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文坛剪影·无人不道小思贤》）。而一部《香港的忧郁》，搜罗自闻一多、
楼适夷到徐迟等作家笔下的1925 年到1941 年的香港，其劳绩就非寻常作品
可比，可惜我还未觅得。
实际上，在学术上称誉小思是“香港新文学史的拓荒人”，实在是当之
无愧的。她以题为《中国作家在香港的文艺活动》的论文，申请香港大学的
文学硕士学位时，尚在1981 年。这比曾经连续出版多部有关香港文学著述的
内地中山大学王剑丛先生“对香港文学产生了兴趣”的1985 年，还要早上四
年（王剑丛《香港文学史·后记》）。
但在不长的12 年间，王剑丛先生的成就是斐然的。他在香港文学方面的
最早的一个成果，大概要数《香港作家传略》的编写了。《香港作家传略》
（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7 月第1 版，小32 开，249 页）共收录出版过两
部文学作品以上的香港作家135 人，可能是国内第一部系统收集香港作家传
略的图书，可惜初版仅印行1290 册，有精平装两种。多年后，作者在《香港
文学史·后记》中回忆道：“1985 年开始，对香港文学产生了兴趣。为了摸
清香港有哪些作家、哪些作品？创作状况如何？我作了艰苦的资料搜集工
作，编写了《香港作家传略》。”
王剑丛先生在香港文学方面的第二部著述，是与北京大学汪景寿教授一
起编著的《台湾香港文学研究述论》（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 年10 月版，大
32 开精装，498 页）。这是一部十分有用的学术资料书，内容涉及“香港文
学研究的历史回顾”、“早期香港文学之研究”、“南迁香港作者之研究”、
“本土作家之研究”、“通俗文学之研究”、“香港文学总体性之研究”和
“今后研究路向漫议”，并附有《香港文学研究资料目录索引》（共13 页）。
可惜这两部书的发行量奇少，前者精平两本初版共1290 册，后者为500 册（精
装本）。黄修己先生在本书序言中，有一段话评介到王氏：“。。比较起来，
我们对香港文学的研究，又弱于台湾文学，这方面的研究者寥寥无几。难得
中山大学中文系王剑丛副教授已将目光集中于这一领域。。。内地像他这样
熟悉香港文学者，为数不多。”这应当是确实的话。
假如说小思是“香港新文学史的拓荒人”，那么，我们称王剑丛为“香
港文学史的集成者”当不为过。在王剑丛先生这部《香港文学史》（百花洲
文艺出版社1995 年11 月版，大32 开平装，418 页）问世以前，探讨香港文
学史的著述，如常青的《香港文学简史》，写了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前30 年的文学史；黄维梁的《香港文学初探》（香港汉文化事业公司1985
年出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 年出版），分为通论、诗论、散文论、小说
论、文学批评论、杂论等六辑，虽然探讨不够全面，但梳理了香港文学的资
料，勾勒了文坛的概貌，也澄清了若干问题，具有“开拓之功”；潘亚暾、
汪义生合著的《香港文学概观》，重在评述香港文学发展历程中的作家作品。
此外，还有已知未见的《香港文学导论》、《香港作家剪影》等书。
相比之下，王剑丛先生的这部《香港文学史》，构架较为恢宏，章法也
颇为合理，包含着丰富的资料和平实的观点，是一部接近理想的香港文学史。
本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香港文学前30 年》，介绍香港文学“拓荒期”
（20 世纪20 年代中期至1949 年）文学活动和作家作品的轮廓，共分两章；
下篇为《香港文学后40 年》，叙述香港文学“自立期”（50 年代）和“现
代主义传播期”（60 年代）、“通俗文学繁荣期”（70 年代）和“多元化文
学时期”（80 年代以来）的作家作品和文学批评的情况，内涵十分丰富。读
后使人对香港文坛从此刮目相看，不敢妄言“文化沙漠”之论。
王剑丛先生在本书之后，另有一部《20 世纪香港文学》，由山东教育出
版社在今年3 月出版，为大32 开平装本，218 页，15 万余字。本书虽然出版
在后，却是撰成在《香港文学史》之前一年，并不是后者的简编本，读者鉴
之。大抵香港文学作品的爱好者，可读《20 世纪香港文学》；而香港文学的
研究者，则须置《香港文学史》一部，藉资研讨。
（1997年7月 1日上午）
《香港的文化》
顷由大陆派驻香港工作达15 年之久的资深学者周毅之先生所著的《香港
