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感动的是解脱陕西兴汉总兵刘世明。刘世明因亲弟弟刘锡瑗通匪被捕，上折请罪，说：“不能正己，岂能正人，面对属员，愧报极矣。”雍正宽慰他说，朕也有阿其那、塞思黑那样的弟弟么，哪能让你刘世明保证没有刘锡瑗这样的弟弟？
雍正对于臣下，确实不乏关怀爱护之处，真正是循循善诱，体贴入微。元年八月，他特批福建布政使黄叔琬有密折专奏权（关于这一特权，详后）。黄上折谢恩，雍正便叮嘱他说：特权是你的了，但不能乱用。第一不要拿这个挟制上司，第二不能向人声张，第三不可频频上奏。奏得多了，上司会对你起疑心，对你没有好处（于尔无益）。田文镜被破格提拔为河南巡抚，感恩戴德至极。雍正便叮嘱他说：“天下事过犹不及，适中为贵。”不要因为报恩心切，把事情做过头，就不好了。后来，田文镜因推行雍正的改革，弄得四面楚歌，雍正又安慰他说：“小人之流言何妨也，不必气量狭小了。”皇帝提拔大臣，没有一个不希望臣下感恩图报的，雍正也一样。但雍正在田文镜报效心切时能戒其骄躁，可谓知人；在他遭受攻击时能宽其心怀，亦可谓善用。
雍正不但酬劳能臣，也重奖谏臣，而且并不计较他们是否犯颜抗上，或者所言是与不是。雍正即位之初，一个名叫孙嘉淦的翰林院检讨便上书言事，要求雍正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如果说停捐纳（停止卖官）尚可讨论，其余两件事则没有一件是雍正爱听的。翰林院官员原本是文学侍从之臣，不该来管闲事；孙嘉淦的官位又很低，只有七品。七品的检讨居然跳出来找皇上的茬，议论的又都是国家的大政方针，简直无异于找死。因此雍正龙颜大怒，责问翰林院的掌院学士（院长）是干什么吃的，居然容此狂生！太子太傅朱轼在旁边说，这个人虽然狂妄，但臣很佩服他的胆量。雍正瞪着眼睛看朱轼，想了一下，扑哧一笑说：便是朕，也不能不佩服他的胆量。于是立即提升孙嘉淦为国子监司业。以后，孙嘉淦又不断提意见。意见虽不被采纳，他的官却步步高升。
不过，谁要是不把国家制度、君臣礼仪当回事，雍正对他也不客气。二年四月，雍正因平定青海一事受百官朝贺。刑部员外郎李建勋、罗植二人君前失礼，被言官弹劾，属大不敬，依律应该斩首。雍正说，大喜的日子，先寄下这两人的脑袋。后面的仪式，再有人出错，就杀了他们。那时候，可别说是朕要杀人，而是不守规矩的人要杀他们。也就是说，这两个人死不死，取决于别人犯不犯错误，而犯错误的人不但自己要受处分，还要承担害死别人的责任。如此“出奇料理”，也是只有雍正才想得出来的。
一方面是细语温存循循善诱，另方面是尖刀剜心狗血喷头；一方面是小不如意便课以大罪名，另方面是大触霉头却备受赏识，许多人将其归于雍正的“喜怒无常”，鄂尔泰却深知其中的奥秘。鄂尔泰也是摸过雍正老虎屁股的。鄂尔泰，字毅庵，姓西林觉罗，满洲镶蓝旗人，世袭贵族。他很有才，二十岁就中了举人，二十一岁就当了御前侍卫，但因为人刚直，不肯趋炎附势，所以到四十岁才是个内务府员外郎。他写诗自况说：“看来四十还如此，虽至百年亦枉然。”这时，还是亲王的雍正让人给他捎话，托他办事，其意当然是拉他入伙，不料却被鄂尔泰严词拒绝。鄂尔泰说：“皇子宜毓德春华，不可交结外臣”，意思是说要雍亲王放尊重点，自尊自律。雍正碰了这个软钉子，不但不忌恨鄂尔泰，反倒十分欣赏敬佩这个竟敢以郎官之卑对抗亲王之尊的直臣和汉子。即位之后，立即委以重任。一年升藩司，三年升总督，十年后升首辅，成了仅次于允祥而被雍正高度信任的人。
如此君臣际遇，谁不羡慕，因此大家都想知道他得宠的诀窍。鄂尔泰也不隐瞒。他曾对人说，当今皇上用人行政，“无甚神奇”，无非两个字而已；至诚。也就是说，皇上待臣下以至诚，臣下待皇上也要至诚。其实就连鄂尔泰心里也明白，他对雍正，也是不能把所有的真话都讲出去的。
雍正这个人，是颇为自信而自视甚高的。有人批评他是“性高傲而又猜忌，自以为天下事无不知无不能者”，有一定道理。雍正一生，有三条颇为自得，也颇为自许。一是自以为一心为公，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国家社稷；二是自以为洞察幽微，没有什么事什么人瞒得过他；三是自以为一身清白，眼里揉不进一点沙子，心里存不得一点尘埃。有这三条，加上自己又是皇帝，对臣僚们当然没有半点客气好讲。谁要敢在他面前耍点小心眼儿，或被他认为是耍小心眼，那就别怪他不给你面子。
