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要以散论的笔调写出者；三是入选之作多为文学研究会会员所写，且他
们大都在白马湖畔（即春晖中学）沐浴过“山间明月”，或在宁波奉化江畔
（即宁波省立四中所在地）吹拂过“江上清风”；四是对于个别描述白马湖
派文事、交谊之作以及为世鲜见的散佚之文，则在写作时间作适当放宽以收
录。
这样编者就选出了他认为足以代表“白马湖派散文”风格的13 位作家和
58 篇作品，依本书先后次序为：王世颖（2 篇）、丰子恺（9 篇）、叶圣陶
（5 篇）、刘大白（3 篇）、刘延陵（2 篇）、朱光潜（1 篇）、朱自清（10
篇）、李叔同（2 篇）、郑振铎（3 篇）、张孟闻（2 篇）、俞平伯（8 篇）、
夏丐尊（7 篇）和徐蔚南（3 篇），此外还附录有张孟闻所写的《白马湖回忆》
和刘延陵的《〈诗〉月刊影印本序》两篇文章。
“白马湖派散文”的核心地域，当然是春晖中学的所在地白马湖。 1924
年4 月12 日夜，朱自清先生就在《春晖的一月》这篇散文中，记下了自己初
来乍到时的美好观感。在他的眼中，春晖中学的校园风貌是渐次铺展开来的，
犹如摄像镜头，有全景，有分景，有远景，有近景。该文恰是一篇不可多得
的电视散文，可惜至今它没有被重视，没有人想到过要将它搬上荧屏：
出了车站，山光水色，扑面而来，若许我抄前人的话，我真是“应接不暇”了。于
是我开始了春晖的第一日。
走向春晖，有一条狭狭的煤屑路。。。而最系我心的，是那小小的木桥。。。桥之
所以可爱，或者便因为这栏杆哩。我在桥上逗留了好些时。这是一个阴天。山的容光，被
云雾遮了一半，仿佛淡妆的姑娘。。。
弯了两个湾儿，又过了一重桥。当面有山挡住去路；山旁只留着极狭极狭的小径。
挨着小径，抹过山角，豁然开朗；春晖的校舍和历落的几处人家，都已在望了。远远看去，
房屋的布置颇疏散有致，决无拥挤、局促之感。我缓缓走到校前，白马湖的水也跟我缓缓
的流着。我碰着夏丐尊先生。。。校里最多的是湖，三面潺潺地流着；其次是草地，看过
去芊芊的一片。。。晚上我到几位同事家去看，壁上有书有画，布置井井，令人耐坐。这
种情形正与学校的布置、自然界的布置是一致的。美的一致，一致的美，是春晖给我的第
一件礼物。
有如此美好的印象，难怪朱先生会在应聘为清华大学教授的多年以后，
还在北国一个下雨的日子里，想起白马湖这个“极小极小的乡下地方”：“因
为我第一回到白马湖，正是微风飘啸的春日”，而“春晖中学在湖的最胜处”，
而且还有夏丐尊先生那样“一个真挚豪爽的朋友”（《白马湖》，以下引文
均见《白马湖散文十三家》）。他还曾在一首以白马湖为题的旧体诗作中写
道：“世网苦繁密，兹来如释负。暂聚还别离，依依恋陇田。。。”
如果仅仅是山明水秀，足可养情怡性的话，那么，以地大物博的中国，
这样的地方绝不是惟“春晖”可求的；实际上，此地最可宝贵的，当是蕴含
其间的人文氛围了。假如说下马伊始的朱自清在《春晖的一月》中，还带有
某种观光客的浏览欣赏的感情的话，那么，丰子恺在生活于此地一年以后，
索性把家小也一同迁来此地以后所写出的《山水间的生活》一文，应当是具
有充分说服力的了。
丰氏在这篇文章中，针对前此一位朋友“山水间住家办学，有利亦有弊”
的议论，争辩说：“上海是骚扰的寂寞；山中是清静的热闹”；而在山水间
的学校和家庭，“因袭底传染底隔远”和“改造底容易入手”，是实实在在
的事实；“进步越快，离社会越远；离社会越远，进步越快”，这是他所认
同的“子路之路”。最后他发挥道——
我往往觉得山水间的生活，更为需要不便而菜根更香、豆腐更肥。因为寂寥而邻人
更亲。且勿论都会的生活与山水间的生活孰优孰劣，孰利孰弊。人生随处皆不满，欲图解
脱，惟于艺术中求之。
这里所谓的“社会”，我认其为“世俗”的同义词；而白马湖的春晖中
学，正是他当时能够找到的最具有艺术性的超凡脱俗的作息之地。
可以印证丰氏的观点的，是曾在1927 年初秋至次年冬末在春晖中学任教
的张孟闻先生，于半个世纪以后的一往情深的回忆：“春晖的校风朴实笃学，
同学们对功课都很认真勤奋，课余师生们在一起游嬉，相处十分和谐。。。
课余在校内有好友相伴，校外这几家邻居都是书香人家，不是世家，就是老