的文化》一书，用10 余万字的篇幅，全面概述了香港文化的过去和现在的发
展面貌。
《香港的文化》是新华出版社的《香港回归丛书》中的一种，卷首有两
页四面彩色版面。作者在书中写道：
香港是最早被帝国主义侵占的中国领土，150 多年来，东方和西方两种文化在这里
互相碰撞，互相渗透，形成东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化交融的多元混合体。
香港是一个举世瞩目的地方。人们对这个地方，往往更多注意它的经济，而较少注
意它的文化。一切经济成就都是人的活动成果，任何社会活动都受人的思想观念支配；社
会思想观念或者说是文化，是社会经济成就的深层动力。不了解香港文化，就不能真正了
解香港社会；研究香港文化，有助于全面、深刻理解“一国两制”的战略方针，维护回归
后香港社会的繁荣稳定。
由于作者对香港社会有较为长期的贴近体验和深度思考，所以，本书的
持论甚为中肯平和，读来颇有知识上和思想上的收获。全书依次分为《香港
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多元混合体》、《香港的当代文学》、《香港的当代艺
术》、《香港的传播媒介事业》、《香港的教育和科学技术》、《香港人的
宗教生活和社会习俗》、《香港的生活文化和社会赘瘤》和《港人意识形态
和香港的社会繁荣》八章。其中若干观点性的东西，尤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如认为香港当代文化“目前以商业性流行文化为主流”，“新生的具有鲜明
‘香港性’的‘本土文化’正在蓬勃兴起”，“香港的社会科学与整个中华
民族文化血肉相联，近年来又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汇的百花苗圃”，香港社会
拥有“一套独特的繁荣稳定机制”，是除了客观条件和机遇之外，它“获得
长期持续繁荣发展”的“内因”等。
通过《香港的文化》一书，我们不难认识到，经过历史上、尤其是近半
个世纪以来香港市民们的辛勤建设，到1997 年即将回归祖国的今日，香港的
人文发展和社区规划方面，虽然说也还有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但这颗“东
方之珠”在文化事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已经开始被人们据以认为是“文化
绿岛”的向荣景观的呈现。以致于大陆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乐观地提出，香
港文化因为拥有“多元化、保持文明层面、传媒文化和流行文化发达”这四
个特点，今后只需在“人文文化”方面予以重点发展，便有望成为下个世纪
的“亚洲文化中心”。对此论断，大概全球的有识之士都将拭目以待。
（1997 年5 月26 日）
今年随着香港回归祖国的“倒计时”步伐，我也从元旦以后开始为“两刊一报”（《书
与人》杂志、《深圳特区报·读书版》和《东方文化周刊》）撰写了一些我所了解的香港
书人书事，以表情达意。其中“读读香港”这组书话，从5 月份写起，到今日香港已经正
式“回归”止，逶迤写来，由“三读”而“六读”，尚未读尽。可见“开卷无止境”也。
（秋禾跋于香港正式回归日，1997 年7 月1 日上午11∶30，于鼓楼四条巷雁斋。）
雁斋书后
序引
我的雁斋藏书中，独多部头不大的单行之本。我是把它们作为一个又一
个的可爱的文化小生灵，从茫茫的书海中淘洗出来，随后接引到我的书斋中
呵护起来的。
假如说，一个娃娃是经过父精母血的交融、十月怀胎的孕育而成的自然
生命的话，那么，一部好书就是文人学者通过自己有限的精力，与无限的历
史和无情的现实，作深入交流后孕育出来的文化生命，当然这后者比“十月
怀胎”可能还要艰难得多。这样生产出来的一部好书，往往饱含着生命的活
力和时空的张力，往往凝结着著作者多年的知识积累、心智养殖、生命体验
和笔墨技能。我酷爱这样的好书，而且常常在掩卷之余，为其选题构思和写
作技巧之精妙而叫好。
赞叹之际，我不禁为民族的文库中，又增添了新的具有生命力的生灵而
欣喜无状。欣喜之余，便常常有了些许写作的冲动，想要用笔墨把它们介绍
出来，以壮其行色。本辑中的“书后”，就是这样的产品。
所谓“书后”，本是我国古代传统的文体之一，是写在他人作品之后的
一种说明或议论。或者也可以说，“书后”是“中国式的书品”，它更多的
是谈读了作品之后的体会和感受，却并不以批判评论为己任。现代学者浦江
清先生在读解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一文中，曾经说过：“凡作文题记于
