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学校召开了百人大会，那是一个为了谴责我的罪行而开的大会。我坐在大家的面前，人们在我面前站起来发言。他们谴责我的那些事是那么充满了想象力，以至于我开始想要听他们说的了。
有一个人说的事甚至让我觉得想要笑出来。一个女老师说，从前我到永安公司买东西的时候，我总是直接就上五楼的办公室去，那些售货小姐会把我想要买的东西带上来，那些东西都被放在一个个托盘里，她们端着托盘依次走过我的面前，我靠在皮沙发上，一只手拿香烟，一只手端一杯茶，要是我看中什么，就点一点，她们就把那东西留下来。而我从来就不付钱。
我想我这是在听阿拉伯故事了，这哪里是在我的生活中发生的故事！
可在那时，有多少这样的事发生。
戴西在她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
这时我明白过来，人的妒忌心有时因为是同行，有时是因为完全不同的生活背景。在一个人不可能是郭家漂亮的小姐，但他对那种不属于自己的生活心存向往，常常在不肯启齿的向往和异想天开的想象里，会夹着嫉妒的怨愤。常常心头这些难言之隐导致了激烈的虐待，它们利用了一场堂而皇之的政治运动，而所有的一切，其实只是因为自己不能像被虐待的人那样拥有。
有时，貌似纯洁的行为实际上是有着非常脏的个人背景。我想起了自己小时候。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被教导要夹起尾巴做人，尽量不要得罪任何人。那些教导过我的人，常常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吃过苦的人，现在回想他们长相不同的脸，我发现他们的脸上总是留着一种非常谦恭的表情。但要是仔细看他们，会发现他们那恭顺的神情，全是百宝箱的盖子。此刻我渐渐明白过来，原来他们懂得了对别人任何不经意的冒犯，包括自己天分上的长处，都会在某种时刻成为杀身之祸。他们所跋涉的世事，常常是崇高与卑鄙泥沙惧下的。
而戴西经受这一切的时候，离〃文化大革命〃开始还有两年时间。
两年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戴西又开始了她清洗女厕所的工作。在许多共产党女干部的回忆录里，她们也写到了自己被迫清洗厕所的往事，带着被侮辱的愤怒。戴西非常理解这种愤怒，她以为，清洗厕所这件事的本身是不侮辱人的，而是人们将你与厕所联系在一起，与臭的、脏的联系在一起，井强迫你去做，这才是对人的侮辱。
在〃文化大革命〃中，戴西一度离开资本家的连队，与靠边的女干部们一起劳动。她还是必须每天把盛满粪水的木头马桶，从女宿舍里端出去倒掉，并清洗干净。虽然大家都不是得意的人，女干部的地位与戴西还是有微妙的不同。那时戴西已经独自端不动沉重的马桶了。于是，每天有一个女干部帮她一起把马桶抬到粪坑边上，别的事，由戴西一个人完成。许多女干部也曾是〃四清〃工作组的一员，只是那时，她们是迫使别人情洗厕所的人。
我不知道当一个女干部看到戴西那样熟练地刷洗马桶，她会不会想到为什么戴西会熟练如此？
八十年代以后，戴西在中国大陆几十年的经历成为海外的传奇，外国的新闻记者找到戴西，这时，戴西已经是一个独自住在一条上海安静大弄堂里的白发老人，与邻居合用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但仍旧保持着明亮的眼光。
香港记者前来采访，回去以后，报道说，上海的郭家小姐住在只有几平米的小房间里，无法自己养活自己，靠海外的亲友资助。戴西为此非常愤怒，她说自己过去的确有一栋房子，现在虽然只有一间房间，但绝不只几平米。自己虽然失去了所有的家产和首饰，美金和金条也早已经没有了，但自己从来不靠美国的亲友帮助。〃文化大革命〃以后政府偿还了一部分家产，她照着吴家的规矩，为静姝、中正和自己各留了一份。那时中正已经在美国生活，于是她把中正的一·份存在外汇银行里。他说：〃记者总是最大的说谎者。〃
英国BBC电视小组来到上海访问戴西，他们要求戴西领他们去拍摄利西路的郭宅，那处带着大花园的大房子。戴西领他们去了。他们问到戴西每月可以拿到多少退休金，大概可以折合多少英镑。戴西问他们知不知道中国人日常的消费指数，他们说不那么清楚。于是，戴西说：〃我不愿意告诉你们。〃事后，戴西解释说，要是她说谎，她就侮辱了自己的德行，而要是她回答了正确的数字，那英国人会非常吃惊，他们会觉得无法生活。因为他们不知道在中国房子租金的便宜程度。但是，BBC却认为是几十年生活在红色恐怖中，郭家小姐已经吓破了胆。
