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陈水扁肚皮上的伤口确实是枪伤；
二、这样的枪伤，不可能是自己打的；
三、必须做进一步的弹道实验及重建。
这些只是初步结论。那时我人虽在新西兰及澳洲讲学，但也没闲过，因为这三位美国专家都一直与我保持电话联系，随时汇报他们对“3·19”枪击案调查的进展。在他们离台前夕，魏契法医还在半夜打电话到新西兰，向我说明他们此行勘查现场、检验证物的初步结果。他认为陈水扁及吕秀莲的伤口均为枪伤。当时我问他，是不是确定结果，是不是三人共同的意见，我还问其他两人对此案的见解，他们三人均在电话上说明这确实是大家的共同意见。
这是一个极重要的关键问题。即使他们三人都一致认定为枪伤，我还是保持了客观的立场，因为我还没到过现场，尚未亲自了解案情，所以无法表达任何意见。
这个时候，我再也按捺不住了，为了增加人民的信心及顾虑台湾的前途，我当下便作了一个决定，回台湾协助勘查现场、检查物证，并重建枪击现场。明知是个火坑，我也要往下跳！
重返“3·19”枪击现场不眠不休，紧急动员（1）
由于行程紧凑，算一算，我能抽出停留在台湾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两天半，时间非常短，必须妥善规划，分秒必争。因为侦办任何案件，都需按照下列6个基本步骤：
一、现场证物保全；
二、搜集物证；
三、重建现场；
四、从人证、物证找嫌犯；
五、对嫌犯进行动机分析；
六、缉捕嫌犯到案。
这6个步骤中，第一步是在“3·19”枪击案当天就应该做的，我4月9日才到台湾，已经不可能做到第一步。同样的，搜集物证也是第一天就要做的，我隔了这么久，也很难再搜集到其余新的物证，只能就已经搜集到的物证重新检验。然后，重建现场。
其实，当我决定返台协助侦办时，我就与程晓桂及侯友宜联络，告诉他们所有的物证应立刻保持原状，不要再做任何的化学或仪器等破坏性的分析，并立即将所有的照片、档案等重要相关资料快递邮寄给我。在回台之前，我还必须做一些准备工作，例如我需要带哪方面专家担任我的助手、需要准备哪些检测仪器且须先做好校正、测试工作。在短时间内要完成这些准备工作，也是极大的挑战。
在刑事科学的鉴定工作上，“3·19”枪击案与别的一般刑案鉴定项目，并无区别，其中需要检验的重点，共有下列15种：
一、伤口是否为枪伤？
二、若是枪伤，是何种枪械造成的？
三、能否从弹头、弹壳来找到凶枪？
四、能否从弹头、弹壳及凶枪的设计，进而追到造枪者？
五、能否从工具痕迹找到线索？
六、能否从微物迹证中找到线索？
七、能否从弹孔位置来推测出弹道？
八、是否有制式火药残迹（GSR），如果有，能否用来推
测出开枪距离？
九、能否在吉普车上找到相关物证？
十、能否在挡风玻璃的弹孔上，找到相关线索？
十一、能否从台南的案发现场实地重建，找出线索？
十二、能否从枪击现场的重建步骤，推测出弹道方向？
十三、能否从枪击现场的弹道方向重建，推测出枪手的
射击位置？
十四、能否通过枪击现场重建，来描绘嫌犯的特征？
十五、能否从枪击现场录像带中，来找出嫌犯？
但是，单凭我一己之力，想要在短短两天内找出所有的答案，几乎是个“不可能的任务”（MissionImpossible），所以一定要成立一个集合各方面鉴识专长的“专家小组”，来进行复验鉴定的工作。将所有应该理清的问题及工作分析后，我决定要邀请专家：
一、伤口检验问题：
石台平法医前刑事警察局法医室主任。
陆受安医师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教授、名医师。
二、物证检验问题：
李昌钰博士前美国康州警政厅厅长、纽黑文大
学首席教授。
查理·欧斯利前国际鉴定协会会长、指纹鉴定专家。
三、刑案现场重建问题：
凯文·奥斯托纳美国犹他州法医中心激光专家。
李昌钰博士前美国康州警政厅厅长、纽黑文大
学首席教授。
四、国际法事务问题：
奥斯汀·莫归根律师前康州检察总长、名律师。
五、鉴识人员安全问题：
柯约瑟泰柯公司总裁。
