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思与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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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思与反抗- 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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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言。他杀如秋瑾,如刘和珍,如柔石,全都死于权力者的暴杀和虐杀。在鲁迅作品中,其实,像孔乙己、祥林嫂、子君、连殳等,在作者一面也都并不认作是自然死亡的。对于非自然死亡,他强调牺牲的可避免性。关于“三一八”惨案的一组文字,他固然愤慨于政府当局的凶残、走狗文人的阴险,但对“群众领袖”以请愿为有用,虚掷战士的生命,也都表示了异议。他特别反对虐杀,对于“暗暗的死”,是曾经多次加以暴露的。可悲者还不在于自杀和他杀本身,而是目睹了死亡事件而不觉死尸的沉重,甚至赏玩,甚至笑谈!

  “我们穷人惟一的资本就是生命。以生命来投资,为社会做一点事,总得多赚一点利才好;以生命来做利息小的牺牲,是不值得的。”这是鲁迅的一贯主张。生存就是做事,生存而不做事就是苟活,另一种无益的牺牲。他从来认为,在获得生存的基本条件之后,生命是应当有所发展的。因此,在他的生死观中,还有一种悲剧类型就是:“几乎无事的悲剧”。

  鲁迅说:“‘死’是世界上最出众的拳师,死亡是现社会最动人的悲剧。”的确,如同他所憎恶的传统社会的一切,死亡于他也是巨大的魅惑。他大量描写了人间至爱者,亲人,朋友,相识和不相识的青年为死亡所捕获的情形。丧仪、坟墓、死刑,还有阴间的鬼魂,各种死亡的阴影爬满了他的著作。正如夏济安所说,他成了“一个善于描写死的丑恶的能手”。在这里,死亡已经不是纯粹的形而上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人生实践中的哲学问题了。死同生一样,问题的起始与终结,都紧紧环绕在生存境遇的思考上面,而一再激起心的反抗。

  现实主义…表现主义

  1 文学与哲学的一致性

  鲁迅的哲学,是通过满布形象与意象的文学语言来表达的。文学不是哲学之外的无碍的附属物,它是哲学的形式,也是哲学的内容。哲学与文学,亦此亦彼,难舍难分,共同构成鲁迅作为一个特异个体的存在。

  存在就是绝望的反抗。鲁迅是主张“艺术为人生”的。既然人生是黑暗的、苦痛的,因而也是挣扎和抗争的,那么,文学也必须担负反抗的使命。在一次讲演中,鲁迅批评“为艺术而艺术”派说:“这一派在五四运动时代,确是革命的,因为当时是向‘文以载道’说进攻的,但是现在却连反抗性都没有了。不但没有反抗性,而且压制新文学的发生。对社会不敢批评,也不能反抗,若反抗,便说对不起艺术。故也变成帮忙柏勒思(Plus)帮闲。”他十分重视反抗性,甚至把它看作文学批评的基本标准。从文学的视角看,鲁迅个体作为结构性生成,可以有三大层面:其一是《野草》和旧体诗,还有部分书信,裸呈着一个深沉的、隐秘的、暧昧的、矛盾的、骚动不宁的灵魂。其二是小说,在这一层面中,感情和思绪追寻着绝望所由产生的根源,抒情方式转化为叙述方式,主体与客体,生命现象与社会现象,虚幻与真实得以同时显现。三是被称作“杂感”的文字,它们经由情感的长期的铸炼与磨砺而被赋予明朗、锋锐的性质,直奔斗争的目标。杂感是人格的显面,它们以引人瞩目的评论性、独断性、反抗性,成为世所公认的时代风骨的象征。

  2 反对“文以载道”与“为艺术而艺术”

  鲁迅反对“文以载道”,及至后来的“文学即宣传”一说,实质上仍是“文以载道”的遗传,要害是脱离文学本体。“为艺术而艺术”论相反,极力使文学遗弃社会而返回自身,但也同样受到他的凌厉的攻击。无论非艺术与纯艺术,在他看来,都远离了个人直接经验的实在,远离了生存。

  朱光潜推崇“静穆”,鲁迅讥为“抚慰劳人的圣药”,分析说:“徘徊于有无生灭之间的文人,对于人生,既惮扰攘,又怕离去,懒于求生,又不乐死,实有太板,寂绝又太空,疲倦得要休息,而休息又太凄凉,所以又必须有一种抚慰。”静穆是古典的,全无挑战反抗之意,却有“死似的镇静”。林语堂提倡幽默,所要是明人的名士气,外加英国的绅士风度,努力“从血泊里寻出闲适来”,一样是客厅里的美学。鲁迅所以力主讽刺而非幽默者,要而言之,乃因为讽刺多出一份反抗的热情;它针对的对象,是危及生存的极其有害的事物。