杨名时倒霉就倒在这上头。杨名时建议修浚洱海河道，本来是好事，但雍正认为他心术不正。第一，这样的好事，为什么早不做晚不做，早不讲晚不讲，偏偏要在自己即将离任又尚未离任的时候提出来？第二，为什么不用保密的折本先请示皇上，而用不保密的题本上奏，故意要弄得满朝上下都知道？第三，为什么不等新官接任以后再由新官上奏，或联名上奏？显然，他是在沽名钓誉。事情明摆着的嘛！修浚洱海河道是何等工程，岂是他离任之前完成得了的？当然只能由后任来做。既然只能由后任来做，为什么要抢在自己卸任之前发表意见？还不是想着把工作留给别人，名声留给自己！为了保证天下人都知道自己爱民，竟然和皇帝动起心眼来，不用折本而用题本，什么意思？怕皇帝不告诉天下是他杨某人的好主意嘛！因此雍正愤怒地斥责他：像你这样心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甚至没有君父的人，还好意思厚着脸皮自命为读书人吗？所以雍正要罚他自己掏钱去修洱海，修不完子孙接着修。雍正说，自己这样处分，就是要“使天下之人知沽名钓誉之徒不但己身获罪，而且遗累子孙也。”
雍正如此苛求于人，他自己又做得怎样？雍正认为做得很好。他说：“朕之心可以对上天，可以对皇考，可以共白于天下之亿万臣民。”雍正这个人，确实是“一心为公”，诚心诚意地想把国家天下治理好。他朝乾夕惕，宵衣旰食，十三年如一日。乾即乾乾，自强不息的意思。惕即惕若，戒备谨慎的意思。宵即凌晨，旰即深夜。朝乾夕惕，宵衣旰食，就是终日勤勉谨慎，不敢懈怠，清早便穿衣服起床，很晚才吃点东西。这两个词，原本是旧时颂扬帝王勤政的套话，雍正却很认真地做到了。别的不说，光是他批的公文就印行了《上谕内阁》一百五十九卷，《朱批谕旨》三百六十卷，均成巨帙，未刊者还不知几何。此外，还有大量的其他工作。他的这种敬业精神和勤政精神，几乎所有历史学家都不否认。
雍正的个人生活也很简单，没什么嗜好和娱乐，不爱游猎，也不算好色。他也喜欢一些小玩艺，但不玩物丧志。有些东西为他所喜爱，还是因为有用，比如眼镜。雍正因为眼力不好，特别喜欢眼镜。他曾命令工匠制作了多副眼镜，各处安放，以便他办公时随时取用。他还赐给王公大臣眼镜，目的是要他们勤劳公事。他甚至下令给扬灰处的工人发放眼镜，以为劳保用品。在“以天下为己任”方面，雍正确实做到了以身作则。
雍正也不是糊涂皇帝。他曾对群臣说：朕在藩邸四十余年，于人情物理熟悉周知，不是那种没有阅历的娃娃皇帝，也不是那种只知享乐的纨绔阿哥。所以他自认为有资格也有能力严格要求臣下。而且，他认为，只要君臣双方都相待以诚，臣下不挖空心思讨好皇上或欺瞒皇上，皇上也用不着猜忌臣下、防范臣下，则双方完全可以建立起一种朋友式的关系。
雍正自己心里也应该有数。他对群臣说：“君臣之间唯以推诚为贵，朕与卿等期共勉之。”但他自己，能对臣下不猜忌、不防范、不整治吗？比如雍正暗示大家起来揭批年羹尧时，大家都不揣摩，都不动作，或者傻乎乎地说年羹尧这个人多少还有些功劳，雍正能满意吗？显然，不揣摩是不可能的。而且，说句不好听的话，揣摩不到位才是糟糕。四年（公元1726年）底五年（公元1727年）初，两总督三巡抚报告黄河水清。古人云：“黄河清，圣人出。”当然是祥瑞。雍正大喜，给文武百官每人加了一级。这时，有个大理寺卿名叫邹汝鲁的，写了篇《河清颂》来拍马屁，内有“旧染维新，风移俗易”两句，意思是说正因为皇上搞改革，实行新政，黄河才变清了。谁知却使雍正大为恼怒，质问邹汝鲁“所移者何风？所易者何俗？旧染者何事？维新者何政？”一怒之下，将他革职，罚到荆江工程去修水利。你想，马屁拍不好都要倒血霉，把真话都讲出来岂不更是冒傻气？
看来，在雍正手下，拍马屁也不容易。说得好听一点，得像一个很有鉴赏力的批评家，由衷地为雍正的领导艺术叫好。这就一要诚心，二要懂行，没有几个人做得到。雍正当然也明白这一点。所以心情好的时候，对那些言不由衷的马屁也就不太计较（心情不好时就该对方倒霉）。因为拍马屁至少没有什么恶意，粉饰太平也总是政治所需。对于批评，雍正的态度就要认真得多。雍正并不是一个批评不得的人。他接受过批评，也奖励过批评他的人。甚至有时虽然并不接受批评，却奖励批评者。比如大学士朱轼一贯是批评雍正的。耗羡归公、西北用兵这些事，他都不赞成，雍正却请他给弘历当老师。后来连朱轼自己也觉得老提意见不是个事，便请求病退。雍正说：“尔病如不可医，朕何忍留；如尚可医，尔亦何忍言去。”朱轼感动，再不提退休的事。