六、台湾鉴识专家，处理特殊问题：
吴木荣医师任教于台湾大学法医学科。
林茂雄教授台湾“中央警察大学”鉴识系主任。
孟宪辉教授台湾“中央警察大学”科学实验室主任。
重返“3·19”枪击现场不眠不休，紧急动员（2）
对于这个“专家小组”的组成，要特别感谢义务负责协调及联系工作的两位幕后女功臣——瓦拉瑞·萧苛（我康州鉴识科学中心的女秘书）及内人宋妙娟女士，她们帮了我很大的忙，功不可没。我们一行7人，决定在台北会师。
至于检验仪器准备方面，因为大型仪器绝对无法运回台湾，于是我决定：
一、在DNA方面由刑事警察局法医室黄女恩博士（也是
我的学生之一）负责。
二、SEM…EDX（扫描电子显微镜）方面，由台湾”中央警
察大学”鉴识科学系主任孟宪辉教授负责。
三、伤口、皮肤切片检验由吴木荣医师负责。
四、实验室鉴定工作及枪击现场重建设备，由林茂雄及
程晓桂两人负责。
五、警力及后勤支持，则由刑事警察局局长侯友宜、台
南市警察局局长何春干两位协助。
六、照相器材及激光装备，由查理·欧斯利及凯文·奥
斯托纳两位负责。
七、别的物证检验仪器，则由我负责准备。
一切的工作筹备、人力动员及行程规划、机票订购等均顺利就绪之时，原本筹划周全的完美计划，还是不免会有些瑕疵出现。当我从匹兹堡赶往旧金山时，一切都还很顺利，就在华航贵宾室等其他专家小组成员会合之际，忽然接到查理·欧斯利的来电，他们两位从盐湖城准备上机时，因为带了大型激光装备及别的仪器，无法通过安检，而耽搁了行程，可能因此会赶不上华航的班机。如此一来，他们就必须要第二天才能出发来台，这样，我整个部署的计划就会功亏一篑。我马上打电话与盐湖城的安检单位协调联系，才使得他们的安检得以顺利过关。然后，我要他们重订机票直飞奥克兰机场（距离旧金山机场约半小时车程），再乘专车，火速赶到旧金山机场。这样也许还可能赶得及华航班机。
20世纪的另一发明——信用卡——此时发挥了它的功效，所有的费用都用我的信用卡支付，才总算解决了这些难题。一方面我也再与旧金山的海关及安检单位联络，幸好这些单位的主管都是我的多年好友，所以就方便多了。最后我再与旧金山华航的地勤人员协调，万一真的赶不及，可否通融一下，稍等些时间才起飞。就在半夜12点钟，两个又肥又胖的老美，满头大汗，气喘如牛，总算顺利搭上这班飞机，有惊无险，我们依原计划顺利成行。查理·欧斯利事后私下告诉我，去年他因为心脏病，共做了3个血管绕道手术（by…passoperation），他赶飞机时，还连吞了两把药丸，以免心脏病发作，也难怪他赶到机场时，脸色特别苍白。而凯文·奥斯托纳则一直喋喋不休，说他们是如何利用李博士的大名，方能与安检人员搭上关系，特别通融后，才能顺利携带仪器、装备上飞机的。
4月9日早晨6时，当我们一行人历经波折，抵达桃园中正机场时，卢检察总长及侯局长亲自到机场迎接。一踏出海关后，上百位新闻媒体记者一拥而上，把我们团团包围，动弹不得，要采访我并谈论此行任务。我当时就说得很明确，我们的任务很单纯，只有两项重点：
一、复验所有物证；
二、重建枪击现场。
至于侦查方面，是由刑事警察局负责，有关动机调查和侦讯则是检察官的职责。我们从事鉴定工作的人员，只需要专心做好鉴识工作即可，至于政治、动机或司法制度，我们一概不管。我们一住进台北的旅馆，便立即兵分三路，开始工作。
一、伤口部分：
由我、石台平和陆受安教授等三人，先查阅医院的医疗记录及伤口照片，然后再到“总统府”检视陈水扁的伤口。
二、物证检验方面：
由查理·欧斯利和凯文·奥斯托纳两位，先到刑事警察局组装仪器，等我到达后，一同进行复验。
三、媒体沟通及法律方面：
由奥斯汀·莫归根和柯约瑟两位负责媒体的，应对及解决可能牵涉的国际法律问题。
当天早上从机场赶到旅馆途中，侯友宜与程晓桂便向我报告大约的行程及案情经过。上午10点整，在卢仁发、侯友宜两位陪同下，我和石台平到“总统府”检视陈水扁的腹部伤痕。当时陈水扁肚皮上的伤口都已经结疤了，其实我要看的并不是伤口，因为伤口已经结疤痊愈了，此时检查毫无意义。我主要是要看陈水扁系皮带是不是真的这么低。因为那时候外界很多怀疑，认为伤口和肚脐距离太远，不合常情，一定是“做出来的”。是不是这样？我得亲自验证。事前我完全没说我要看陈水扁怎样穿裤子，是不是就穿得这么低。测量结果，因为他的腹部微凸（台湾媒体形容为“鲔鱼肚”），且这些量测的距离并不是全平面，而是有弧度的，肚脐距离裤线上方是8厘米，距离皮带是9厘米，距皮带下方是12。7厘米。
