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宿，在文学上也有了自己的知音。
由此我们大体知道，李白这次进入长安，的确得到上至天子、下至大臣的器重，那么他究竟担任了什么官职，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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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在长安究竟担任了什么重要的官职？对此，各种文献有着不同的说法，但总的结论是：李白被授予了翰林之职——
天宝初，玄宗辟翰林待诏。
（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
遂直翰林，专掌密命。
（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
与筠俱待诏翰林。
（《新唐书·文苑列传》）
有诏供奉翰林。
（《旧唐书·文艺列传》）
置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潜草诏诰，人无知者。
（李阳冰《唐李翰林草堂集序》）
白亦因之入翰林，名动京师。
（魏颢《李翰林集序》）
这些文献的记载比较模糊，有的就说是翰林，没有具体说是翰林学士还是翰林供奉、翰林待诏，还有的将这几种说法混在一起。这对李白身份的辨别就出现了问题。那么，翰林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职务呢？李白主要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呢？
其一，李阳冰《唐李翰林草堂集序》的记载应该是李白的说法——他经常出入金銮殿与翰林院，玄宗向他询问国政，在翰林院中秘密起草诏书，外臣不得与闻。有的时候玄宗需要李白起草诏诰之文，尽管李白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但依然能够迅速完成任务。
根据文献记载，他还起草过一篇和蕃书：“草答蕃书，辩如悬河，笔不停缀。”（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这个文书也许是唐朝与吐蕃间的外交文书，可见李白可能精通吐蕃等外国文字。
其二，李白为玄宗与太真妃杨玉环写诗助兴。著名的《清平调》三首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中诞生的。唐玄宗开元年间，兴庆池东沉香亭畔栽种了不少名贵的牡丹，到了花开时节，五颜六色，煞是好看：
开元中，禁中重木芍药。会花方繁开，帝乘照夜白，太真妃以步辇从，李龟年以歌擅一时之名。帝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辞为！”遂命李白作《清平调》辞三章，令梨园弟子略抚丝竹以促歌，帝自调玉笛以倚曲。
（《松窗录》）
玄宗度曲，欲造乐府新辞，亟召白。白已卧于酒肆矣，召入，以水洒面，即令秉笔。顷之成十数章，帝颇嘉之。
（《旧唐书·文艺列传》）
诗曰：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花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
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
太真妃杨玉环本是唐玄宗儿子寿王李瑁之妃，后被唐玄宗看中，但直接迎入宫中有碍声名，就先将她度为道士，再以道士身份进入宫中。当时杨玉环的身份还是道士，但已经入住兴庆宫陪侍玄宗。
第一首词写太真妃的美貌。太真妃的衣裳如云彩一般灿烂，容貌如牡丹般美丽，承受着皇帝的恩宠，这样的美貌真是人间少有，只有在仙界才能一见。第二首词将太真妃与巫山神女、赵飞燕作比，进一步渲染玉环所受宠幸。诗说楚王与神女的巫山爱情虽美，但与玄宗、太真的爱情相比却不过是虚幻的梦境。在大汉的皇宫里，有谁可以与贵妃所得的恩宠相媲美？恐怕只有新妆之后的赵飞燕了。第三首词写美丽的牡丹花正盛开，美艳的太真妃也在身旁相伴，玄宗心中是多么愉悦！有名花美人在眼前，心中的任何惆怅都会消散。
由此可以看出，李白初至长安时与唐玄宗的关系很密切。而李白这一时期的心情心境也颇不寻常，他后来写诗回顾自己在长安这段生活的时候也很得意。在《东武吟》中，他说：“君王赐颜色，声价凌烟虹。……归来入咸阳，谈笑皆王公。” 意思是说，自己得到皇帝的宠信，往来宫禁之中，声誉与身价很高，仿佛就要进入唐太宗专门表彰功臣的凌烟阁了，身边谈笑的人物都是王公大臣。当初唐太宗为了表彰功臣，曾将二十四功臣画像立在凌烟阁上予以表彰。李白觉得凭借自己的声誉、才华也一定可以进入凌烟阁。
