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玄宗时期翰林学士的选拔任用程序上来看，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从朝廷的官员中选拔出来的，而从未将一个布衣之身直接选拔进入翰林学士院。而对于李白的选拔就不一样，那种由民间草泽布衣之士直接跃上龙庭的浪漫选拔方式，固然非常符合李白本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的奇幻理想，但却远远不是翰林学士选拔的正规程序。毕竟对于政治顾问、政治秘书的选拔要严肃得多，也要慎重得多。对于李白的推荐选拔显然更符合一个文人的标准，而不是政治家的标准。
“赐金放还”的体面送客（1）
尽管玄宗并未在政治上重用李白，但能直接进入唐王朝的政治中心却是李白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李白在任翰林供奉期间以及日后的许多时间里，都创作了不少作品来记录这段生活。如在长安时期所写的作品：
巨海纳百川，麟阁多才贤。
献书入金阙，酌醴奉琼筵。
屡忝白云唱，恭闻黄竹篇。
恩光照拙薄，云汉希腾迁。
（《金门答苏秀才》）
羽林十二将，罗列应星文。
霜仗悬秋月，霓旌卷夜云。
严更千户肃，清乐九天闻。
日出瞻佳气，葱葱绕圣君。
（《游宿温泉宫作》）
除此之外，还有《从驾温泉宫醉后赠杨山人》、《温泉侍从归逢故人》、《朝下过卢郎中叙旧游》等诗，从中可以看出，李白尽管只是个翰林院待诏，而不是翰林学士，但他的诗中也洋溢着入朝的骄傲，他热情地赞美朝廷，称赞皇帝身边卓越的人才，当然他自己也是这诸多贤才中的一位。在他的诗中，皇帝游温泉宫具有政治祥瑞的特征，在他的心中，玄宗是一个圣君，如同太阳一样伟大，可以给唐王朝带来美好的气象。
但是李白毕竟没有在玄宗身边扮演政治角色，只是一个御用文人，这离他的政治理想有着很大的差距，他因自己的诗文得到玄宗的赏识，但这种赏识与玄宗对优伶的赏识没有本质区别。所以李白虽然在玄宗身边，但他的内心是极度不平衡的，他巨大的理想与现实的处境之间有着很大的差距，这也使得他的内心非常郁闷。
在他的诗中，从来没有为皇帝起草诏书或者机要文书的记载，有关政治生活的记录也仅仅是“晨趋金门中，夕待金门诏”，即只不过是在翰林院值班，等待皇帝的诏命。这段时间，李白也曾感觉到失落，他的一些诗作表现了自己既闲散又无聊的情绪，如《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院内诸学士》：“观书散遗，探古穷至妙。片言苟会心，掩卷息而笑。”集贤院中藏书很多，李白常常与集贤院的学士、校理交流读书的心得体会，这也许是李白在宫中唯一可以进行精神交流的地方。但这并不是李白来长安的初衷，他更愿意与唐玄宗或者一些朝廷重臣来交流政治体会，而不是读书心得，但是在长安，唐玄宗一直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因而他的心情始终是苦闷的。
总之，李白在长安这一时期的诗文有两种倾向：其一表现自己深受玄宗器重时那种得意的情状，或者表达对皇帝的感恩之情；其二表现自己没有实现巨大政治理想抱负的怨愤，打算离开长安。
一年多以后，李白被“赐金放还”，但长安这段经历成为他一生最光辉的记忆。离开长安后，李白也写了不少回忆长安生活的诗文。其中不少是反映自己在翰林院的生活的，比如：
是时仆在金门里，待诏公车谒天子。
（《走笔赠独孤驸马》）
当时待诏承明里，皆道扬雄才可观。
敕赐飞龙二天马，黄金络头白玉鞍。
（《答杜秀才五松见赠》）
攀龙九天上，别忝岁星臣。
布衣侍丹墀，密勿草丝纶。
才微惠渥重，谗巧生缁磷。
（《赠崔司户文昆季》）
上皇闻而悦之，召入禁掖。既润色于鸿业，或间草于王言，雍容揄扬，特见褒赏。为贱臣诈诡，遂放归山。
（《为宋中丞自荐表》）
这些诗文所描写的情景与李白在长安时期的描述有很大的不同。在长安，李白即便有抱怨与不满，但那时他毕竟处于政治文化中心，那是一种居于优势的抱怨，那时候，他似乎随时都可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因为他就在皇帝的身边。可是，离开长安以后，也就离开了自己的政治理想，要想再进入唐王朝的政治中枢谈何容易，因而，李白对长安翰林院的这段经历就有了别样的感情。在他的记忆中，这段经历充满了值得回忆和值得骄傲的地方，其中显然带有夸张的成分，不能完全看做是历史的实录，因为李白并不曾担任过翰林学士的职责，是不可能参与起草诏书的，更不可能被委以政治重任。
“赐金放还”的体面送客（2）
但这种夸张出现在李白身上又是完全合乎情理的。我们所理解的李白是这样的：他对于自己政治前途的设计，对于自己政治理想的描述，对于自己政治才能的自许，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极富夸张与浪漫意味，这也是李白所有诗文一个突出的特点。