  3 现实主义:有限性,当下性,真实性

  鲁迅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论睁了眼看》,可以说是他的一篇现实主义文学宣言。宣言说:“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

  现实主义,首先是指一种文学精神。它要求作家对于社会的恒常状态,以及长久酝酿而成的重大事件,不能采取回避的态度。作为哲学范畴,它重视的是世间事物的有限性、当下性和真实性。鲁迅在北京的一次讲演中,专门谈说两种感想,其中之一是:“我们的眼光不可不放大,但不可放的太大。”人们大抵住在有限的人世和无限的宇宙这样两个相反的世界中,各以自己为是;但他觉得,天文学家的声音虽然远大,却不免空虚。所以,他不赞成文学去关心远而至于宇宙哲学,灵魂灭否的“不要紧”的问题。生存的有限性,迫使人们关注当下的现实。20世纪30年代,《东方杂志》开设“新年的梦想”专栏,刊出的说梦的文章五花八门: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电刑……鲁迅著文说:“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空头的梦,说了出来,也无非教人都进这空头的梦境里面去。”逝世前,在有名的《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仍一再强调“全部作品中的真实的生活”,而反对在作品后面添上去的光明的口号和矫作的尾巴。真实性是现实主义的灵魂。他多次提醒说:“幻灭之来,多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中国的文人不但歌颂升平,还粉饰黑暗;而人们却又偏偏喜欢喜鹊,憎恶枭鸣。这是他深感激愤和悲哀的。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写作范式,鲁迅所取是场景描写和细节描写的真实。他的关于“看客”的描写是有名的。无论是《明天》式的麻木,《孔乙己》式的嘲谑,《药》式的附和,《阿Q正传》式的热闹,以及《示众》式的简直无端的扰攘,都使人感觉着无法摆脱的近身的恐怖。看客的场面,是人类生存境遇的形象的描述,表明了如马克思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海德格尔的“人在世界之中”的本质意义。在鲁迅的小说中,许多细节描写也是极其出色的。人们会清楚地记得:孔乙己是站着喝酒出现,而坐着蒲包消失的;这个多余的人为“窃书”辩护,总结回字的四种写法,给孩子分茴香豆吃而至于最后说“多乎哉?不多也”之类的话,都刻划得十分生动逼真。阿Q无疑是一个“可笑的死囚”。且看他临刑前抓住了笔画花押,是如何地使尽了平生的力画圆圈。“他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但这可恶的笔不但很沉重,并且不听话,刚刚一抖一抖的几乎要合缝,却又向外一耸,画成瓜子模样了。”当此“大团圆”的结局,竟因自己画得不圆而羞愧,是何等酸楚的笑话!祥林嫂无意博取人们的同情,甚或当周围已经制造了一片冷冽的空气时,仍直着眼睛,无数次向大家讲述自己日夜不忘的关于阿毛的故事。为了赎一世的罪名,她花钱到土地庙捐了门槛,但结果,仍然没有领到拿祭品的资格。接连的打击使她身心俱损,书中三次外貌描写,深刻地显示出了这一损害的次第变化。三次描写都着重画眼睛,乃至最后,柔顺的眼睛连泪痕也没有了,作为“一个活物”的惟一象征,却有着与木刻似的神色很不相称的钉子似的光芒!这是怀疑的光芒!当她追问人死之后有没有魂灵时,她的悲惨的形象,便永远留在读者的心里了!

  鲁迅的杂感,同样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的产物。他从史书、笔记、新闻和论敌的文章中剪取所需的部分,来画中国人的魂灵。正如他所说,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加上尾巴,合起来便是或一形象的全体。“论时事不留面子,砭痼弊常取类型”。现实主义的“典型”理论,至少在鲁迅,是并不限于小说的。

  反抗者鲁迅,把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引向了最无情的彻底地暴露。但是,就全部文本看,他的暴露方式并不符合经典现实主义的规范。现实主义是从古典主义脱胎出来的,先天地留有古典主义的遗痕。致命的一点是,它要求作家把思想倾向和感情色彩隐藏起来,惟有通过从生活中获取的材料,和借此材料构筑的情节加以不露声色的表现。一旦将这一原则固定化、模式化,就必然造成对人类精神的背弃,把作家降低成为外部世界的留声机。然而,一个富于生命激情和创造活力的作家,是不堪忍受这类形式的桎梏的。

