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官贪吏污，绅劣民刁，又如之何呢？那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还管用么？只怕即便孔子在世，也无法敦风化俗。
事实上，靠道德或礼仪来治国，是完全靠不住的（这一点我们前面已多次讲过），这才有了明代的特务政治。雍正总结历朝历代的经验教训，认为德治和礼治并不可靠（但也不能放弃），特务政治弊端甚多。唯一的办法，是实行“人治”。不过这种“人治”，有特定的涵义，那就是：除了皇帝，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充当这种统治的主体。因此准确地说，它应该叫做“帝治”———皇帝一人的统治。
雍正以前，中国政治的主要形式，是德治与礼治。人治只是某些特殊时期的现象，而且其主体既不一定是皇帝（比如曹操是丞相，武则天是皇后和太后），也没有相应的制度来保证。相反，不少皇帝还无法行使治权（比如年纪太小）或主动放弃治权（比如明的万历）。其结果，则是任何王朝都不可能真正“长治久安”，改朝换代总是不可避免。显然，唯一的出路，是确保皇帝的“一人政治”，使皇帝真正成为国家意志的唯一代表。密折制度的意义，便正在这里。
这又是雍正的过人之处和高明之处。本来，密折是一种很危险的东西。它容易和告密联系在一起，甚至变成告密的一种方式，弄不好就会让人主上当受骗。所以康熙说：“令人密奏并非易事。偶有忽略，即为所欺。”谢济世也说：“告密之例，小人多以此谗害君子。首告者不知主名（不知是谁告的），被告者无由申诉，上下猜忌，君臣相疑。”然而雍正却把毒药变成了良药，玩火而不自焚。办法也很简单，就是“兼听”。也就是扩大有权密奏的范围，广泛地听取意见，使自己不至于被个别人的言论所左右，从而作出正确判断。他也允许被告申辩，只是不讲原告的名字。这样，一旦属实，举报者可以得到保护；万一被诬，被告人也能洗刷冤情。所以，武则天建立告密制度，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雍正帝建立密折制度，却保护了不少好人。
雍正的尊孔，超过了前辈的所有帝王。他封孔子五世先人为王，他下令对孔子的名讳要像对君主一样予以敬避；他向孔子的牌位行跪拜礼。这些事情，都是连汉族自家的帝王也没能做到的。皇帝号称“天子”。除对天地、祖宗和父母，均不能下跪。雍正向孔子行跪拜礼，就是把孔子抬到与天地君亲同等的地位，当然是无比之尊了。
雍正的姿态，确实很高。过去，历代帝王巡视太学，都称“幸学”，也就是帝王幸临学府的意思。雍正认为。这虽然是臣下尊君之意，但“朕心有所未安”。因此，应改为“诣”，就是拜访、请教的意思。王朝时代，最尊贵的就是帝王。无论他到哪里去，都是巡幸，都是给别人赏脸。唯独到了学校，却不是“光临指导”，而是“拜访请教”，这就不但是对知识、对文化的尊重，而且是对全体知识分子的尊重了，自然大得人心。
雍正不但谈儒，也谈佛。十一年（公元1733年），他在宫中举行法会，亲自说法，并收门徒十四人。皇帝、王公、大臣、和尚、道士，不伦不类地聚在一起坐而论道，真是煞有介事。
天底下居然还有这样的皇帝！应该承认，雍正的儒学水平和佛学水平都不低。比起那些腐儒和愚僧来，不知高明多少倍！他确实把握了儒学和佛学的精髓。儒家讲“修齐治平”，佛家讲“普度众生”，说来说去，不就是让大家过好日子，让大家感到幸福吗？这就要栽种福田。而在雍正看来，这个福田，并不在西方净土，而就在东土人间。因为现在东土已经有了一个不是释主的释主，不是孔丘的孔丘。他不是别人，就是朕———雍正皇帝爱新觉罗·胤禛。
现在，雍正已经从思想上（崇儒礼佛）、组织上（举贤用人）和制度上（密折政治）把自己武装起来，他可以给他的帝国动手术了。
六、如此帝国
雍正的帝国情况不妙。
雍正的前任圣祖仁皇帝康熙，亲手创造了一个“太平盛世”，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吏治腐败、税收短缺、国库空虚。雍正接手时，国库储银仅八百万两，而亏空的数字却大得惊人。雍正说：“历年户部库银亏空数百万两，朕在藩邸，知之甚悉。”又说，“近日道府州县亏空钱粮者正复不少”，“藩库钱粮亏空，近来或多至数十万”。如此看来，则堂堂大清帝国，竟是一个空架子。外面看强盛无比，内里却空空如也。
国库空虚，关系非浅，新皇帝岂能坐视？