因而，他对于自己在长安的这一段特殊经历的夸饰也在所难免。尤其是当这一段经历以不大愉快的方式结束时，李白为了抬高自己今后进身仕途的身价，为了将这一段经历作为今后继续图谋政治前途的资本与基础而不是绊脚石，必然会对它进行必要的美化与修饰。毕竟，这是李白一生中唯一一次如此贴近大唐中枢的政治神经，是他唯一一次如此贴近自己政治理想的脉搏，这种珍贵的记忆与资本毕竟不是任何一个诗人都拥有的。
李白这些回忆、描写长安翰林院生涯的诗文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自己之所以在短短一年多后离开长安，既不是自己的责任，也不是玄宗的责任，而是宫中奸佞小人的责任，自己是在他们的迫害与排挤下离开长安的。所谓“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李阳冰《唐李翰林草堂集序》），“上重之，愈以纶诰之任委之，同列都所谤，诏令归山”（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谗惑英主心，恩疏佞臣计”（李白《答高山人》），“君王虽受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李白《玉壶吟》），“为贱臣诈诡，遂放归山”（李白《为宋中丞自荐表》）。总之，就是因为奸臣作祟，离间了他和玄宗之间的关系，所以才不得已离开长安。
那么； 李白在长安不得志不得意，不得不离开长安，除了翰林学士、翰林供奉这些体制上的原因之外，还有什么原因呢？是不是真的有人对他进行政治迫害？是不是真的有人进他的谗言？这就是下一章所要解决的问题了。
李白的政治机遇
一心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李白，由于处在御用侍从文人的位置上，在长安并没有得到唐玄宗在政治上的重用。然而这并不等于说李白在长安没有任何的政治机遇，相比较其他的读书人而言，李白身居长安宫中，玄宗身旁，获得政治机遇的机会要大得多，尤其是他身居翰林院诗文供奉，地位比其他类型的供奉要高，获得政治提升的机会更大。但是，李白并没有获得他所期望的政治机遇，当然也更谈不上政治业绩了。那么，李白为什么没有能够获得政治机遇呢？他为什么没有获得唐玄宗的器重赏识？民间盛传杨玉环、高力士在唐玄宗面前诋毁、诽谤李白，使他不得不离开长安，这究竟是真还是假？
虽然李白担任的不是翰林学士而是翰林供奉，但只要他继续随侍在唐玄宗身边，也许还有机会。事实上，后来有不少像李白这样的翰林供奉或者翰林待诏，甚至地位更低，只要真的具有政治才能，也有机会一展身手。难道，李白真的在长安没有遇到任何机会吗？
有资料显示，唐玄宗似乎曾有意授予李白官职，或者说存在这种可能性，但最终因为种种原因没有付诸实施。我们现在不妨做个假设，除去翰林学士这个体制性的原因，李白如果真的有获得做官的机会，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唐玄宗收回成命呢？
关于李白在长安谋求仕途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不同的答案。有人认为李白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非常黑暗，李白之所以离开长安，关键在于当时日益腐败的政治环境，唐玄宗的统治昏聩荒淫，忠奸不辨，听信奸佞小人对李白的谗言与诽谤，所以唐玄宗渐渐疏远了李白，打消了重用李白的念头；有人认为甚至李白离开长安这个行为本身就是唐玄宗统治日趋腐败黑暗的标志。这些观点的核心是：李白离开长安的主要原因不在自己，而在于奸臣当道，朝政腐败——这样的客观环境导致李白无所作为并遭到排挤。那么，李白当时所处的具体政治环境究竟如何呢？具体说来，李白所涉及的主要政治人物有唐玄宗、李林甫、杨玉环、高力士等，在当时，能够对李白政治命运产生影响的主要也是这几个人。
李白进入长安是在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这一年李白四十二岁，玄宗五十七岁，高力士侍奉玄宗已经十一年左右，李林甫担任宰相已经八年，开元盛世已经持续了三十年，二十四岁的杨玉环才开始以太真道士的身份入住兴庆宫，杨国忠还在遥远的四川处于穷困潦倒之中，三十九岁的安禄山刚刚担任平卢节度使，羽翼尚未丰满。
我们可以逐一分析，试着寻找这几个人与李白的利害关系，看看他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李白的政治命运。理清了这些，我们就能比较客观地分析李白失败的原因，从而客观地评价他在长安的政治生活。
高力士、杨玉环陷害过李白吗（1）