将杨妃比作“飞燕”是不敬吗（2）
再如《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汉家天子驰驷马，赤车蜀道迎相如。天门九重谒圣人，龙颜一解四海春。翰林秉笔回英盼，麟阁峥嵘谁可见。承恩初入银台门，著书独在金銮殿。……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自己奉诏进入长安，如同汉武帝召见司马相如一样无比荣耀。拜谒天子龙颜大悦，四海之内草木逢春。身为供奉翰林，深受皇帝的器重，每天都出入在翰林院，著书在金銮殿。当年嘲笑我低微贫贱的人，现在却来纷纷与我结交。
又如《驾去温泉后赠杨山人》：“一朝君王垂拂拭，剖心输丹雪胸臆，忽蒙白日回景光，直上青云生羽翼，幸陪鸾辇出鸿都，身骑飞龙天马驹。王公大人借颜色，金璋紫绶来相趋。”一朝得到君王的重用，就要全心全意地为国效力。得到皇帝的恩遇，就会青云直上。我陪侍着皇帝驾出城门，胯下是圣上所赐的
宝马。王公大人纷纷前来巴结，大官显要都来与我交往。言辞之间颇为得意、得志。
按照李白的这些说法，他刚入长安时，政务繁忙，社会活动很多，王公大臣都纷纷看中他的地位与才华，他在长安必定能够大展宏图。
问题的关键在于，既然李白天宝元年秋天进入长安时，深受朝廷上下尤其是玄宗皇帝的器重赏识，那为什么天宝三年初春，李白就匆匆离开长安呢？要知道，李白为了获得这个一飞冲天的大好良机，整整努力、等待了十几个年头，然而当机会真正来到身边的时候，他却只在长安待了不到两年时间！区区一年多的时间，又如何能够实现他的宏图大志呢？在李白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难道他真是可以“潇洒”、“浪漫”到如此地步的人吗？
显然不是。应当说，李白离开长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最核心的原因或者问题在于：李白在长安宫中究竟担任过什么具体的职务？这个职务与李白所要实现的政治理想之间有没有必然联系？换言之，李白在宫中所担任的职务是否能够帮助他实现远大的政治理想？这其实是李白此次长安之行成败与否的关键，也是他是否有必要居留长安的关键所在。
经过考察研究，我们得出的答案是：李白在长安期间，虽然得到唐玄宗的礼遇与敬重，但是他并未真正得到玄宗的政治重用，因为他所担任的不是具有政治意义的“翰林学士”，而只是陪侍皇帝游戏诗文的“翰林待诏”或“翰林供奉”。这两个职位有着本质的区别。说通俗一点，李白进入了宫廷，见到了皇帝，但皇帝递给他的不是谋划江山、起草诏书的天子之笔，而是一支粉饰太平、润色王业的词臣之笔。对于李白来讲，这支笔并不能给他描绘出美好的政治前途，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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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同在皇宫禁地，翰林待诏与翰林学士的差别究竟在哪里？才华横溢、胸怀抱负的李白为什么就不能成为翰林学士呢？
如果我们认真翻检一下有关史料，就会发现，新旧《唐书》中没有李白担任翰林学士的记载，李白的诗文中也从未称呼自己是翰林学士。至于他的朋友如杜甫、贾至、任华、独孤及、魏颢等人在与他交往的诗文中，也没有人称他为翰林学士。中晚唐时代，几位做过翰林学士的官员，都曾专门著书整理记录有关唐翰林学士的史料，如李肇《翰林志》、元稹《承旨学士院记》、韦处厚《翰林学士记》、韦执谊《翰林院故事》、杨钜《翰林学士院旧规》、丁居晦《重修承旨学士壁记》等。正因为有这些资料，我们对从唐玄宗开始直至晚唐的翰林学士才有较为清晰的了解。在这些资料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李白的姓名。可见，李白从未担任过翰林学士，他担任的是翰林供奉。
那么，翰林供奉与翰林学士有什么区别？这得从翰林院与翰林学士院的区别说起。
唐代的宫廷制度规定，凡是皇帝行止所到之处，要有御用文人、术士等候诏命。这些御用文士、术士并非皇帝的政治助手，而是陪侍皇帝从事文艺游赏之事。这些人当中有吟诗作赋的文词之士，有饱读典籍的经学之士，有算卦者、杂耍者、司棋者、论道者、念佛者、求仙者、书画者，吹拉弹唱，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他们在翰林院里随时等候皇帝的召见，所以叫翰林待诏，也叫做翰林供奉。皇上赏月，便召唤诗文待诏写诗助兴；皇上游园，看见景色迷人，便召唤画待诏作画等等。
