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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六通知》下发后，作为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文化革命”开始了。
山西省委传达了中央关于彭、罗、陆、杨问题的文件。
高平县委王副书记对黄克诚说：“黄老，我思想不通啊！这些都算错误，我们天天犯错误，不知有多少错误呢！”
对此，黄克诚难以回答，只有沉默。
这时，还没有揪斗黄克诚，也没有批他的大字报。
黄克诚以为，他和彭德怀的问题已经受过长期审查，这次可能不再追究了。
后来，黄克诚到离石、中阳、临县、方山等县去检查农业工作。这次往返个把月，回到太原已是7 月份了，已经满街都是大字报了。
黄克诚不便再去外地检查工作，就天天去看大字报。
有时，黄克诚与同院的刘副省长下棋消遣，也不议论什么，因为实在弄不清楚。
国庆节开会时，省委通知黄克诚不要去参加了。
周围的气氛显得越来越令人不安。
看来凶多吉少，黄克诚有种预感。
黄克诚虽然经历过无数次运动、斗争，但对“文化大革命”还是摸不着头脑，对它会怎么发展，心中完全无底。就这样，过了1966 年。
1967 年1 月。刚过新年的一天。
太原。省委大院。
北京地质学院、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三十多人，气势汹汹地闯进了黄克诚宿舍。
“走，快跟我们走！”他们对黄克诚又推又嚷。
“你们要干什么？”黄克诚喝问，一脸正气。
“于什么？就是要你黄克诚跟我们走！”
“为什么？”
“你自己难道不明白？”
黄克诚见事已至此，便说：“那得通知我的秘书，报告省委、省政府一下。”
黄克诚抓起电话机要打电话。他们动手阻拦，不许黄克诚打。
黄克诚故意发脾气，把电话机重重地摔到地上，又大喊大叫：“你们为什么不讲理？”
这一吵闹，吸引了大院里许多人来看热闹。
黄克诚想：有这么多人看见，就不会没有人知道我的去向了。再和他们争吵也没有什么作用。
于是，黄克诚回头对这些学生说：“我可以跟你们走了。”黄克诚在太原被关了一天，第二天就被押上火车。车行一夜，便到了北京。
黄克诚陷入了沉思。他想，在山西总计呆了一年多一点就又回来了。可笑当初还打算在山西长久住下去呢？想到这里，黄克诚不免大发感慨。
大街上尽是花花绿绿红红白白的大字报，到处是“打倒”、“火烧”、“炮轰”等字眼。
黄克诚先被带到了地质学院。有不少学生监视他。黄克诚便和他们聊天，试图了解情况。
有个学生说：“薄一波也给我们抓来了，是我们抓的。”黄克诚本想通过闲谈，劝他们清醒一些。但是，他们正陶醉于这种“革命”行动中，自然不听黄克诚这个“大黑帮”的话。又过了一天。黄克诚听到他们议论，说是上面不肯收容他。这一下，抓他的人似乎伤了一阵脑筋。
后来，终于得到了北京卫戍区对黄克诚实行“监护”的决定。于是，黄克诚又被送到一个简陋的营房里，改由北京卫戍区“监护”了。
当时，黄克诚不知身在何处。直到有一次从一张买东西的发票上，看到五棵松某店字样，才知道是在五棵松附近。此后，黄克诚常常和看守他的人吵架。他们对他有侮辱行为时，黄克诚就反击。
黄克诚明知自己年老体衰，和年轻小伙子打架是自找苦吃，但他打不过也打，不甘蒙冤受辱。
这么一来，他们反而感到为难了。他们心里嘀咕：这老家伙找死，动不动就拼命，难办！
1967 年1 月，黄克诚前列腺急性炎症发作，异常痛苦。一个军医给他在尿道中插了一根很粗的导尿管。黄克诚十分难受，觉得长此下去总不是办法。
便写信给中央文革负责人陈伯达，要
369 求住院治疗。此后，黄克诚住进了二六七医院。3 月，黄克诚的病情基本得到了控制。专案人员带来了黄克诚夫人唐棣华来看他。
此地此景，两人不知说什么才好。于是，他们握握手，相对一笑，然后便坐下来谈病情。
3 月10 日，黄克诚出院，监护地点转移到玉渊潭一带。在这里，被监护者每人住间小屋，相互隔离。黄克诚过着失去自由的孤独日子。
他的住房只有九平方米，除了一张床外，只有一张小桌，一只小凳。此外一无所有，什么也放不下了。