书末，或称‘书后’，或称‘跋’，性质微有区别。。”可惜他并没有进一
步指明其“区别”为何。但姚华先生在《论文后编·目录》中却有过明确陈
述：“一文之后，有所题记，后人称曰‘书后’，亦或曰‘跋’，则‘后序’
之变。。‘跋’与‘书后’近似，然颇有别：大抵‘书后’者，意必抽于前
文，事必引于原著。”
题跋的变体甚多，而苏东坡最喜用“书。。后”的体式，来发表自己对
作品的读后感。据说，他所写的《书〈孟德传〉后》一文，正是苏氏“书后”
体的滥觞。诚然，在明末毛晋汲古阁所刊的《东坡题跋》（《津逮秘书》本）
6 卷中，这篇《书〈孟德传〉后》虽然短短不到300 字，却是被置于开卷之
作的地位的。苏轼的这篇“书后”，就是为了进一步发挥苏辙《孟德传》一
文中“（孟德）以不顾死，未尝为动”的观点而作的。苏轼在文章中所作的
婴儿、醉人等不怕虎的三项举证，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人非有以胜虎，而
气已盖之”之说，便将苏辙原文中所蕴含着的“君子须无所畏，则强者不敢
侵”的精义，发挥到了酣畅淋漓的地步。
苏轼之后，“书后”日渐定型为一种专门文体，明清以来步武者不乏其
人。徐渭的《书〈草玄堂稿〉后》、钟惺的《书〈鲁文恪诗选〉后》、袁中
道的《书东坡〈洋州诗〉后》、黄百家的《书〈后苇碧轩诗稿〉后》、朱彝
尊的《书〈花间集〉后》、卢文弨的《〈杨忠愍与郑端简牍〉书后》、龚自
珍的《书〈汤海秋诗集〉后》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至于近代西风
东渐以后的新式报刊，如《万国公报》、《时务报》和《知新报》等，所刊
登的新书评介文章中，也多有“书后”体的文字。
根据我的体会，“书后”一体，在“意必抽于前文，事必引于原著”之
余，还是必须要有自己的“精神”的，那就是对原作品精义及其作者神采的
引申和发挥。或者可以这样来说，那就是“神必导于作者”。
“意必抽于前文”、“事必引于原著”和“神必导于作者”，这是我半
年来所认识到的“书后”体的作文要领。以此反观10 余年来我所作的品书文
字，是否同前贤的“书后”体暗合，并得其文章“三昧”，实在是心中无底。
今日面对箧中积稿，不禁额头汗虚，爰编集为《雁斋书后》一辑，期诸
书友们指戳嘴说。
（1997 年6 月15 日）
《元代文人心态》
在众多的史著中，么书仪的《元代文人心态》（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
年版）一书必定乏人注意，这是因为该书寻常的装帧加上少得可怜的印量使
然。然而，实际上这是多年来学术书坛上出现的难得的一部好书。当然，这
部书假如不是开印数只有1500 册的话，在书市上它迟早是会引起人们的注目
的，其缘故是它竟然研究的是这样一个富有魅力的课题——“元代文人心
态”。
“元代文人”，不就是众所周知的“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
民九儒十丐”（赵翼《陔馀丛考》卷42）中，社会地位仅位于“丐”之前的
“儒”么？他们的“心态”，除了降服之后的屈辱、屈辱之余的无奈以外，
还能有什么？居然值得作为专题来写成洋洋20 余万字的专著？
然则么书仪通过自己的研究，不仅解答了上述问题，而且还告诉了我们
比这要多得多的东西。在一封致师长的函中，著作者陈述道：
古代文人总是处于种种矛盾的夹缝之中，一辈子在仕与隐、君与亲、忠与孝、名节
与生命、生前与身后等问题上痛苦地熬煎，这种痛苦和矛盾的文化性格，来自于中国传统
文化心理，也与复杂的社会环境有关。元代文人面对蒙古族君主和动乱年代，所需选择的
问题也更尖锐和复杂，内心的痛苦也更激烈，人格的分裂状况也更普遍。我希望能初步接
触这个问题，试图描述一下这百年间的文人所遭遇的环境和内心的痛苦。选择的人物有耶
律楚材、元好问、谢枋得、赵孟睢⒘跻颉⒋鞅碓⒐税㈢⒀钗搴臀Ｋ氐龋皇强悸�
他们较“知名”，也较“典型”，二是他们处于从元初到元末的各个时期，也照顾到出身、
经历的不同。
“人生忧患识字始”。对于忽必烈建立元朝到元代灭亡这100 余年间生
生不息的文人阶层来说，所经历的人生忧患，所体尝到的人生苦涩，似乎比
其前其后的文人还要来得“五味俱全”。所谓“九儒十丐”，恐怕还仅仅是
其表征之一而已。为此，著作者选择了耶律、元、谢、赵、刘、戴、顾、杨、
危等10 余位在元代文学史上具有一定地位和一定影响的文人作为其解析的
典型。
于是，我们在书中看到了“社会发生剧烈动荡、生存空间变得狭小”的
元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