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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姆认为，爱是什么的问题可暂时搁置一下，人们需要警觉的是没有爱将会如何。这种反证法正是他立论的聪明之处，而且由于每个人都体验过缺少爱的孤独，看到过离开爱以后的病态，这种反证法对广大读者有切身的说服力。我想，《爱的艺术》畅销，部分原因是书名，部分原因是这种反证。
一位高层哲学家的书成了畅销书，这对中国学术界来说还不很习惯。其实，要把一个简单明了的问题说得深奥难解很容易，而反过来，要把一个深奥难解的问题说得简单明了就很不容易，需要支付高昂的时间代价和学术代价。近几百年来欧洲文化为了从经院释放到民间做了多种试验和努力，与此相反，本来侧重于人间情理的中国文化却有一部分走了相反的方向，由顺畅退缩到拗口，由通达退缩到生涩，由响亮退缩到嗫嚅，由开阔退缩到狭窄，我想这正如弗洛姆所说，陷入了一种“病态人格”。文化最需要谋求的是健康，健康的最终原因是博爱。
盈缩空间
昂诺威的空间概念总是怪异的。
英国有个汉诺威王朝。那是由于两国联姻，阴错阳差，汉诺威王室的公子成了英国国王，结果两国共享一个元首，而且代代继承。这事直到英国与中国打鸦片战争前不久纔结束。
德国统一后，汉诺威作为工业基地，既频频地输出侵略工具又屡屡遭受毁灭性打击，据记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它成为盟军空袭目标，市中心原有数万居民，到最后只剩下几百人蜷缩在防空洞里存活下来。一种强蛮的空间欲望一旦失控，就有可能转化为最狭隘又最危险的小空间，真可谓盈缩无常。
汉诺威从防空洞钻出来后又遇到英国，但这次它与英国的关系与以前大不一样了，有点尴尬。英国占领军旧情未泯，想给废墟中的汉诺威带来一点什么，便在一家工厂的旧址举办工业博览会，没想到这一个点子渐渐发展成一个举世瞩目的事业。现在，汉诺威博览会已成为世界各主干企业发展趋向的重要坐标。我已来过多次，每次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潮车潮向那里集中，又从那里出发，心想，这座城市还在做空间盈缩的文章，只不过这次真正做漂亮了。
汉诺威王朝之于英国，是一种古典政治的渡海传奇；汉诺威废墟之于盟军，是现代地缘政治的血火恩仇；汉诺威博览会之于世界，则是全球化经济理念的骄傲凯旋。
由此，汉诺威成了一个极有弹性的感性意象。
汉诺威世界博览会的德国馆，进门像一个雕塑工场，横七竖八地放着几十个毛坯伟人，有的完成了一半，有的接近于完成，定睛一看都是德国人。墙上还有长长的留言牌，恳请世界各国观众写上还应补上的人名，当然也应该是德国人。
这么多雕像即使没有完成也能被外国参观者一眼认出，即使不好好排列也气势夺人，这种看似自贬的方式，实在是一种既聪明又大胆的构思，蕴含着无须言表的民族骄傲。
这种骄傲竟以那么谦和的声调吐出：全部名单尚未确定，一切伟大都还没有完成。这便是德国馆的序言。
德国馆的主厅，展示各州遴选出来的对人类文明作出过贡献的人，但作为形象化的展览一定需要有实物，于是，我们看到了马丁·路德布道的那个讲台，十六世纪的雕木护栏苍老而光滑，用现代的金属护栏围在四周，让世界各国的参观者仰视一个重要的精神转折点。
作为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的思想背景要比胡斯深厚，因为当时他已受到意大利人文主义的深刻影响；他也比胡斯幸运，受到德国诸侯保护。
与胡斯近似的是，马丁·路德也是一位教育家。他亲自把《圣经》翻译成德文，实际上也规范了德语教学，把宗教普及和教育普及结合起来了。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是成功的，而且在欧洲产生了连锁反应，罗马教廷也在紧迫的情势下进行了一些自我改革。由此，西方宗教在存在形态上走出了中世纪。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今天的德国还要把马丁·路德请到世界博览会德国馆的主厅。他们真能选，仅此一人，就让德国提挈起了西方近代的宗教精神。