我们先来看高力士。高力士本名冯元一，是玄宗最宠信的宦官，也是唐代著名的宦官之一。他幼年入宫，由一个名叫高延福的宦官收为养子，所以改名高力士。由于曾帮助唐玄宗平定韦皇后和太平公主之乱，深得唐玄宗的宠信。在唐玄宗统治期间，他的地位达到顶点。在皇宫里，高力士拥有特殊的地位，就连李林甫和杨国忠也都争相讨好高力士。蔑视权贵、桀骜不驯的李白与高力士之间有什么特殊的交往吗？民间盛传力士为李白脱靴的故事，究竟是真是假？力士会不会因为给李白脱靴而怀恨在心，向玄宗进李白的谗言呢？
关于力士为李白脱靴的故事，最早的出处来自于唐人杂史笔记《国史补》（李肇撰）和《酉阳杂俎》（段成式撰）。故事是这样的：“李白名播海内，玄宗于便殿召见。神气高朗，轩轩然若霞举。上不觉忘万乘之尊，因命纳履。白遂展足与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势，遂为脱之。”李白在宫中受到玄宗的接见，神气高朗，气宇轩昂，玄宗被他的神采所震慑，竟然忘记自己贵为帝王之尊，允许李白脱下自己的靴子，意思是让李白随意一点儿，不必那么拘束。李白于是将脚伸给高力士说：帮我脱掉靴子！高力士一时手足失措，居然就给他把靴子脱掉了。
人们常常以这个故事作为李白傲视权贵，又受到玄宗格外宠爱的例子，殊不知在这段故事的末尾，李白离去后，玄宗对高力士说，李白这个人“固穷相”，意思是说，这个人成不了大器，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高力士为李白脱靴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很广，许多人信以为真，历代的戏曲小说中都有这个故事，成为表现李白在权贵面前傲岸不屈的典型例证。
然而，我们只要认真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这则故事大有问题。从故事的源头上来讲，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很值得怀疑。高力士到底是个什么人呢？高力士是当时唐玄宗最信任的“老奴”，对玄宗尽心尽力。“老奴”这个称谓毫无贬义，而是种特殊的亲近称谓。唐玄宗有一句话说：“力士当上，我寝则稳。”只要有高力士在宫中值班，我就可以睡大觉。以唐玄宗的英明神武，讲出这一番话来，充分说明他对高力士信任的程度。高力士对玄宗自然也是尽心尽力。《旧唐书·高力士传》记载：“景龙中，玄宗在藩，力士倾心奉之，接以恩顾。”正是由于高力士对玄宗的忠心耿耿以及平定太平公主政变的业绩，才使他得到了玄宗的信任，从而与玄宗关系密切，并拥有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和一定的政治权力：“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旧唐书·高力士传》）
尽管高力士有如此大的权力，但他本人从不乱政，而是全心全意地辅政。高力士这个人有三大性格特点：第一，对唐玄宗无条件的绝对忠诚；第二，做事非常谨慎——“力士谨慎无大过”（《册府元龟·内臣部》）；第三，在政治上特别精明。他向玄宗提的建议一般都是出于维护皇权、忠于朝廷的立场。玄宗有什么家事、朝政都愿意听他的意见，极其信任他。因此高力士在朝中地位相当高，唐玄宗也给高力士加官进爵。天宝初年，高力士被封为冠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进爵渤海郡公，后来又被封为左监门卫大将军，为正三品，权倾朝野。在宫中，玄宗一般不称呼高力士的名字，而是称他为将军，皇太子则称他为二哥，其他王子公主都叫他阿翁，尊他为长辈，驸马则称他为爷。
从这些称谓中我们就可以了解到高力士在宫中的特殊地位，以他这么高的地位，怎么可能为李白脱靴呢？李白固然清高自傲，但是从身份而言，毕竟只是个翰林待诏，他有多大的胆量，敢让高力士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在皇帝的面前给他脱靴？再说，李白自己非常珍惜这次入长安的机会，他在宫中侍从游宴、奉诏作诗都很谨慎。他既无可能也完全没有必要让高力士这个权贵给自己脱靴，这个行为不仅不会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只会带来很大的麻烦。退一万步讲，即便真有脱靴的事情发生，非但不能说明李白蔑视权贵，行为清高，反而只能说明李白是一个不识大体、不顾大局的人，其实，这种行为本身也并不符合李白的真实性格、个性。在大庭广众之下让高力士为自己脱靴难道就等于傲视权贵吗？从本质上来说，命人脱靴这种轻薄浮躁如同浪子一般的荒诞行为方式与李白浪漫豪迈、旷达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