美国著名的新闻节目〃六十分钟〃主持人华莱士来到中国，他是全世界权威的新闻节目主持人，采访了许多世界重要人物。在北京，他成功地采访了邓小平。然后他来到上海，要采访戴西，这时，戴西久经磨难的经历在海外被许多人传说。华莱士希望戴西能亲口说自己在中国大陆经受的磨难，那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生活的人不能想象的。戴西接受了华莱士的采访。可没谈多久，戴西就不愿意再说下去了，她拒绝回答华莱士提出的任何关于自己吃苦经历的问题。结果，他们不欢而散。
戴西说：〃我不喜欢把自己吃过的苦展览给外国人看，他们其实也是看不懂的，他们是想把我表现得越可怜越好，这样才让他们自己觉得自己生活得十全十美。〃
从此，戴西对外国的媒体抱着警惕和审视的态度，她认为这样才能保护自己的自尊。
而这时，一些参加过红卫兵运动的年轻人，去到美国，发表了关于中国生活的小说，书里常常把中国的生活描写得一团漆黑，全然没有了人性，甚至真的人吃了人。
1968 五十九岁 来一碗八分钱的阳春面
She tried her best to keep calm； to avoid using language with emotion； but she could no longer be at ease。 She was like a kid who fell and cut her knee； although in great pain； she would only dear to peek at the bleeding with a quick glance； not having the courage to look into it directly。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这时我感觉到气氛不同了。当我走到南京路上的时候，发现人们从这里冲到那里。靠近河南路的地方，我看到一家有名的绸布店老招牌被拉了下来，他们在街的当中烧了一把火，把招牌放在火上烧着了。人们兴高采烈地围在一起叫喊。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怎么对付〃四旧〃的，马上我就会学到怎么对付资本家的了。我被认为是一个资本家。虽然我在公司里从一开始就是英文秘书。
这一年，戴西的工资从一百四十八元被减为二十四元。其中十二元是戴西的生活费，另外十二元是中正的生活费，那时他还在同济大学读书，学校规定每个月必须要交十五元生活费，所以，戴西从自己的十二元生活费里拿出三元给他。
我必须要付三元一个月的交通月票，用于上下班。剩下的六元钱，就是我一个月的实际生活费了。这仅仅够我吃东西。我不吃早餐，在学校食堂里吃最便宜的午餐，可我实在不能忍受再在红卫兵的叫喊声中吃食堂的晚餐，所以我去波丽家吃晚餐。可红卫兵发现以后，说我们是在地下串联，不再允许我去波丽家。我只能去找最便宜的小吃店。我找到了一家，那是在从前的中国城墙边上，一家面条店，它的墙上写着菜单。菜单上写着：
肉丝面：2角5分
咸菜面：1角3分
阳春面：8分
我想吃第一项，可太贵了。第二项也不坏，也更便宜。不过我知道我不够钱吃它，所以我要了第三项，8分钱一碗的光面条。
到1996年，戴西对我提起八分钱的阳春面时，她轻轻地吸了一下鼻子，好像在回忆一朵最香的玫瑰一样，她说：〃它曾那么香，那些绿色的小葱漂浮在清汤上，热乎乎的一大碗。我总是全都吃光了，再坐一会，店堂里在冬天很暖和。然后再回到我的小屋子里去。〃
这时，戴西已经遣散了家中所有的仆人。为了付给佣人足够的遣散费，她卖掉了中正的照相机。
12月，戴西和中正被扫地出门，连冬天的衣服都未能如数带出。这时，中正告别了1945年时父亲从敌产管理局带回来的那套小兵玩具，它们被留在他的房间里没有能带出来。他们被允许带几件必须要用的家具。从实用考虑，戴西带出来了一只餐具橱，因为她想餐具总是最有用的。那里面从前放了整套的银餐具，在抄家的时候被没收。而等到中正回家来，才发现戴西在无意中做了一件对以后来说至关重要的事。她无意中带出来的餐具橱里，有两个扁扁的抽屉，原来是放刀叉的。因为银制的刀叉已经被拿走，中正就用来放自己的底片。在最后一次红卫兵来烧东西时，他们把餐具橱上的盖板翻下来，检查里面的东西，翻下的盖板正好遮住两个抽屉。那满满一抽屉底片因此得以保存，1984年中正去美国时，随身将它们带到美国，当我决定要为戴西写一本书的时候，中正从美国带回了复制的照片，它们是这本书重要的一部分。
