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生与死 作者:权赤延- 第14部分

　　“你舍得吗？”母亲薛明插一句问。

　　“自小就跟你们熟，还有啥舍得舍不得，他来了还能学好。”

　　“那就送来吧，都是我的儿子。”贺龙仍是那么开心爽快，眼睛和嘴又笑成月牙形。

　　“好，我就等老总这句话，你养活这么一大群，也够紧的，我的孩子抚养费我掏。”

　　“看你说哪儿去了，谁要你的钱。”贺龙捏着雪茄将手一摆：“我还养得起！”

　　于是，上小学的李黎风也来到我家，成为我们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

　　父亲贺龙接到中央调令，要进北京时，这一大群孩子成了问题。都带去北京显然不可能。户口、学校、吃住行等方面都存在许多困难和不便。特别是桑植来的孩子，十来个，动静太大，影响也是多方面。

　　父亲母亲几次商量，最后决定，桑植贺氏家族的烈士子弟，只带贺兴洲一个，其余的孩子仍留重庆上学，每月由管理员给每个孩子邮寄十五元生活费。那时候多数市民的生活费每月也不过十元左右，十五元就生活得很好了。什么时候孩子结束学业，参加工作了，什么时候才停止寄生活费。

　　重庆留下的这群孩子，后来陆续参加工作，都很有出息。其中有个贺兴同也走了“笔耕”之路，我看过他写的文章。

　　陆续有孩子参加工作，也陆续有孩子来到我们家。在北京，在我家里生活的除我们兄妹四人外，还有李黎风，陈洪生、贺兴洲，并且这支队伍一直不停地扩大。

　　与贺氏家族这些烈士子女相似，母亲薛明家里也送来一个女孩子，叫薛怡秀。父母供她读书，毕业后，成为人民教师。

　　一个女孩子被扶养成人民教师，又一个女孩子来到我家里，就是廖小理。那时，廖汉生在青海工作，女儿廖小理想在北京上学，廖汉生就带了女儿来看贺龙、薛明。

　　廖汉生是贺龙的外甥女婿，廖小理就该叫贺龙舅老爷。有这份亲情，说话便无须转变。

　　廖小理说：“爸，我要在北京上学。”

　　廖汉生把手挥一挥：“去吧去吧，你就在这儿住吧。”

　　经过就这么两句话，事情就这么定了。

　　母亲薛明笑着问：“小理呀，你住我这里，该叫我什么啊？”

　　廖小理回答又脆又甜：“我叫妈妈、妈妈！”

　　我和哥哥鹏飞便喊起来：“你叫什么妈妈？”鹏飞还指住自己的鼻子：“你还得叫我叔叔呢！”

　　我和哥哥不无道理。廖汉生是贺龙外甥女婿，自然和我和鹏飞同辈。但他现在的妻子白琳又是母亲薛明在延安时的同学，则我们又该叫她阿姨。所以母亲薛明表态了：“小理呀，我和你妈妈白琳是同学，从这条讲，你可以叫我妈妈。但你爸爸又是老总的外甥女婿，按舅老爷的关系，就该叫我舅姥姥。鹏飞那么说也不是没道理。现在解放了，不兴那么多讲究，你就叫我妈妈吧！”

　　就这样，我们家里又增加一个女儿廖小理。

　　廖小理叫薛明妈妈，一直叫到今天，比我还叫得甜。我有时叫妈，有时叫“老太大”，小理却一直叫“妈妈”，少一个“妈”字都不肯。

　　白琳与杨尚昆、杨白冰是兄妹，廖小理当着他们的面也仍然把薛明叫妈妈。

　　那天，杨白冰问小理：“你在哪儿工作？”

　　廖小理说：“财政部。”

　　杨白冰说：“你这个娃儿别调皮，我们还跟你要钱呢。”

　　廖小理逗乐说：“我妈妈可从来不跟我要钱。”

　　她说的妈妈就是指我的妈妈薛明。

　　贺龙的孩子们有不少上了大学。

　　陈洪生在大学里功课很好，他是学军工的，毕业后分配到五机部，成为一名工程师。

　　贺鹏飞、李黎风和我先后考入大学。李黎风的弟弟李明清考入北京航空学院。

　　李井泉又来看望我的父亲贺龙，他指着考上大学的两个儿子说：“两个孩子都考到了北京，两个都要有个家才行啊。”

　　贺龙说：“这不就是他们的家吗。”

　　李井泉说：“我在四川，平时也照应不上，又得麻烦老总了。”

　　“我就喜欢孩子。”贺龙把手一挥，“我养了，不要你管。”

　　这样，父亲贺龙在重庆那边养了十来个孩子，在北京这边也养了十一个孩子。那时，元帅的工资在国内最高的，比党和国家的主席还要高。母亲薛明作为一名1936年入党的老干部，行政九级，也不低。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在那个年代是相当可观。但我父母没有什么积蓄，日子过得很仔细，很节俭。因为我们家里孩子多。