这时，山西那边黄克诚的秘书把他指定的报纸参考资料等按要求寄到这里，家里也通过专案组送些衣服、食物和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
黄克诚在这里写诗纪事：
七律纪实
无端入狱亦寻常，
且把牢房作学房。
日习楷书百余字，
细研经典两三章。
粗粮淡菜情偏好，
板床薄褥睡亦香。
尚有闲情觅闲趣，
斗居旋转乐洋洋。
4 月，黄克诚看到窗外一棵桃树上桃花似火，灿烂如霞。但是，不久就被狂风刮得零落不堪。
黄克诚由此想到多次陪彭德怀等同志被批斗，以及看到大批干部被打倒，便无法控制自己愤懑的感情，又作词一首：
调寄蝶恋花桃花
满树桃花红烂漫，
一阵狂飘，吹掉一大半。
落地残红何足羡，
且待来年看新瓣。
人间变化千千万，
升降起落，犹如急流泛。
天翻地覆大转换。
英雄转瞬成坏蛋。
后来，专案组发现这首词后，如临大敌，一方面要“监护”单位找原因，查明黄克诚为什么有条件写诗填词，同时责令严密监视黄克诚的行动，杜绝类似事件发生。
黄克诚敢作敢为，毫不隐瞒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他在一份材料中写道：
我于1967 年5 月至12 月间，填了一首《蝶恋花》词，题名是“桃花”。
这首词表达了我在这个时期里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心情。
在谁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打倒谁的时期，黄克诚把自己对“文革”的看法痛快淋漓地表达出来，这既体现了他极高的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又充分显示了他一向无私无畏、敢讲真话的品德。
为此，专案组不但多次对黄克诚进行批判，而且作为一条371“罪状”
写在黄克诚的“审查结论”中。
这期间，黄克诚一共被批判了二十次左右。
从8 月起，专案组又重新对黄克诚进行审查。
审查者先是从他的自传中找矛盾，让他一件事一件事写书面交代。有些问题卡住了，就进行调查。专案组为此曾跑到黄克诚老家两次。凡是黄克诚到过的地方，都要一一调查。这样，一直到1968 年3 月，一共审查了8 个月。
他们着重查黄克诚的入党问题，逼他承认是假党员。这令黄克诚哭笑不得。黄克诚想，自己在党的领导下参加武装斗争，出生入死几十年，怎么会是假党员呢？
原来，黄克诚入党时的证明人，都在战争中牺牲了。只有一个介绍人活着，而这个人却说他不记得介绍黄克诚入党。此人确实是当时湖南第三师范学生运动的负责人之一。但是，黄克诚入党情况特殊，是和另一同志一起先与特委接头，得到同意后，再请第三师范的同志担任介绍人的。
黄克诚入党时，和他谈话的同志是由特委派来的，入党后又由特委和他直接联系，所以和第三师范的介绍人反而没有多少接触，也没有在学校过组织生活。这样，湖南第三师范的同志忘记了，不足为怪。
但是，根据这一点，就认为黄克诚是假党员，简直毫无道理。
专案组不顾黄克诚说明的情况，对他大搞逼供信，甚至采取车轮战法，通宵达旦，不许他休息。有时，甚至采取打骂等侮辱手段。
这一段时间，通常总是十几个人围攻。
一天，忽然来了二十多人，威风凛凛地摆出要打人的架势。先由两个人抓住黄克诚的膀子，使他动弹不得。黄克诚一看情况不妙，不愿受辱，便使劲挣脱出一只手，抓起桌上的茶杯猛砸自己的头。于是鲜血直流，黄克诚马上休克了。
这帮人没有料到会出现这种情况，只好僵旗息鼓而去。管理人员请医生给黄克诚包扎了伤口，又让他休息了一天。对此，黄克诚十分气愤。他马上给林彪写信反映情况。信中说：
我入党四十余年，历史长得很，要找碴，可找之处甚多。他们根本不懂历史，不懂旧社会，不能理解我们的路是如何过来的，一味瞎纠缠搞下去，搞到我八十岁也搞不究。这种逼供方法，势必逼得人乱说，牵累许多无辜者。
这个教训历史上已经有不少。固主席事忙，只好写信给你，请考虑一下。