雍正还有一个逻辑，即任何人都不可能真正独立。如果对君主闹独立，那就一定在私下里结为朋党。因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么！雍正整治杨名时、李绂等人，就因为视其为朋党领袖之故。他曾对鄂尔泰说：“朕整理科甲积习（因师生或同年关系结成朋党的习气），伊（指杨名时）挺身乐为领袖。”审理谢济世时，也严刑逼供，要他招认是李绂指使（谢济世的供词则是“受孔孟指使”）。可见，雍正打击杨名时等，是一箭双雕；不准臣下搞独立，更不许他们结党。他最欣赏的是这样一种人：和谁都没有私人关系，只和他一人“结党”，比如田文镜、李卫都是。
当然有一种情况是允许并鼓励的，那就是“奉旨结交”。比如雍正三令五申不准大臣结交王公，却又指示宠臣们结交怡亲王允祥，因为他需要允祥来充当他与臣下沟通私人感情的渠道。他又说，做人臣的，按道理是不能有私交的。但如果“同心体国，互相敬爱”，则朕又唯恐你们不能这样。这就矛盾。到底是该交朋友还是不该交朋友呢？说穿了，就是不准别人交朋友，只准他一个人交朋友；也不准对别人有感情，只准对他一个人献忠心。换句话说，他是要和每个臣子单独“交朋友”。
阿弥陀佛！这样的朋友，如何交得起！
五、如此皇帝
雍正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独裁皇帝。
雍正铲除异己，打击朋党，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把整个帝国，都置于他一个人的绝对统治之下。
这并不容易，然而雍正却做到了。
雍正的办法，是建立和完善了密折制度。所谓密折，说白了，就是皇帝与臣僚之间的私人秘密通讯，由一种专用的特制皮匣传递。皮匣的钥匙备有两份，一把交给奏折人，一把由皇帝亲自掌握，任何人都不得开启，也不敢开启，具有高度的私密性，故称“密折”。
密折制度的建立，是对传统政治制度的一项重要改革。本来，君臣无私义。君臣之间的文字往来，就只有“公文”，没有私信。通常官方文书（公文）有两种。一种叫“题本”，是谈公事的，要加盖官印；一种叫“奏本”，是谈私事的，不盖官印。两种文书都由通政司转呈。皇帝御览之前，已先由有关官员看过，等于是公开信，无密可保。杨名时奏请修浚洱海，用的就是这种公开的题本。所以雍正认为他是故意把事情宣扬出去，以免别人（也包括皇帝）抢了他的功劳。题本和奏本无密可保，皇帝和臣僚之间某些不可告人的机密和难言之隐，就无法勾兑。而且，这种公事公办的形式，也不符合雍正和臣僚单独交朋友的想法。于是他便把始于顺治、康熙年间，但用得并不广泛的密折，发展成一种普遍运用的政治工具，并形成了所谓“密折制度”和“密折政治”。
密折制度显然比公文制度实用。除具有保密性外，还具有快捷方便的好处。题本是很麻烦的。它必须用宋体字工整书写，必须备有摘要和副本，必须先由内阁审核，必须在皇帝看后再用满汉两种文字誊写。密折则不必，它不拘形式，可以自由书写，写好后不经任何中间环节，直接送到皇帝手中。皇帝即拆、即看、即批复，直截了当，不耽误事。雍正的密折政治，很值得专门探讨和研究。
自从秦始皇建立了中央集权专制体制，如何统治和管理我们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一统帝国，一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难题。明清以前历代王朝的做法，是通过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治国。这就是汉武帝要独尊儒术而隋唐要建立科举制度的原因。按照这个政治设计，我们帝国主要是由一大批熟读儒家经典、绝对忠于皇室的文官来管理的。农业时代的帝国虽然庞大，事务却并不繁杂，无非按期缴纳赋税和保证地方治安。另外两件并非常规性的工作，则是抵御外敌和救济灾民。如果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官清吏廉，民风淳朴，则地方官是非常轻松的。所以那些承平时代的地方官员，常常有许多闲情，可以吟花弄月，甚至著书立说，可见工作不忙。但是，这种“太平盛世”的理想，却建立在并不牢靠的基础上。如果天旱水涝，颗粒无收，或官贪吏污，绅劣民刁，又如之何呢？那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还管用么？只怕即便孔子在世，也无法敦风化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