　　可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正如那时所标榜的，是“燎原之火”。这场火烧毁了许多真善美，父亲贺龙受尽迫害，含冤而逝。他的孩子们也被株连，受到不同程度的残酷迫害。最令人难过的是李明清，他被“北航红旗”的“造反派”们给活活打死了。

　　记得“北航红旗”的造反派曾围攻我们家，白天黑夜不散，坚持要冲进家来搜捕李明清。正当卫兵阻拦不住时，贺龙出现了。他像半截铁塔似地往门口一站，刚才还气势汹汹大吵大叫的红卫兵立刻老实许多，有的发怔，有的想往回缩。

　　“不要乱，怕什么？”几个头头喊叫着稳住阵脚，色厉内荏地冲着贺龙吼：”贺龙，我们是北航红旗造反派，勒令你立刻交出李明清！”

　　“你们想干什么？”父亲冷冷问。

　　“李明清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是西南最大的走资派李井泉的狗急子，我们要把他揪回去接受群众批斗！”

　　“这是你们说的？”父亲嘴角流出一丝讥嘲。

　　“这是无产阶级造反派说的！”

　　“你们说了，我还没说呢。”父亲认真地一字一板地说，“我告诉你们，李井泉同志是革命的老干部，好干部！李明清是革命的好青年，红孩子！”

　　北航红旗的造反派们轰地乱了：

　　“李井泉是黑帮！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李明清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是现行反革命！”

　　“贺龙对抗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决没有好下场！”

　　“造反派”们乱纷纷朝院门拥来：“交出李明清！”“坚决把李明清打翻在地，斗倒斗臭！”

　　“不许进我的门！”父亲突然吼出一声，那是过去在战场上才会有的巨声，震得那些造反派发愣，僵在原地不再动。

　　“一个人也不许放进来。”父亲向卫兵下令，“我看他们哪个敢进！”

　　这些狂热的大轰大嗡的“造反派”被这位声震中华、名响历史的元帅镇住了，一时不知怎么办好。这片刻的犹豫，贺龙已经点燃一支雪茄烟，缓缓吸一口，然后将捏着的雪茄烟朝造反派们一指：“你们听着，我不但不许你们进我的家来搜人，而且要求你们把李明清好好地给我送回来。你们跟我要人，我还跟你们要人呢！如果我的孩子出了什么事，不但我要跟你们算帐，历史也绝饶不过你们！”说罢，父亲贺龙甩下那群呆若木鸡的造反派们，旁若无人地走进院门，回屋休息了。

　　父亲命令那些造反派送回李明清，警告他们不许碰李明清是因为李明清并不在家，已经有段时间没联系了。他为李明清担心忧虑，他要保护他的孩子李明清。

　　但是，那一场浩劫，特别是有林彪、江青那样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疯狂迫害，贺龙终于没有能保护住李明清，并且自己也被囚禁，受尽折磨，终于被迫害至死……





贺龙生与死最后一面



最后一面

　　1969年6月9日下午3时4分，共和国元帅，我的父亲贺龙被迫害至死。当晚大雷雨。其后连续三年，每年6月9日大风雷雨，传言终于出来，都说这是天哭元帅沉冤不得昭雪。1973年2月29日，毛泽东主席在一次谈话中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的人，贺把他杀了。要为贺龙平反。”也怪，这一年的6月9日没有下雨。

　　我至今记得1969年6月9日那天的情景。

　　下午，我在北大篮球场看人家打篮球。在那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年代，没有什么人搭理我，都与我“划清界线”，我自己也注意不要给别人找麻烦，尽量少与人来往。

　　可是，忽然有人喊我“贺晓明！”

　　我看到军宣队的几个人在招呼，那位组长就是中南海一区的老李同志。

　　“哎哎，你来来，”他看我发怔，继续招呼，“来，咱们谈谈。”

　　我随他们进屋，不知要谈什么？

　　“你们机关来人，”他指指屋里坐的两名军人，“要接你去谈话。”

　　我望望那两名军人，心里咯噎一下。那是一惊一诧的年代，什么不可思议的事都可以发生，什么荒唐故事都可能成真。找我谈什么呢？我实在想不出。脑子转了转，决定他一拖，缓冲一下：“你，你们等等，我拿个书包去。”

　　上楼取书包，走一圈也没想出任何名堂，自然也想不出做什么应对准备，就那么心乱脑空地随他们上了车。

　　车出北大校门，没朝城里开，直奔运河方向，我的心又怦怦起来：坏了，看来是要关押我了……

　　沉默一段路，坐司机旁的军人侧身回头，望住我说：“告你件事，你爸爸病重，我们现在接你去看看。”

　　脑子轰地一响，仿佛遭了雷击，又像从山崖摔下，轰然落地。半晌我才透过一口气。顿时明白了什么。“文革”的经验，像父亲这样“失踪”的领导干部，活着肯定不叫见面，叫见面一定是死了……