师，而且室内雅洁，四壁图书，垂挂的就是他们和他们友侪的字画，室外是
莳花的院落或家常的菜圃。。”（《白马湖回忆》）
既有明山秀水可供流连，又有益友佳徒时相过从，恐怕这就是古来主杏
坛、执教鞭者最神往的境界了。于是白马湖畔的“春晖”，遂成为莅临此地
的每一个文人的梦境。大概紧随朱自清的屐迹而至此做客的，便是俞平伯。
俞氏是踩着他的好友朱自清一样的当年春天的韵律而走近白马湖的，他感觉
春晖中学这所私立初级中学的学生，自觉求学、理解事物和质朴实诚的作风，
甚至有胜于杭州和上海的某些师范和大学，而在此任教的老师的教学工作，
也达到了真正认真负责的程度——白马湖的山水人文，从此酿造出一种让他
说不清道不明的“江南味”，使俞氏在北平苦念不已（《忆白马湖宁波旧游
——朱佩弦兄遗念》）。而在春晖中学一周年多一点的日子里，主其校政的
夏丐尊先生所发表的题为《春晖的使命》的文章，更是明确地演述了“于别
的学校所有的一切使命外”，春晖中学所承担的“特有的”七项使命，从而
传达出他和他的同仁们对乡村普及教育的壮阔理想和抱负。
实际上岂止朱、丰、张、俞四氏是这样认识的，即洒脱飘逸如李叔同先
生，亦偏爱此人文荟萃地。据说，早在朱自清先生抵达白马湖这年的秋天，
已经出家六年之久、号称“弘一法师”的李氏，就曾应夏丐尊先生之邀约，
卷着一席旧铺盖，到此粗茶淡饭过。五年后，夏、丰、经、刘等七人所集资
建造的平房三间，于湖畔小山东麓落成，从此成为弘一法师“小住过几次”，
与“旧友复得聚晤”（夏丐尊《我的畏友弘一和尚》）的尘缘之所。1929 年
9 月，法师来到这处建成不久的凝聚着“春晖”友人们良好心意的新屋，取
李商隐“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的诗意，称之为“晚晴山房”。随后，
便同当地一位居士在白马湖畔举行了当地前所未有的“放生”活动，为一方
士民祈福。
有这样良好的山水和人事，白马湖畔的教师们自然不会存乎心而不形诸
文的。前述朱自清先生在任教春晖中学一月以后，便迫不及待地用笔墨向人
们报告了自己的观感；而仅仅执教过一年的张孟闻先生，于半个世纪后的回
忆，虽然年事已高却还是那么的清纯温馨，便是明证。
春晖中学自办有一份得到过当初尚在温州执教时的朱自清好评的文学杂
志《春晖》，如今，仅被选入《白马湖散文十三家》中的，就有好多篇作品
出自该半月刊。由于眼帘清晖，心境颐和，情调超然，在腕底笔下流泻出来
的文字，也就净淡如水，品格澄静，了无世俗的瓜葛。
作为编者，担任浙江宁波党校高级讲师的朱惠民先生在题为《红树青山
白马湖》的这篇“选编后记”中，写道：
散文白马湖派是以浙江上虞春晖中学所在地白马湖命名的。。。虽然教务繁重，但
是由于当时的春晖、四中和立达都浸润着“五四”新文化的精神，文化氛围诗意沛然，故
而他们都乐此不倦。尤其是在春晖园中，由于家眷耽此，彼此相聚便愈多。正如朱光潜所
说的，春晖范围不大，大家朝夕相处，宛如一家人。白马湖即成了中国新文化开创期的一
个文学沙龙。
。。
就在这红树青山之中，村舍式教师居屋幢幢，夏丐尊的“平屋”与朱自清一墙之隔，
丰子恺的“小杨柳屋”和“平屋”也相去不远，丰氏与他的老师李叔同的“晚晴山房”又
为毗邻，邻近的又有经亨颐的“长松山房”。他们不只在校内，而且在寓所里，以商榷、
切磋为乐。“谈文学与艺术，谈东洋与西洋，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丰华瞻《朱自清与
丰子恺》，载《西湖》1983 年第9 期）。
人并不都是物质的动物。白马湖畔能够发育出来一个“以清淡为艺术风
格的散文流派”（朱惠民《红树青山白马湖》），并“以自己作品的独特风
格”，给人们留下“一种难以忘怀的文化印象”（陈星《人文荟萃白马湖》），
最是无言的铁证。
教务繁重和奔走劳碌，显然是不言而喻的。1924 年春，俞平伯的白马湖
之行，就留下了这样的记录：抵达当天的星期日上午，朱自清也是刚从位于
奉化的宁波省立四中兼课归来，但春晖中学周日并不休假，照常开课，因而
他并不能为此停课而稍陪俞氏于室中，结果俞平伯便只得到教室中去旁听了
其一堂课。在俞氏做客春晖的三天多时间内，朱氏是“每天有课”，所以两
