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化，工业化，系列化，现在他们回来给我们补这节课了。我们应该高兴是不是？我也希望自己的人生丰富，多经历一些奇怪的事情，经过了这么多年，光听说没见过，终于有幸看到旧文化——也别这么说，好像带贬义似的——终于亲眼看到中国传统文化，那些贯穿我们几千年文明曾经令我们的先人过得十分舒服的一切趣味、窍门和好玩的玩法一股脑都在中国复辟了。解玺璋讲我“怎么可能站在左翼文学的立场上”，我怎么不能站在“左翼文学”的立场上？我不站在“左翼文学”立场上又往哪儿站？“左翼文学”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脉单传，后来也是革命文化的一个源头。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革命文化的强烈环境中度过的，革命文化后来政治斗争化了，越长越有点长走筋了，那是没长好，结了个歪瓜，论秧子，还有些老根儿是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那块厚土中，这才是“别连孩子带脏水一起泼”呢。我也不知道别人怎么看“五四”运动，我的“五四”就是和所有传统文化决裂，把所有天经地义都拿来重新审视一遍，越是众口一词集体信以为真的越要怀疑、批判；越是老的，历史上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越当作枷锁，当作新生活的绊脚石。孔子怎么样？“砸烂孔家店”。红卫兵是奉旨造反，算不得好汉，加上又把人打了，演变成行为上的暴徒，名声搞臭了，若仅是文化上的造反，思想上的造反，那还正是“五四”传统。“五四”新文化的路被后人走偏了，我们这些更后来的人把它再走正了就是了，新时期文学就是这么个拨乱反正的行进方向，怎么也轮不到传统文化重回中心。中国落到这个地步，百年积弱，传统文化功莫大焉。现在讲振兴，也不能靠这副药。把人活活吃死过的药，想治病想强身你还敢再吃它吗？马克思主义就是向西方学来的。中国的文化要更新，要蓬勃，有生气，还是要向西方。这话听上去很像大道理了吧？好像从我这痞子嘴里说出十分不像。其实这是我从小就融在血液中的价值观，要什么不要什么，那是读了多少优美的古典诗歌也不改初衷的，要说信仰，这也是一种信仰吧。我从来不觉得自己的所为和这个基本立场相违，矛盾。“反智”、“反文化”反的都是中国式的装孙子，“粗鄙”正对中国式的假正经。平常，有时也许我会忘了自己姓什么，屁股扭来扭去，但传统文化一出来，立刻就有一个自觉的警惕：这孩子乔装打扮之后又来了，一定要站到它的对面。所以我一见港台文化滚滚而来就气不打一处来，不问好歹，打了再说。我当然是很愚昧了，这也是流氓的战法，不足为训。顺便说一句，这也是北京文化的一个方面，北京文化也不全是培养奴才，也有一股张狂气，见谁灭谁，专拣那大个的灭。想在北京这个地界为王，先扒你三层皮，过不了这关，你也别打算在这儿混。什么叫侃大山？至高境界不是吹牛，是抬杠，大家都做个天生反对派，让所有观点都不能畅行无阻，包打天下。到北京的饭馆里听听，那才叫“舌头底下压死人”，哪有一句好话？好听的这叫“逢佛杀佛，逢祖杀祖”，你也可以管这叫流氓气。流氓终归也就是起个哄，吹声匪哨，向人群中砍块砖头，起一个让老实人心惊的效果。真正的解说，分析，论功行赏和以罪定罚，还要老师们出场，你们是专吃这碗饭的，责无旁贷，别光吃饭不干事。也不许像严家炎那样，什么“有人引鲁迅的《流氓的变迁》批金庸，是一种误解或曲解。鲁迅先生对侠文化不否定，很客气。鲁迅的《铸剑》是现代武侠小说。如果鲁迅活到现在，看到金庸的小说，不至于骂精神鸦片。”学问是这么个做法吗？三寸不烂之舌一卷，就把这个话颠倒过来了？你讲鲁迅对侠文化不否定，客气，要有根据，他在哪儿哪篇文章说过这个话或有过类似意思，不能因为你认定《铸剑》是武侠小说就理所当然得出这么个结论。“如果鲁迅活到现在，看到金庸小说……”之语就更不像话，说你想当然是不尊重你，但你想想，若这逻辑成立，你是不是可以在任何问题上替鲁迅发言？人死不能复生，做这种假设起码是不严肃。别跟我似的，嘴上没个把门的，想起一出是一出，说话不负责任，我丢的是自己的脸，您丢的可是全北大中文系的脸。好好写，用点心，你能写出无愧于学问把我驳得体无完肤的文章。我在这边厢洗耳恭听。还有其他人，所有跟严家炎观点相同或仅仅是看我不惯的人，全来，我倒要听听哪个好意思讲：港台文化是我们的发展方向。港台文学代表了中国文学的最高水平，从大俗到了大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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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众文化，港台文化，什么是艺术，什么是娱乐，什么是俗，什么是雅，我们是谁，他们是谁，这些话说上一辈子也说不完。