　　“爸爸！”我心里惨叫一声，泪水便如泉涌一般溢出眼眶，滔滔不绝。在那一瞬间，我鲜明地想起两年多前与父亲的分手。由于“造反派”不断冲击我家，根据周总理的意见，父亲临时住进新六所。一天吃完饭后，我向父亲告别：“爸，我回学校去了。”

　　“唔，你走吧，要听毛主席的话，在大风大浪里锻炼……”父亲像是有许多话想讲，却又忍住了没说下去，他将我送到楼梯口，一直看着我走出屋门……

　　谁能想到，这一别就再未见面，连父亲被关到什么地方都不知道。父亲手扶楼梯忧心忡忡又慈爱不舍地望着我的情景历历在目，可现在，现在我将会看到什么？

　　“不，我不去看，”我泪下如雨，哭喊出声，“你们送我回去！”

　　我的心碎了，我不敢去面对那个无论如何也难以置信的残酷现实。

　　“不行啊，这是首长的关心，”那个军人停了停，说：“你得去看看。”

　　汽车飞驰，载着我直奔那个可怕的现实。我只剩了哭，哭一路，泪水不尽。我感到自己那么孤立，便想到了唯一能见到的亲人：“我哥去不去？”

　　“已经派人接去了。”

　　我的心多少踏实点。哥哥鹏飞是我的一个支柱。父亲失去音讯，我们兄妹相依为命，互相帮助。鹏飞得了重病，发高烧，我以为是感冒，设法出去买点牛奶给他喝。买回奶来一看，他的眼睛都黄了。我惊叫：“糟了，是肝炎！”忙把他送到同仁医院，经检查，果然是黄疫性肝炎急性发作。我们没有钱治病，更没钱住院，我急得耍死，终于想到给父亲过去的秘书打电话。秘书说需要向上报告，这一报告就迟迟没了消息。我半夜去找贺彪，他帮忙找老中医，买中药。后来把消息传到陈毅那里，陈毅“发牢骚”，在一次谈话中说：“啊贺老总的儿子得了肝炎，连医院都住不上！这也是‘文化大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哥哥才住进医院。是用蹦蹦车送去的，送的人把全身衣服都烧了，怕传染。只有我们兄妹情不怕传染……

　　汽车驶入三○一医院，我被带到外科大楼医生办公室。门开时，看到哥哥鹏飞已经阴沉着脸坐在那里。我不会说话，也说不出一句话，只会哭，没完没了流泪。

　　专案组一位高个子姓卢的人，谈公事一样宣布：“啊，来坐来坐，我让医生来讲最后的抢救情况。”

　　他的旁边有位中等个，四方脸的人，拿着本和笔，随时记录。

　　“首长很关心这件事。”姓卢的所言首长，是指黄永胜。“他一再交待，要让家属看遗体，你们要明白，这是组织上对你们的关心。”

　　我们这个年龄以上的人多数都不难忆起，在那一个接一个运动中，多少人挨整，哪怕整残人，整死人，整得妻离了散，家破人亡，最后还要让人“心服口服”地感谢“组织关心”。

　　我们没说感谢关心的话，我们没有话，我一个劲流泪，哥哥一个劲出汗：我泪下如雨，哥哥汗下如雨。

　　专案组的人递上茶杯：“你们喝水。”

　　哥哥说：“我不喝，我要烟。”

　　专案组的人说：“可以。”他们买来两包烟，哥哥就一支接一支地吸起来，在烟雾弥漫中听医生讲完了“抢救”过程。

　　片刻的沉寂，那寂静在浓浓的烟雾中尤显沉重。

　　“你们有什么要求？”专案组的人先打破了沉静。

　　“只有一个要求，我要见妈妈。”哥哥比我坚强，他提出要求。我跟着点点头。

　　“可以可以，”专案组的人说，“她就在这里。”

　　我们被带进一间阴暗的散发出霉味的储藏室，见到了熟悉而又变陌生了的母亲。她坐在一张床板上，床板是架在两条长凳上，长年的监禁，使她头发变白，目光变得滞涩。她戴一顶黄帽子，穿着毛衣，像是仍然感觉冷，默默地望着我们兄妹。

　　“妈！”我嘴唇抖了好久，才终于叫出声。两年半音讯全无，我叫妈都拗口了。我扑过去，抱住母亲，哭得昏天黑地。

　　长期关押，母亲讲话都显得困难，只会机械地重复：“我很好，我很好，组织上对我还很好……”

　　那样的环境，还能说什么呢？母亲抚摸我，又看看哥哥鹏飞，轻声问：“你们怎么穿这么单薄？”

　　“妈，”我心里一阵酸痛，泪水以新的势头涌出，“现在已经是夏天了！”

　　我的长期被关押的母亲，她说她很好，可她连春夏秋冬都没有条件去分辨！我哭着去打开了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