一位陪我参观的懂中文的德国朋友告诉我，大概由于马丁·路德的关系，德国的教会现在给人的印象很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同的教派共同反对法西斯独裁；在东、西德国对峙期间，两方面的教会关系密切，为后来的统一做出了贡献；在目前的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上，教会主办了全国半数以上的幼儿园、敬老院，接近半数的医院，以及全部的残疾人之家，而且已经把这些事业发展到很多不发达国家。
人文主义、宗教精神、慈善情怀，组合成一种可触可摸的暖流，润泽人间。
我实在不想批评汉诺威世界博览会的中国馆，记得当时还一直在向周围不满的参观者作一些解释，希望他们原谅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的初来乍到。但是，当我转了一圈终于全部看完，得知事先当地报刊民意测验中中国馆被列为德国观众最想参观的展馆之一，而又看到入口处排队准备入场的世界各国观众多到那样的地步，心里就不是滋味。
可能不应全然责怪承办者，问题的背景在于一种僵化的体制，一种陈旧的观念，一种被曲解了的文化。
最难以理解的是那种漫不经心的草率。世界博览，人头济济，国家间的形象作近距离对比，再目空一切的发达国家也不敢对此马虎。要么一时不知深浅，干脆不来，像美国；要么集中一国最有创造力的思想家和艺术家苦心构思，精彩呈现，像德国、法国、日本、欧盟、阿联酋。各国总要找到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主题，然后出示强有力的证据。中国馆找不到主题，更没有艺术构思，门外照例是长城照片和京剧脸谱，里面除了有一个简单的三峡工程模型外，稍有印象的只有两点，一是幻想中的中国人登上月球的模型，二是以一个针灸穴位人体模型为中心的中医介绍。这实在是草率得太离谱了，不知在骄阳下排着长队的各国观众，看了作何感想。
泵想中的中国人登上月球，怎么好意思当作一个内容提前展出呢这儿毕竟不是少年宫。在这方面我们实在太大胆。但另一方面又太谦虚，欧美都开过国际针灸大会了，中国馆居然还在作针灸的常识介绍，又放了几瓶普通的中成药。那个针灸穴位模型，正好与德国一个州自称世界第一个医学人体模型的展览形成直接对照。他们把人的循环系统和腑脏结构用现代高科技制作成了一个饶有兴味的观赏对象，又清晰展现了那位首创医生的生平事迹。
中国不是没有东西可以展览，但多年的思维习惯使很多人只会具体背诵一些经济数据和技术指针，一旦要提炼整体文化便手足无措。想来想去，只剩下了长城照片、京剧脸谱和针灸模型。这三者的组合最通俗、最简便，却是对中华文明最普遍的误会。
此间隐藏着一个美学课题：堂堂中华文化，弘扬了那么多年，为什么提炼不出象征符号，寻找不出感性图像不仅仅为展览。文明应该可视，文化应该可感，中华文化并不长于抽象玄思，为什么反而变得比长于抽象玄思的德国文化更不可视、更不可感不少中国文化人，为什么变得比康德、黑格尔都枯燥，比尼采、王尔德都骄傲起来他们嘲谑着一切试图把中国文化感知化的努力，也许这样纔便于他们在浑沌一片的迷雾中自命尊贵。
找不到文化图像，也就找不到精神家园的前门后门，当然随之也就找不到在文化意义上回归和出发的地点。
与此相反，很多国家却在文化意义上形象地论证着自己进入新世纪的资格，为此它们不惜暴露自己目前的困境和缺陷。例如法国馆就真诚地表白，他们国家以前只不过是一个永恒的实验室。法国人乐于想象、勇于实验，实验成果却让别人收获了，自己老是静不下心来，而现在，连实验室也处于十字路口，不知走向何方。这种坦率反而证明，它找到了自己准备探索的地点，也因此吸引了国际的目光。
自省为了创造，自嘲也是为了创造。在世界博览会的各个展馆，各国都以异样的真诚争先恐后地向世人许诺，自己将在新世纪投入革新创造，相比之下，中国馆的差距是整体上的。展览做成这样有点偶然，而这种偶然背后却隐伏着一种文化精神生态上的必然。
问题不止是文化却又直指文化。因此，真想哪一天能有更多国内的文化人到这样的地方来看看，作些比较，然后明白，这些年越来越狭隘、越来越互斥、越来越无聊的津津乐道，究竟造成了什么结果。
中华文化曾经有过至正至大的气魄，那时的文化人生存基座不大，却在努力地开拓空间：开拓未知空间，开拓创造空间，开拓接受空间，为此不惜一次次挑战极限。今天的文化人不管有多少条耸人听闻的“学术理由”，如果只是一味求小、求僵、求玄、求偏，迟早会让大家丢人现眼。