同样的，我们也检验吕秀莲的伤口和衣物。在她长裤右膝距离裤管下缘约35厘米，发现有一类似弹孔，洞孔周缘有血迹。经显微镜检验，这个洞孔应该是弹头的射入孔，说明弹头穿透吕秀莲的裤子，并造成少量出血。另外在护膝中央处也发现有弹孔，弹孔周围也有血迹，经DNA鉴定与吕秀莲的型别相符。在吕秀莲右膝发现有伤口，这个伤口和弹头直接撞击所造成的伤口符合，证实弹头穿过了她的长裤和护膝，造成皮下伤，但未穿入她的膝盖。
重返“3·19”枪击现场不眠不休，紧急动员（3）
我们一下飞机就开始办案，所有的物证只有弹头、弹壳、衣服、伤口，要在这几样物证上做各种不同的检验，时间实在不够。我们几个人两天半只睡了两个小时，在刑事警察局连茶都没时间喝，叫了便当也没时间坐下享用，只有埋头拼命做各种检验工作。
先看子弹。一颗是8厘米的铅弹头，另一颗是8厘米的铜弹头。从表一及底部的工具剪痕，可以看出这两个子弹的形状、大小和设计都相近，可能是由同一人所制造的，也可能是从同一批的改造式玩具手枪所射出的。虽然弹道比对在刑事鉴识上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弹头的受损及弹头上的微物迹证也相当重要，因为我们可以从这些微物迹证上，找到一颗子弹的历史、跳弹经过及接触物体的表面。
单靠一颗弹头破案的案例，在美国屡见不鲜。尤其从2003年我们康州鉴识科学中心新安装了“全国枪弹数据网络整合系统”（NIBINSystem；NationalIntegratedBallisticsInformationNetwork）之后，将弹头比对与计算机人工智能联机后，我的实验室在1年内，就已经侦破了400宗枪击案件。所以我对这两颗弹头抱着极大的希望。我们希望在这两颗弹头上，能够找到下面几个问题的答案：
一、弹头是如何设计的？
二、弹头是由什么样的枪支射出的？
三、弹头上有没有工具痕迹及来复线（膛线）？
四、弹头是由怎样的工具制造而成的？
五、弹头的微物成分及主要成分是什么？
六、弹头上有没有血迹、皮肤或毛发等物证？
七、弹头上有没有制式火药的残迹（GSR）、玻璃、油漆
或纤维等物证？
八、弹头本身有没有受损？
九、弹头上有无跳弹痕迹？
十、弹头是谁制造的？
以上10个问题，前9个都找到答案了。只有第10个问题，我建议侯友宜及程晓桂将过去几年来涉案的所有改造玩具手枪，重新调卷，一件一件比对。同时我也建议侯友宜成立专案小组，找寻私枪和子弹，一件一件比对。我的建议听起来很简单，但实际执行时相当艰巨，等于是大海捞针，必须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及人力资源。
在铅弹头上，我们找到了不少的微物纤维，有些是白色的人造纤维，也有蓝色、白色的棉质纤维。白色的人造纤维与陈水扁当时所穿的内衣质料相同，而蓝色及白色的棉质纤维则与他的衬衫相同。但是我却没找到浅棕色的夹克纤维，所以后来有人质疑：为什么没有找到夹克纤维？我的答案是不知道！鉴识人员只能依据实验事实，报告真相结果，“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另外，我在弹头上面，也找到些许皮肤及血迹，这些检体的DNA分析结果都证明是陈水扁的。这些结果都一再显示这颗弹头确实曾接触过陈水扁的衣服及皮肤，而且这些微物迹证是埋在铅弹头底部的一边，而非在弹头的鼻尖部位找到的。此一现象又说明了，这颗子弹并不是从制式枪支所射出的，应该是从改造玩具手枪所射击的。因为这种改造枪支的枪管并没有标准的来复线，所以子弹一出了枪口，便会开始翻转，结果弹头的底部先接触到他的衣服及皮肤，才会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