人间的清谈散步之乐要得空始获。三天结束，朱自清循例赶赴宁波，再到四
中教课。
以居住环境来说，尽管有“平屋”、“小杨柳屋”、“晚晴山房”、“长
松山房”等种种雅名美目，但无非是“屋颇洁雅”（俞平伯语）而已，其建
筑标准和内部设施，其实不足与外人道。以“平屋”为首的教师宿舍，“房
子未造好就有了老鼠”（夏丐尊《猫》），看来是个不争的事实；而“屋宇
虽系新建，构造却极粗率，风从门窗隙缝中来，分外尖削”。以致于大风之
日，“天未夜就把大门关上，全家吃毕晚饭即睡入被窝里，静听寒风的怒号，
湖水的澎湃”。就是校长夏丐尊先生作为书房之用的“小后轩”，虽是“在
全屋中风最少的一间”，但是他还“常把头上的罗宋帽拉得低低地”，才能
“在洋灯下工作至夜深”（夏丐尊《白马湖之冬》）。“平屋”如此，则“小
杨柳屋”、“晚晴山房”和“长松山房”等亦可以想知。
但据我初步观察，以春晖中学和宁波四中为主体的白马湖派散文作家的
风流云散，不完全是因为受教务繁重、奔走劳碌或者是居室较劣的牵累，而
是因为社会环境条件和个人家庭情况都随时随势在发生变化的缘故。然而，
尽管此后春晖的同人们天各一方，但是，白马湖畔或短或长的“山水间的生
活”，却使这些中青年教师的心田情园，得到了一种永久的滋润。
从此以后，他们无论是在风尘裹携的“故都”北平，还是在闹猛喧嚣的
“新都”南京，或者是在战云弥漫的“陪都”重庆，那种“清醇质朴、韵味
无穷”的“白马湖风格”，却从此影响着世纪中的中国文坛，为人们提供着
现代白话散文中“近乎完美的范本”（陈星《人文荟萃白马湖》），“虽历
经岁月的风化，而仍未损其辉光”（朱惠民《红树青山白马湖》），而且“白
马湖派”散文的文体和作家的风格，竟然在海内外新一代的作家中得到了蔓
延移植。可以举出的如林文月（1933—，著有《风之花》等）、丛苏（1937—，著有《净土沙鸥》等）、许达然（1940—，著有《含泪的微笑》）、王
孝廉（1942—，著有《船过水无痕》）等（参见杨牧主编、台湾洪范书店出
版的《中国近代散文选》），尽管他们根本没有在白马湖畔生活过，也许连
凭吊致敬的经历也不曾有过。
如今，步入经久不变的白马湖畔，除了湖光山色妩媚如故、春晖校舍建筑重
光以外，夏丐尊先生的“平屋”与丰子恺先生的“小杨柳屋”也还是旧风古
貌，但弘一法师的“晚晴山房”却已是近年重建的了。
（1997 年春）
《缘缘堂随笔集》
“星河界里星河转，日月楼中日月长”。这是现代佛学大师马一浮（湛
翁）先生为丰子恺1954 年9 月乔迁上海陕西南路新居所撰并篆书的对联。横
批是丰氏自书的“日月楼”三字。所谓“日月楼”，乃丰氏以所居二楼阳台
有天窗，可兼采日月之光华而命名。丰先生晚年即以此为笔墨歌哭之乡，完
成了多项笔墨工作，隐市埋名，直至终老。
作为有雅号的居停，日月楼应是丰先生尘缘的最后一处。回溯上去，尚
有1943 年在重庆沙坪坝正街以西庙湾自造的简陋平房“沙坪小屋”，有1941
年在遵义南坛租借而来的“星汉楼”，有1933 年在故乡浙江桐乡石门湾自造
的“缘缘堂”。然而比较起来，只有那缘缘堂最为丰氏日夜所牵记：
现在漂泊四方，已经两年。有时住旅馆，有时住船，有时住村舍、茅屋、祠堂、牛
棚。但凡我身所在的地方，只要一闭眼睛，就看见无处不是缘缘堂。
你是我的安息之所，你是我的归宿之处。我正想在你的怀里度我的晚年，我准备在
你的正寝里寿终。谁知你的年龄还不满六岁，忽被暴敌所摧残，使我流离失所，从此不得
与你再见！
1937 年11 月21 日中午，正是丰子恺正式告别家乡而“辞缘缘堂”的日
子。从此便颠沛失所，舟车劳顿，备历苦辛。譬如说，《星汉楼》就是次年
初春，他在遵义由罗庄移居到较为宽敞幽静的南坛以后，一日临窗独酌，面
对青山，俯临小溪，仰观月明星稀的夜景，忽悟苏东坡“时见疏星渡河汉”
词意而命名的。再加重庆的“沙坪小屋”，实际上极为简陋，墙壁以竹片编
成，涂以垩土。小屋周际隙地，圈以篱笆。园内遍植花草芭蕉，复饲以白鹅
灰鸽。这样布置下来，也居然别有情趣。然而，这一切对于丰氏而言，实际
上都只不过是对旧日故乡缘缘堂生活的寄忆罢了。这就是丰子恺同缘缘堂的
生死恋。因为当年日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