跳荡联想
一到德国东部小城迈森，心里有点生气。他们居然自称，这是世界第一流的瓷都。
须知我来自中国，出生于著名的越窑故地。
为此，我特意要到他们的瓷厂看看。一看真生气了，那里居然人山人海，挤满了世界各国来客，而所标瓷器的价格，简直把我们吓了一跳。世界的瓷都究竟在哪里？但是，有一件事使我产生了一点惊慌的回忆，那就是我看到了迈森瓷器的标记：两把交错的弯剑。这个标记我非常眼熟，几乎联结着生命的起点，稍稍一想就记起来了，那正是我小时候家里一座瓷锺的标记，我出生的时间就是由这座瓷锺来记录的。这就是说，迈森瓷器不仅早早地传入了中国，而且转弯抹角地渗透到了越窑故地。那是不是也太嚣张了一点因为他们的展览一开头就明确写出，他们的瓷器制作，两百年前来自中国。接下去的展览更是用实物表明，那时代中国数千年的瓷器工艺早已发展到了炉火纯青，而他们则只能学造可笑的仿制品，至多也是依葫芦画瓢。
历史态度非常坦诚。
再看下去，我渐渐变得恭敬起来。当他们终于学到了中国瓷器工艺的诀窍，立即开始了自己独立的发展历史。不管科技工艺多发达，他们尽量坚持瓷器的手工成分，尤其是那些高层产品，由工艺师笔笔手绘。但他们这样做又没有陷入保守，而是主张不断创新，与现代生活密切相联。我小时候见到的瓷锺，就是一个例子。
果然，一位正在手绘的工艺师放下笔对我们表示欢迎，并高度评价了中国古代的瓷器艺术。我们问他迈森的特殊经验，他笑了笑说，迈森的标记是两把交错的弯剑，其实迈森真正的两把剑是：严守名牌专利，坚持年年创新。一静一动，大静大动，便是迈森剑术。
我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中国的工艺文明，何以在近代失足科隆大教堂一二四八年动工，一八八Ｏ年建成，前后造了六百多年。
六百多年造下来，风格居然完全统一。哥特式建筑的挺展、俏丽、轻盈，到这里变成了拔地的冷峰、触天的石林，黑压压地堆垒出一种固执而雄伟的民族精神。这种无言的秘语，不废弃、不忘却、不走样，经久如一，真不容易。
他们也有屠夫狂汉，但总的说来，绝大多数民众敢于保护杰出，保护高度，而不会赞成代代自毁、年年自损。结果，连这么高的尖顶，也逃过了战火和妒火。
联想到了中国。
科隆教堂开始建造的时候，中国还在南宋，元好问刚刚写完“醒复醉，醉还醒”不久；而造好之时，李鸿章已经在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已经有自来水和电报了。
这么长的时间，经历了元、明、清三朝，改朝换代，天翻地覆，地面上的象样建筑，能保存多少天际的尖顶，能维持多久科隆大教堂的尖顶已经做成模型陈列在广场上，用世界各种文字说明。
正对教堂大门的，是中文。
人家当然不是要故意劝喻我们什么，但我们中国人看了，或许会有所自省。
连鬓胡子的西门子先生死于一八九二年，但早在二十年前，他已为中国提供了第一台电报机。那年月中国的灾祸接连不断，全由那个键盘艰难地敲出，嘀嘀哒哒如泣如诉。
今天来到慕尼黑西门子公司总部，看着他的塑像，很想告诉他，在他死后四十多年，公司派驻中国南京的一位代表，利用国际身份，在日本侵略军的屠刀下救出了大批中国人。
他的名字叫拉贝，据说与纳粹有过一点瓜葛，晚境寂寞；但古城南京可以证明，万千亡灵可以证明，他是好人。
现在西门子公司的职员，几乎无人知道他。但正是他，曾让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首都在遭受大难时，把西门子公司看作是和平和人道的化身。我想不起世间还有哪家企业，取得过这种身份。
如有可能，请在西门子的历史上，加上他的大名。
教皇的卫士
这曾经是世间特别贫困的地方。
贫困带来战乱。但荒凉的中部山区有一位隐士早就留下遗言：“只须卫护本身自由，不可远去干预别人。”
话是对的，却做不到。太穷了，本身的一切都无以卫护，干预别人更没有可能。但是，别人互相干预的时候来雇佣我们，却很难拒绝。
结果，有很长一段时间，欧洲战场上最英勇、最忠诚的士兵，公认是瑞士兵。瑞士并没有参战，但在第一线血洒疆场的却是成批的瑞士人；更触目惊心的是，杀害他们的往往也是自己的同胞，这些同胞受雇于对方的主子。
瑞士人替外国人打仗，并不是因为人口过剩。他们人口一直很少，却紧巴巴地投入了这种以生命为唯一赌注的营生。说是“赌注”又于心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