本华是“艺术”的热爱者。他对于美术天生就有极浓厚的兴趣。在德累斯顿，他常去参观许多有名的展览室。他在一幅画前面可以坐上几个钟头。他说：“对一件艺术品，你必须像面对一个伟大人物一样，耐心地站在他面前，等待他俯允对你讲话。”他对戏剧的兴趣和造诣更高，除看书外，叔本华晚上的消遣就是进戏院，他对“看戏”的比喻很绝，说：“不进戏园，就像穿了衣服后，不在镜子前面照照一样。”此外，他对花也有深刻的爱好，经常在德累斯顿的养花室流连，有时候他会对着花木自言自语地说：“这一些奇形怪状的树木，给我什么启示呢？这些花叶所表现的内部主观存在和意志，又是什么呢？”甚至不知不觉地手舞足蹈起来，旁观的人以为他是疯子。
1819年7月，他正在意大利欣赏艺术风景的时候，忽然传来惊人的消息，他在但泽所投资的一家公司濒临破产了。于是他兼程赶回德国，像一条猛虎那样地争斗，居然把他的财产及时抢了回来。公司不久即告倒闭，他的母亲和妹妹因为没能听从他的忠告，后来几乎一文不剩。
经过这一次打击，不得不使他另做安排和打算，为保障此后生活的安全起见，最后他决心找一个职业。唯一最好的职业，自然是教书，因为教书还可以同时进行他的哲学研究。于是便在1802年春天到柏林大学任“额外讲师”。他所抱的希望很大。他想，凭他的演讲能力和主要著作的名誉，相信一定可以号召千万听众，在短时间就可以被聘做大学教授。但是他整整花了两年的工夫，不仅听众寥寥无几，教授的头衔也始终轮不到他的份，因此，在1822年5月，他离开柏林，重游意大利。
他的失败是可以预见的。第一，他骄傲的态度，令人觉得狂妄过甚，他在第一次演讲的开场白就这样说：“康德以后不久就产生一些诡辩家，他们用野蛮神秘的语言，使时代的思想力量疲倦，他们吓走了哲学，使大家对哲学失掉研究的兴趣。现在一位报仇的人出现了，他有更强大的力量，他要恢复哲学的一切名誉。”又说：“像费希特、谢林、黑格尔那些人，都应该取消哲学家的资格，像古时候一样，牟利的人，都要扔出庙宇。”第二，他太过自信，故意选择和黑格尔同一时间演讲，叔本华相信学生们将会同样地尊敬他和黑格尔，但是学生们此时还不能预料将来，于是叔本华发现自己竟对着一些空座位演讲。
就学术研究的条件而言，叔本华是得天独厚的幸运儿，他承袭了丰厚的遗产，不必为衣食奔走挂虑，除教过两年书外，一生中再也不曾从事过其他的职业。他天生又是一个“哲学胚子”，“从小就觉得自己属于世界，而不属于自己”，他自己既然命定为公共福利而生活，平常的闲暇和自由，就不能再享受，所以，他对财富和遗产，又有一套奇特的见解。他曾经写道：“我并不认为留心处理既得的遗产有什么不应该。因为一个没有家累的人，一起始就有这样多的钱，才可以无忧无虑地过真正独立的生活，这是解除人生穷困忧愁的特权，他可以从人类命定的奴隶生活中求得解放。唯有这种好运气的人，从降生之日起就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因为他能够主宰时间，每天早上，他可以说‘这一天是我的’。遗产若能遇着一位有高尚能力的主人，便可发挥它的最大效用，因为他可从事不同于一般为‘糊口而生’的工作，这样更可各得其利。在他个人来说固是幸福，但他能产生对社会有价值的东西，能以百倍的代价来偿还人类的欠债。反之，假如一个人无能帮助人类，若承受遗产，便该唾弃。所以，这种机会，应当替天才保留，只有天才才能够在艺术、哲学、文学方面，表现他深刻的观察力。因此，这类人迫切需要没有烦扰的自由，他欢迎寂寞，闲暇是他最大的幸福。”
叔本华的奇言异行，的确足以令人惊讶得张口结舌。他在法兰克福城的一所公寓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后的三十年，除一个佣人外，只有一条心爱的狗陪着他。他天天到“英国饭店”吃午餐，有一段时间，忽然心血来潮，每餐开始，总是放一枚金币在桌上，吃完饭后，又放回口袋，这种举动终于惹火了跑堂，问他这项“仪式”是什么用意？叔本华答道：“这是一种静默的赌注，只要我听到在这儿的顾客不谈马、女人或狗，就把这枚金币投入济贫箱中。”他的饭量很大，因为他的公式是：消耗和供给应该成正比例，有天，一位陌生客人隔桌注视他吃饭，叔本华对他说道：“先生，你大概是惊讶我的食量吧！是的，我吃得比你多三倍，但我的脑力也比你高明三倍以上。”他晚餐都要来一瓶淡酒以激发灵感，后来，对“酒”又有了心得，认为“酒是一个人的智力测验，一个酒量大的人绝不会是个傻瓜”。