黄克诚请傅崇碧转交此信，后来知道林彪收到了此信。黄克诚不仅写信揭露专案组的迫害，而且还当面对专案人员不顾事实的逼供和谩骂给以义正辞严的回击。
一天晚上，专案人员见黄克诚伤势已无大碍，就重整旗鼓，又来围攻。
整整逼了黄克诚24 小时，仍旧一无所得。
这时，一个装腔作势的家伙用手指着黄克诚，骂道：“你这个混进党内的反革命，这么顽固！”
黄克诚大怒，忍不住骂道：“你他妈的懂个屁！”这下子，他们几十人围了起来。
“好啊，你骂人，气焰那么嚣张，真是现行反革命！”有人吼道。
黄克诚想：你们可以换班，我可必须争取休息，留点精神对373 付你们。
于是，他说道：“好吧，我骂了你，你是革命造反派，骂你就是骂革命造反派，就算是反革命吧！”
他们听了这句话，觉得取得了初步胜利，这才罢手而去。
第三天，他们又来逼问“假党员”问题，准备仍用上次的方法来达到目的。
但是，黄克诚已想好了对策。黄克诚不等他们开口，就不慌不忙地说：
“我要发表声明：从你们开始对我逼供的那一天起，凡所有你们逼我写的检查材料、交代和讲话中被迫说的话，我现在宣布一律无效。今后，你们逼我再讲、再写的东西，也同样一概无效。特此当着你们大家，郑重声明。”
黄克诚的声明使专案人员大出意外，他们目瞪口呆，好长时间什么话也没说。
过了一会儿，他们又改问黄克诚：“你为什么写信给林副统帅，不经过我们？”
“经过你们，这信就转不到了。我对你们有意见，写信给你们的上级领导，为什么一定要经过你们？”黄克诚理直气壮地回答。
从此，专案人员的态度有所改变，“提审”、“批斗”的方式平和多了。
那彪形大汉的打手也不来了，他们对黄克诚改用说教、劝供的方式。
他们连续劝说了一个星期以后，问黄克诚：“你听进去了没有？”
“有那么一两句我听进去了。你们王组长说，我是因为参加革命，才得到党和国家的任用，担任了重要职务。这句话说得对，我听进去了。其余的话，你们全白说了，我一句也没听进去。”黄克诚瞪了他们一眼说道。
以后，专案人员就让黄克诚写详细的自传。他们这些人头脑冷静了一些，可以听得进一定的道理了。
于是，在这次自传中，黄克诚写了上次没有写的一件事。
1929 年，黄克诚奉命从井冈山回湘南开展游击战争，失败后遭到敌人通缉。黄克诚无法藏身，便来到长沙。经当时在国民党二师工作的同学介绍，化名当了该师三个月的图书管理员。后来，他把此事向组织作了报告。
当时，处于白色恐怖时期。为了隐蔽力量，党规定经过组织同意，可以自谋职业。因此，黄克诚虽然事先来不及征得组织的同意，但随后即作了报告。
专案组左调查右调查，也没有查出什么事。
后来，1984 年整党时，当调查人员向他了解“文革”中专案人员的问题时，他说：“1975 年专案人员给我写的‘结论’，不能看成是诬蔑。1929年，我在国民党军队当过三个月的图书管理员一事，虽然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战初期曾向组织报告过，但延安整风就没有交代。那时搞‘抢救运动’，怕交代后没完没了。这是事实，我认错。”
黄克诚光明磊落，泾渭分明。
1968 年8 月，黄克诚又被转移到公主坟一带。
1970 年，黄克诚仍旧被监禁。冬天冷得很，手臂疼痛，黄克诚采取了自我疗法，用强力按摩疼处，倒也颇有效，以后，他就经常进行自我按摩。
1971 年9 月13 日，林彪叛国事件发生后，监管人员的态度大大改变。
1972 年，黄克诚从广播中得知老上级陈毅逝世，极为难过。后来，又听说刘少奇、贺龙、陶铸等也都在“文革”期间逝世，但不知详情。
不久，准许家属探视了。一次，黄克诚的夫人带着子女来看黄克诚。他们除了谈家里的情况外，主要是谈社会经济情况。这是黄克诚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此时，监管越来越松，只是需要写检讨应付差事。到1973 至1974 年，管制更加放松，问也不大问了。
1974 年，黄克诚因病住院。他得知彭德怀也住在这个医院，但两人都在监护之中，仍是不通消息。彭德怀因病逝世，黄克诚一点也不知晓，后来才听说此事。
1974 至1975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