人活着，意见就不会统一。正是这些众说纷纭和莫衷一是构成了我们的一种生活乐趣，一些热闹和某些人的饭碗。有些话我是说痛快了。有些话我给说过去了，搁不进这篇东西，留到以后再说。有些事我刚刚想到，还没个头绪，慢慢去想。有些事我也不爱想了，作为问题在这儿提出来，谁有兴趣谁说，高明的人总是有的。港台文化的胜利究竟是文化的优越还是工业的成功？文化的传播是不是一定遵循从经济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灌输的水流定律？大众是谁？有没有各自单独的名字还是一个集体意志？还是几个集体意志？可以概括吗？人民性指什么？越是发行量大的等于越是有人民性也就等于越伟大——这一等式成立吗？在什么条件下成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还是因人而异？权威是谁？是书读得最多那个人吗？还是书写得最多的那个人？还是所有人？我们需要权威吗？什么事一定要有个说法吗？没有理想能不能过日子？年轻人就一定是进步的吗？凡是存在的就一定是合理的吗？我们的文化根基在哪儿？我们的学术根基在哪儿？我是“吃狼奶”长大的一代，现在的小孩是不是“听鸟语”长大的一代？中国人是都没有“人文精神”还是各阶层有各阶层一向既有的？如果有，都是些什么？下一次文艺复兴在什么时候到来，还是从来没有到来过？近日，我听到一个说法，出自北京的“零点乐队”，说港台文化的到来是一场新文化运动。这观点很新，很有力，作为最后一问放在这里——它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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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王朔
我看王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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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和他的同时代作家比起来，起点不算高。在刘索拉写出她的《你别无选择》徐星写出《无主题变奏》莫言写出《透明的红萝》《红高梁》马原写出《冈底斯的诱惑》《虚构》的时候，他在写什么呢？在写《空中小姐》。这是什么东西？通俗言情故事而已，无论是立意、结构和贯穿其中的情调，都是对西格尔那本风靡七十年代的流行小说《爱情故事》的模仿。王朔那时的趣味相当于今天一个刚失恋的18岁女孩，自以为历尽风雨，有大款出钱让她做歌手，于是在自己的第一支单曲中哀怨地演唱那一段痛史。这痛史其实是一段感情游戏，一唱起来也知道这东西的无聊，于是拼命夸大感受，针尖大的窟窿透过一火车的眼泪，使这看上去多少像是一次心碎，赚回一些眼泪就觉得是个成功了。
后来被他当作资本，津津乐道说个不体，一遇批评便拿出来遮羞的所谓反英雄反文化颠覆主流话语记录大乱之后一代青年行状和心路历程云云，其实是当年刘索拉和徐星的首创的写作风格和路数。王朔只是一个跟着哄的，或叫效颦者。我以为王朔在那时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者，他几乎没有什么独立的生活态度和观察角度，基本处在他人风格的影响之下，这在他第二部小说《浮出海面》中同样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是雷马克《凯旋门》和《三伙伴》以及海明威《太阳照常升起》的中国版。另一个左右着他的趣味，甚至直接成为他抄袭对象的是一个叫礼平的中国作家。礼平写的《晚霞消失的时候》是八十年代最好的情感小说，曾把王朔看得神魂颠倒，至少一顿饭没吃，一周夜不成寐。他的小说所达到的文字优美和情感撼人程度是王朔从来没在一篇小说中同时达到的。我不是说王朔在情节和语言上对礼平进行了抄袭，他抄袭的是美感，具体说是他笔下的女性人物。他在《浮出海面》中那个女孩于晶身上投注的是礼平在《晚霞消失的时候》中对那个叫南什么的女孩投注的同样目光和丝毫不变的感念。对那种清秀干净有书卷气的女孩子的迷恋从此成为王朔小说中的一个套路。他对女性的认识和欣赏再也没往前走一步，说穿了就是把女性一直当孩子看，这不是女性的幼稚而是他的幼稚和一相情愿。若说他和札乎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有什么区别的话，札乎笔下的女性还刻意强调她们的冰雪聪明，而王朔钟情的对象除了单纯就是起来越像傻大姐。我觉得王朔对知识女性有一种恐惧，也话这和他在街上长大的经历有关，像他这路人很容易接受〃只有难看的妓娘才读书〃的流行偏见，我们都知道这不是事实，这若是真的，那大学里的男生也太可怜了。人总是要找一点优越感才可以继续活下去，什么都不具备的人最后就进行性别歧视。