他们的新居是一间3调2。4平方的亭子间，朝北。学建筑的中正用一个建筑师的精确设计了这间亭子间，搭出了一个阁楼，这样可以让母子有自己的空间，使戴西可以在房间里洗身，而不需要用公用的厕所。这是戴西有生以来第一次和自己已经长大的儿子同住一间屋，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学习怎么和人共有卫生间。在屋顶上有漏洞的房间里，戴西度过了1966年的冬天，晴天时，有阳光会从屋顶的破洞里射进来。而有北方寒流到来的早上，她醒来时，常常发现自己的脸上结着冰霜。
1967年1月，郭家在上海郊区的墓地被红卫兵捣毁，郭标夫妇的铜棺被撬开。等中正得到消息赶去时，墓碑，包括那些用大石头砌起来的墓园都被敲掉了，所有的棺木和骨殖都已经不知去向，包括1963年人葬郭家墓地的吴毓骧的骨灰盒。从此，再也没有找到。1985年戴西决定向上海红十字会捐献遗体并不留骨灰时，静姝和中正马上就想到，她是不愿意自己的骨灰有一天会被人胡乱挖起来，而且，在她心里，要是不能与自己的父母亲人安息在一起，她就没有地方可以归去。
7月，戴西被派到法国公园外面外贸公司下属的小水果店里，卖西瓜、桃子和鸡蛋。
当我在卖桃子的时候，顾客总是问我，哪一种桃子最甜，可我不知道。一天，关店以后，我每样桃子买了一只，尝了它们。因为每天在水果店关门的时候，大概等不到明天开门就会坏的水果，就要很便宜地处理掉。我买了处理的桃子。第二天，我就告诉顾客什么样的桃子最甜，他们都很高兴。
到了卖蛋的时候，她请教店里的老职工，然后懂得要是把蛋放在灯光下，用手拢着照一照，就能发现这是不是一只蛋黄完整的好蛋。当时大多数鸡蛋没法冷藏，在夏天坏得很快。常常有顾客拿了打开的坏鸡蛋来店里要求换新鲜的。戴西学会了对鸡蛋的识别。总是帮顾客先选好，顾客开始信任她，认住她的摊位来买鸡蛋。
从戴西卖鸡蛋的小店一直向北走，经过淮海路到南京西路，就能看到一栋老式的大楼。在那一年，常常有人不能忍受生活中的巨变来这里跳楼自杀，因为那里自杀事件多了，人们把那栋楼叫作〃自杀大楼〃。我以为，在1958年就开始经历重大不幸的戴西，到十年以后的1967年，发现自己不光没有否极泰来，反而更加险恶，她没有自杀，已经很不平常。而她尽量与命运合作，调和尖锐的冲突，让自己和孩子都看到生活并没有完全失控，则是一个奇迹。二十年代出门需要防弹汽车和保镖的郭家小姐，在1967年时懂得，怎么在恶意滔天的时候，保护自己和自己的孩子了。
这一年，波丽被红卫兵打得很厉害。一次，戴西去看波丽，发现她独自坐在卧室的暗处，她的脸和手上到处都是乌青的淤血。另外一次，她发现红卫兵从开着的窗子里爬进波丽的家里，他们总是随时进出波丽的家，将她大骂一顿。
戴西留下的，是一份回忆录的草稿，就是在她的最后一天，我见到她，她为我签署了同意我使用回忆录和照片的授权书，她还计划等身体恢复了以后，要修改回忆录，但她说明，她的回忆录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为了让后一代人知道她的生活。在这份文件里，她写到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这时，她的叙述开始慢慢变得跳跃和潦草。写到〃四清〃时，虽然已经日见昏暗，但她还有条理，保持着平静。可进入〃文化大革命〃的阶段，她竭力保持平静，保持不用带有情感的词语，可已经不能从容。她像一个孩子，摔破了膝盖，痛得要命，但自己只敢一眼一眼地瞥着流血的地方，不敢认真去看。
在那些段落里，常常会突然加进对童年往事大段的回忆，开始，看上去觉得乱，然后，慢慢地，想起了戴西的话。戴西的确很少说起她〃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她说过，她要是回忆一次，就像是重新再经历一次一样，非常痛苦。即使是已经过去了三十年，远在美国，一个人对着打字机和纸，她还是做不到。她不得不像浮上水面来呼吸的蛙泳者一样，埋头游一段，就不得不挣脱出来，回到她的童年往事里，在她对童年的回忆里，也没有用任何一个带有感情色彩的词语，只是她的叙述突然单纯，她的回忆突然明晰，可以看到一颗小姑娘积极的，向往的，爱父亲也爱家里的马的心在那里有力地跳动。她在回忆里，常常会不由自主地向童年逃去，而且是向在澳大利亚爽朗的蓝天下度过的童年逃过去，后来在上海经历过的那些奢华岁月，包括在〃中西〃时代的自如和在燕京时代的骄傲，竟都不是她想要逃去的方向。
1968年，戴西接到通知，在同济大学的中正被认定是反动学生，已经被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