  此在之在,是雅斯贝斯的“大全”。世界的整体性,既包括生存的外部环境,也接连了人类内在世界的全部真实。彻底的现实主义者,必然同时是灵魂的观察者和表现者。当作家为整个世界描绘它的真实性的时候,便不能不深入到诸种事件和行为的底蕴,这样,也就无形中消除了主客观的据说是壁垒森严的界限了。

  鲁迅选择文学作为未来生存方式的事情本身,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人所共知的“幻灯事件”。可是,与其说是事件,是他在一个电影镜头中所见的死亡的威吓,毋宁说是经受了直接来自灵魂的撞击所引起的强烈震撼。直到新文化运动勃兴时,他倡言“思想革命”,仍然可以说是这次震撼的一脉余波。19世纪末,从欧洲直到日本,都回荡着一片“心灵解放”之声,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加快了这一潮流的速度。可是,在现代中国,虽然经受这一潮流的影响而喧哗一时,但很快归于岑寂。个性解放仅仅是时代的一种嚣声,并没有能够进入生命个体。长达一个世纪,没有哪一个人像鲁迅一样,如此长期地密切关注和深入发掘自我的精神现实。既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他又必须背离现实主义的某些传统原则,让生命以它自身选定的主题直接表现它自己,让灵魂靠近灵魂。

  4 表现主义:主观性、不驯性、创造性

  弗内斯说:“对处在压榨、逼拶和无情的烈火焚烧中的灵魂全神贯注的人,可以被称为表现主义者。”

  表现主义是20世纪初先后在德国和中欧兴起的一种精神运动,由绘画而遍及于诗歌、戏剧和小说;作为艺术原则,则明显是各种反对现实主义——印象主义手段的叠加。与象征主义一新浪漫主义相类似,表现主义同样具有对现存世界的超越性;不同的是前者趋向于人工乐园的建造,因为追求纯粹的美而变得矫揉造作,不是豪奢的贫乏就是享受的颓废,后者则直接来自生命的神秘的呼唤,来自被城市、机械、战争和现代官僚制度碾压下的人们的紧张的关注,来自新的幻想和激情,难以沥述的恐怖、愤懑与悲怆。积极性和创造性是表现主义的生命。它的最大特点是病态社会的抗议性描写,崛起的情绪,新异的结构,和热烈雄辩的语言。总而言之,表现主义通过艺术与艺术家,表明了现代人面临绝境的积极的生活态度。它标志着:梦想,自由,反抗,一切表现和创造,是人类拥有的神圣不容侵犯的特权。赫尔曼·巴尔甚至这样定义它:“表现主义是指:是否能通过一次奇迹,使得丧失灵魂的、堕落的、被埋葬的人类重新复活。”

  鲁迅翻译过片山孤村的《表现主义》、山岸光宣的《表现主义的诸相》等直接宣传表现主义的文章;还有一批译文,其中对表现主义的评价颇高,如有岛武郎的《关于艺术的感想》、青野季吉的《艺术的革命与革命的艺术》、《现代文学的十大缺陷》等;此外,对尼采、柏格森诸人的主观哲学,以及对阿尔志跋绥夫、安特莱夫、迦尔洵等人的文情皆异的小说,特别对珂勒惠支的逼人的版画的绍介,便可看出他对表现主义的异乎寻常的热情。在这个气魄阔大的拿来主义者看来,表现主义最可取的地方,首先是因为它是灵魂的艺术,极端的倾向的艺术。它不容许作家艺术家在社会苦难面前保持风雅、冷漠和沉默,相反,是对于现实的争斗,克服,变形,改造。在艺术中,它要求保持被压迫阶级的强固的反叛意识,保持与生活的最深层的联系,保持不驯的个性,因此形式也必然是出于偏激的纠葛的。

  5 天才的个人创造

  鲁迅既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表现主义者。反过来说,其实什么也不是。他从来不为一种固定的主义所拘限,只是通过选择与拿来,使自身带上各各的成分,从而变得丰富起来,不但具有生活的广,而且具有生命的深。在绍介安特莱夫的时候,他便特别注意到心理的烦闷与生活的黯淡两个切面,说:“安特莱夫的创作里,又都含有严肃的现实性以及深刻和纤细,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俄国作家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如他的创造一般,消融了内面世界与外面表现之差,而现出灵肉一致的境地。他的著作是虽然很有象征印象气息,而仍不失其现实性的。”在他热爱的俄国作家中间,安特莱夫是独特的、惟一的。“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同时是他所追求的与哲学品格相一致的美学道路。所谓“象征印象主义”,即厨川白村的“广义的象征主义”,也即表现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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