有时候，皇上偶尔也会询问翰林待诏一些政治问题、民生问题，甚至要他们起草一些并不重要的一般性文书（不是诏书），但这并非他们的主要工作，从根本上来说，他们的工作与政治毫无关系，皇帝也不会将他们这个群体与国家政治联系在一起。在宫廷中，他们与皇帝的关系虽较为密切，有侍奉之便，但是并没有什么政治地位，更不可能发挥较大的政治作用，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政治前途。
诗文待诏只不过是诸多待诏中的一种，其地位比其他待诏要高一些，其中有一些表现优秀的诗文待诏，也会逐渐发展到给皇帝起草诏书，具有了政治身份，但这批人数量并不多。
再来看翰林学士。朝廷中负责起草皇帝诏书的是中书省的中书舍人，古代负责诏书起草的工作非常重要，实际上是参与国家重大事务的决策工作。唐玄宗即位后，随着国家行政事务的日益繁多，原本负责起草诏书的中书省官员，特别是中书舍人繁忙不堪，工作效率低下。玄宗于是常常抽调朝廷其他部门中一些精通文辞、学识渊博的官员临时负责起草诏书的工作，这属于临时差遣工作，这些人常常被称为翰林供奉或翰林待诏，他们的临时办公地点就在翰林院中，与那些御用文士、术士的待诏们在一起办公，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人才与杂流并处”。
开元二十六年，玄宗进行了一项改革，将那些专门负责起草诏书、执掌朝廷密命的翰林供奉（待诏）正式改称为翰林学士，并在原来翰林院的南面修建翰林学士院，与北面的翰林院区别开来。这个时候，翰林学士就从原来的翰林院杂班子中脱颖而出，翰林学士草诏也就由临时性的差遣逐渐成为固定的职务。这样，起草诏书的翰林学士们就在南边的翰林学士院办公，主要从事政治决策、政治顾问与起草诏书的工作。而那些陪侍皇帝娱乐游赏的翰林院待诏们还继续在翰林院里待诏，从事侍奉皇帝文化娱乐的活动。
与翰林供奉或者翰林待诏不同，翰林学士们的权力很大，在当时扮演着重要的政治角色。他们的出现从客观上分解了中书舍人的权力，也就是分解了宰相的权力。因为中书舍人是直接受命于宰相的，而翰林学士是直接受命于皇帝的，不从属于任何其他官僚机构。所以翰林学士又被称做天子私人，即是皇帝的私人政治秘书和政治顾问，它的设置是玄宗集中皇权的一个重要步骤。皇上要通过设立翰林学士分割宰相的权力，扩大皇权。到了唐代中期，翰林学士，特别是他们的首长翰林学士承旨，往往十之八九都是宰相的预备人选，所以被称之为“内相”，可见这个职位的重要性。
“浪漫选拔”只在传说之中（2）
翰林学士有一个特点，即本身并不是一种有品级的官职。唐代史书说，从正九品至正四品的官员都有机会担任翰林学士。但是翰林学士本身没有品级，也就没有俸禄，所以担任翰林学士者必须有其他正式的官职，才能在官场上有属于自己的序列，才有与官职相应的俸禄。唐德宗时期的翰林学士姜公辅、唐宪宗时期的翰林学士白居易都遇到过一个同样的问题，就是没有俸禄来支撑生活，所以他们请求皇帝能够给他们挂一个官职，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拿这个官职所具有的俸禄：
姜公辅，……授左拾遗，召入翰林为学士。岁满当改官，公辅上书自陈，以母老家贫，以府掾俸给稍优，乃求兼京兆尹户曹参军，特承恩顾。才高有器识，每对见言事，德宗多从之。
（《姜公辅传》）
居易奏曰：“臣闻姜公辅为内职，求为京府判司，为奉亲也。臣有老母，家贫养薄，乞如公辅例。”于是，除京兆府户曹参军。
（《白居易传》）
所以，唐代的翰林学士都有一个别的官职，他在朝廷上排列次序的时候就以这个官职的高低为根据，而在皇宫内设宴时翰林学士排在宰相之下，一品官员之上：“班次各以其官，内宴则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 宪宗时，又置‘学士承旨’。唐之学士，弘文、集贤分隶中书、门下省，而翰林学士独无所属，故附列于此云。”（《百官志》）
从这一点来看，李白所担任的绝对不是翰林学士，而是翰林待诏。因为他在长安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担任任何官职，唐玄宗也从未给他任命过任何官职，这不符合翰林学士任职的常例。因为他只是翰林待诏。对于唐玄宗而言，也许根本就没有想在政治上使用李白，他与其他在翰林院中的那些僧道术士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只是一个侍奉皇帝文化娱乐的御用文人而已。
因此，李白在长安的命运从一开始就被严格地限定在另一个框架当中。他的办公地点不在南面的翰林学士院中，而是在北边的翰林院当中。也就是说，从玉真公主将他推荐给唐玄宗开始，玄宗就是将他看做侍从文人人选，而不是政治人物人选，所以才将他置于翰林院之中而不是翰林学士院中。
从玄宗时期翰林学士的选拔任用程序上来看，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从朝廷的官员中选拔出来的，而从未将一个布衣之身直接选拔进入翰林学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