康熙皇帝去世刚好一个月时，雍正皇帝下令户部全面清查亏空钱粮。雍正不顾乃父“尸骨未寒”，就要对康熙留下的积弊大动干戈，可见其决心之大，也可见事情之紧迫。这是雍正即位之后的第一个大战役，关乎国本，也关乎帝位。中央的政令到了下面，没有不打折扣的。清查亏空牵扯到那么多官员的切身利益，岂有不研究对策之理？那好，你研究，我也研究。你有对策，我更有对策。我的对策是：先研究你的对策，再出台我的政策。我的政策是针对你的对策来的，看你还有多少对策！
这一下，贪官污吏全都傻了眼。
雍正确实太了解下情了。他知道，靠贪污犯去查自己的贪污，那是永远也查不出来的。他们的上司也同样不可靠。因为没有一个贪污犯不巴结上司，不给上司行贿送礼。如果他不巴结上司，或者上司不接受贿赂，他还能混到今天？早就被查出来，被弹劾罢官了。即使他的上司是清廉的，也不可靠。因为地方上的亏空如此严重，贪没如此猖獗，他们居然毫无动作，那就只可能是三种情况：要么是昏官，对下情一无所知；要么是庸官，知情而不敢举报，或无力纠察；要么是混蛋，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官声，对下面的胡作非为睁眼闭眼，包庇纵容，搞“地方保护主义”。靠这些人去清查亏空，那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因此即便他们手脚干净，也不能依靠。
雍正的对策是派出钦差大臣。这些省级或副部级的特派员直属中央，与地方没有任何瓜葛，而且都是为官清正又精明强干的能员。这些人，既无前车之鉴，又无后顾之忧，且直接归皇帝领导，不尽心也会尽心。何况，这些特派员也不是光杆司令。雍正从各地抽调了一大批候补州县随团到省，与特派员一起查账。查出一个贪官污吏，立即就地免职，从调查团里选一个同级官员接任。这是一着妙棋，也是一着狠棋。因为雍正深知，官官相护，是官场顽症。历来的继任官，总是会帮着前任补窟窿，然后自己再留下一大笔亏空，让后任去擦屁股。亏空之所以总也补不上，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这一回，后任是来查账的，当然不会替他打圆场，做掩护。这样，这个贪官就再也无处遁逃，只有低头认罪，接受处罚。而且，因为没有后任给他补漏洞，他当然也不愿意为前任背黑锅。于是，就连他的前任，甚至前任的前任，如有贪污挪用，也难逃法网。
贪官们当然不愿束手就擒。他们还有对策，即借钱借粮来填补亏空。这也是老办法：上面要来查账时，就从当地富户那里借些钱粮来放在库里。上面的来人一看，分文不少，检查团一走，这些钱粮又还回去。因为是官借，利息既高，又不怕不还，再说富户们也不想得罪地方官，因此这个办法也屡试不爽。
可惜这种伎俩也逃不过雍正的法眼。雍正在派出特派员的同时，也给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先打招呼：谁也不能借钱粮给官府。要借也可以，这些钱粮既然被说成是官府的，朕就认它是国家所有，你们这些借钱借粮给官府的人，就再也别想把它们收回去。
这一下，谁也不肯借钱借粮给贪官们了。富户们不想得罪官员，更怕得罪皇帝。再说，他们也不愿意自己的钱粮白白地送给公家。贪官污吏的又一条对策被雍正事先粉碎。
不过，这还只是雍正一系列对策的一部分。
雍正的又一个重要举措是成立“会考府”。会考府是一个独立的核查审计机关，成立于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正月十四日。它的任务，是稽查核实中央各部院的钱粮奏销。雍正深知，钱粮奏销，漏洞很大。
雍正先查挪用，后查贪污。而且，在追补赔偿时，先赔挪用部分，后赔贪污部分，一分一厘都不能少。更重要的是，无论贪污还是挪用，每一笔账都要查清楚，不能混淆。这一下，贪官们最后一条退路也被堵死。
雍正的高明，还不仅于此。
就在举国上下穷追赃款、整治贪官的同时，雍正也在思考一个更带根本性的问题：怎样才能从制度上杜绝贪没，保住官员的清廉？
这个问题想得很深。我们知道，反腐和倡廉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倡廉比反腐更重要。没有保证官吏清廉的制度，腐败就会像割不尽的韭菜，一茬又一茬，真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于是，雍正决定进行两项重要的制度改革，那就是耗羡归公和高薪养廉。
耗羡，也就是我们前一章说到的“常例”，即火耗、米耗等等。是一种正常税收外的附加税。这是一种半公开、半合法的贪污，弊端甚多。