《一半火焰》是王朔被阅读最多的小说，作为小说实在没什么可说的，那就是一个耸人听闻的小报社会新闻一类的故事，后半部分是十足的败笔，如果你不知道什么叫画蛇添足，看那个小说就知道了。我最不喜欢的是王朔在那里面流露的自我欣赏和自以为得计的小卖弄，好象谁一见他都要爱上他，只有他甩人家，人家对他都是苦苦追求，乃至痛不欲生。哪有这回事情？不要自己写小说，就把自己搞成万人迷，过什么瘾呢？最恶心的还要人家为你殉情，完后你很悲壮，这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白日梦和自我吹嘘，讨厌！为什么王朔往往给人俗的感觉，他那粗语村言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他在小说中。那些看似花里胡哨的都市情景下流露出的极其陈腐极其庸俗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是一写当代生活、饭店、时装、酒吧、放任的男女关系和讥评一切就天然变得现代、激进和时尚，或都再恶心一点说：前卫。王朔的很多观念，特别是对两性关系的认识，其实既不现代又不西方，纯粹是中国人骨子里的下流。什么是动物性，就是争做一群母羊中的公羊，并以此沾沾自喜，这是用什么性解放玩颓废也提升不了的。
王朔的下流使得他的言情小说不那么纯粹，说这因此具有了社会性或说揭露性真是误会。当他不那么下流时，又显得可笑，这在《永失我爱》这类小说（有的小说我实在是懒得再提名字）中最为明显。他对高尚的情感实在是陌生，只得使用最滥的通俗剧手法，让其中一人得不治之症，大家哭一场拉倒。他还说人家琼瑶呢，我看他在这点上还不如琼瑶。既不纯情又不坚信，这是王朔的困境，这等于让一个没吸过毒的人去想象戒毒，写得不成样子也是情理之中，令我敬佩的只是这个人的胆儿大。
《过把瘾就死》本来可以写成很好的情感小说，这时就看出王朔把握结构能力的严重不足，像理发那样推着写，最后仍然是一堆素材，面里和了水，也揉了半天，就是蒸不熟，始终没发出应有的香味儿，止步于一场家庭风波。
王朔的问题在于他只是个经验主义者，像狗的眼睛一样看到多少就以为是全部了，基本上没有想象力，或者说想象力能达到的长度不超过身体，也就能由胳膊想到胸脯，再想到性交已经是意外之喜，很为自己的智力自豪了。当一个作家光眼睛大是不行的，也不是说要像一个笨蛋，干什么之前先把观点立场想好了拿尺子量着步于走，那应该是一种天赋，在讲故事的同时完成抽象过程，最终探及到事物的本质，将一件孤立的偶发的事件和人们不可逃脱的命运联系起来，这才可能有大发现。这是好作家和坏作家的区别。非常遗憾，王朔在他那些言情小说中只能指给我们看那是一条鱼，因为脱水而死，但没能告诉我们鱼总是要死的，一直在水里也终有一死。——事后想到，楞给说出来不叫本事。
2
不管王朔把自己看成谁，我一直认为他应该呆的地方是当一个正经的通俗小说作家如果他坚持要写的话。在他的创作过程中，只有一次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就是写那本侦探小说《单立人探案集》。十分可惜的是这次他又碰到了团扰他的老问题：想法和能力的差别——想到了却做不到。逻辑思维能力也不是谁想有就能有的。他，老王，如果说有，也只有一点点，够冲一次马桶的，却完全不足以应付哪怕是最简单的一件刑事案件的破案。这本书里涉及的角色大概是我看过的一帮最愚蠢的罪犯和警察。王朔在某种程度上不但侮辱了我们的专政机关也贬低了我国的犯罪水平，进而言之，降低了我国人民的平均智力水平。侦探小说的有趣之处既不是展示暴力也不在乎歌颂警官和什么震慑犯罪，而是大家一起做一个智力游戏，猜一猜谁是坏人，他是怎么被发现的。给读者下一个套是不够的，要保持作品的紧张和读者始终不衰的兴趣，就要设下连环套，几乎每一步都要反向思维，穷尽所有可能之后找出最不可能又是最合情理的那个〃真相〃，就是成语说的〃匪夷所思〃。作者的智力若是等同于读者乃至低于读者，这个游戏就没法玩了，正如俗话所说，你一撅尾巴，别人就知道你拉什么屎，那你还神神鬼鬼技个什么劲？不要以为通俗小说就很好写，那差不多首先要求你成为这一行中的专家，像王朔这种半瓶子醋，既无专业能力又无敬业态度，凭小聪明混的写手也就是在中国，各行各业都是一个业余水平，才有可能才敢什么都插一脚，失败，搞什么也都是业余水平贻笑大方也是在所难免。
侦探小说的写作失败对王朔面言是悲剧性的，这几乎彻底堵死了他成为一个合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