叔本华生平及其学说03
更新时间2009…1…14 16：25：49 字数：6986
有人说，由于叔本华“多病的体质”，所以造成他的悲观主义。从上述事实来看，似乎不能成立，再说，叔本华在临死的那天早上还在做冷水浴，若说他多病，实令人难以相信。
这位自命不凡的哲学家是否曾自觉自己的怪癖？知道的，并且知道得很清楚，但他把这些统统归之于“天才的特征”（参阅《论天才》）。
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在叔本华决定以哲学为终生职业之日起，他就认为自己是个天才，是杰出的哲学家。这种心理上的优越感，造成他孤独的个性，他轻蔑一般“俗人”，拒绝交际，生恐被凡俗的“恶德”所玷污；他瞧不起一般学者，认为他们只是纯为牟利，纯为迎合世俗的要求，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这样的生活，叔本华内心不免也经常感到寂寞和痛苦，但他自我鼓励说：“不要忘记你是一个哲学家，上苍叫你从事这种工作，切不可分心旁骛，也不要走别人的路子。要保持高尚的心志，以及培养超俗的见地，痛苦和失败是很需要的，这正像一艘船需要压舱的重量一般，没有它，船就成了风的玩具，很容易颠覆。痛苦是天才灵感的泉源。假如在生活中都能遂心之所欲，过得舒舒坦坦的，莎士比亚、歌德的诗剧何由产生？柏拉图还会有哲学思想、康德还会有纯粹理性批判吗？”他的自负使他自信他的成就当凌驾于黑格尔之流之上，事实上，他所得到的却是冷淡和遗忘，他在大发牢骚之余，又自我安慰道：“这种遗忘，证明我不配我的时代，或者我的时代不配我。在这两种情形之下，我只能说，剩下的只有缄默……从康德到我这一段期间，根本就没有哲学，有的只是那些在大学大言不惭的庸夫俗子，读这些拙劣的著作，那是白花时间。我不想加入现代哲学的争辩，正如我不想加入‘群众斗殴的参观行列’一般。人生过得很快而了解得慢，因此，我不会活着看到我的声誉。我们常听说‘学术共和国’，但还不曾听说有过‘天才共和国’。”
叔本华不仅从他的个性、生活细节和遭遇中，处处找法子证明他是天才，也从生理学上证明他是天才。叔本华的长相是这样的：“他的大脑壳和宽广的前额，以及湛蓝色的眼睛所射出的奕奕光辉，常引起许多陌生人的侧目。他坐着的时候有点像音乐家贝多芬，两人的头都大而方正，叔本华的头似乎还要大一点，两个眼睛间的距离也特别远，因而不能戴普通眼镜。他的高度中等，身材方正，肌肉发达，肩头宽广，颈项很短，鼻梁高直。美丽的卷发纷披在肩上额前，嘴唇上掩盖着美好的胡须。”这其中大部分的特征，都成了他笔下天才必备的生理条件（参阅《论天才》）。
叔本华虽然愤世嫉俗，但对人类并没有失去同情之心。他很善于经营他的财产，直到临终时，几乎增加了一倍，他虽认为挥霍比贪婪的罪恶更大，但并不吝啬，许多贫苦的亲朋、穷困的邻居找他帮忙，他从不推辞，他又是德国“爱护动物”的提倡者。同时，叔本华的遗嘱中也指明，他的财产继承人是1848年革命后组织救助“残废军人和孤儿寡妇”的协会。此外，佣人和狗都得到一笔丰富的财产。由此可见，叔本华仁慈之心的深厚。
各大学对叔本华及其著作不闻不问的态度，似乎是要证实他所说的：“哲学的进步是在学院门墙外造成的。”尼采说：“叔本华与那些德国哲学相异，没有比此事更能触怒他们了。”但他已学会了忍耐，他深信世人对他的认识，迟早会来临的。慢慢地，它终于来了。中等阶层的人们——律师、医师、商人——发现他是一位哲学家。这位哲学家，不只给他们一些空幻的形而上学虚饰的隐语，他更为他们实际生活的现象，提出一个通晓明畅的概观。1848年，欧洲对理想及努力的觉醒，使人们转而赞赏这叙述1815年之失望的哲学，科学对神学的攻击，社会主义者对贫穷及战争的控诉，生物学对生存竞争的强调，这种种的事实，最后使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