雍正规定，归公的耗羡，有三大用途。一是填补亏空，二是留作公用，三是发放“养廉银”。这是耗羡归公的配套措施，也是反腐倡廉的配套措施。雍正为人虽然不免冷酷刻薄，但他的冷酷刻薄只用于权力斗争，也只施加于他仇恨和憎恶的人。对于一般人，他是通情达理的。他并不要求官员们饿着肚子办公（也办不到），相反还主张他们有体面的生活。他认为，大小官员，都应该“取所当取而不伤乎廉，用所当用而不涉乎滥”，既不可以盘剥百姓鱼肉子民，也不可以故作清贫沽名钓誉。但是，俸禄不能提高，而贪污又不允许，官员们怎样才能保证生活的体面呢？这就要靠“养廉银”。所以，耗羡不可不收，也不能不给官员们用，但要有规矩。一是要适度，二是要合理。其标准，则是官职的高低、政务的繁简和赋税的多寡。由这三个坐标系定出养廉银的数额，多收就是贪没。
现在雍正几乎把所有导致腐败的漏洞全堵住了。他应该成功了吧？可惜没有。
雍正改革赖以成功的条件和他改革的目标是根本相悖的。雍正要惩治的是腐败，反腐败的力量是他的特权，而特权又恰是腐败之源。没有特权，不会滋生腐败；没有特权，又无法惩治腐败。这是一个死结。在封建专制的王朝时代，没有人解得开，雍正也不例外。
还有一点，也是雍正想不到的。他改革的阻力，并非只是一批冥顽不化或居心不良的官员，还有强大的传统势力。这种势力是一种文化力量，并百哪个人可以扭转和对抗。比方说，他能不让人们讲人情，讲面子，讲世故吗？不能。那他就无法根除这些现象：请客送礼、拍马逢迎、拉帮结派、党同伐异地、争风吃醋、担忧、损公肥私、敷衍搪塞、扯皮推诿、人情大于王法等等。这些东西不铲除，政治的清明和官吏的廉洁最终都只能是一句空话，被整治的腐败迟早也会死灰复燃。
雍正当然不可能反对特权，反对人治，反对传统文化。
所以雍正他成不了赢家。
七、谁是赢家
雍正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
雍正总是那么稳操胜券斗志昂扬。前半生，他为夺取皇位而斗；后半生，他为巩固政权而斗。他斗败了兄弟，斗败了权臣，斗败了贪官，也斗败了被他认为是沽名钓誉的清官。最后，只剩下他一个孤家寡人，还有为数不多的几个还算贴心的人。那么，他感到胜利的喜悦了吗？
不，他感到很窝囊，很委屈，还有点犯虚。
这似乎很矛盾。雍正，他不是一直都充满自信问心无愧的吗？是这样。在所有的斗争中，这个满族汉子都没犯过怵。整治年羹尧时，近臣中有人怕年在陕西称兵作乱，劝雍正不可过严，雍正把这种劝告无识之见。他说：“洞观远近情形，深悉年羹尧之伎俩，而知其无能为也。”雍正心里有数，胆气很足。他对自己的评价也不低：“朕反躬自省，虽不能媲美三代以上圣君哲后（元首），若汉唐宋明之主实对之不愧。”他认为自己比得上汉唐以来历代君主。这不是大主不惭，是有事实做根据的自信。
既然如此，又何必编印什么《大义觉迷录》
《大义觉迷录》堪称奇书。它首先奇在皇帝与逆贼对簿公堂。中国古代，民千官的事都极为罕见了（告也可以，告赢了也要判刑），皇帝自己跑到公堂上充当被告，与谋逆的反贼一本正经一五一十地展开“法庭辩论”，真是千古奇闻！辩完了还不了事，还要把辩论公布于众，就更是近乎天方夜谭。只有雍正这样的奇人才做得出这样的奇事，也只有雍正这样的奇人，才会制造这样的奇案。
制造了这一奇案的《大义觉迷录》大体上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收入郑一的雍正特谕两道。两道特谕，都是针对曾静的指控而来。第一道主要讲清朝顺天得民，是大一统的正统王朝，满洲不过是清人的籍贯，清人从李自成手上夺取政权是为大明报仇等。这是为大清政权做辩护。第二道主要逐条驳斥曾静对雍正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任佞十项指控，是为雍正自己作辩护。这两道特谕，无妨看作是雍正作为“被告”的辩护词。不过，第一道是作为帝国法人代表的陈述，第二道才是自己的答辩。
二、收入卷一的“奉旨问讯曾静口供十三条”和收入卷二的“奉旨问讯曾静口供二十四条”。前十三条，批驳曾静写给岳钟琪的信中的主要观点；后二十四条，批驳曾静《知新录》一书的主要观点。这些批判，由内阁九卿大臣与刑部组成特别法庭，通过法官询问口供的方式进行。法官问的问题，都是雍正亲自拟定的，并以圣旨下达，故称“旨意问你”。不过那些问题，又不是简单的提问。有的长篇大论，实际上是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