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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高科技上市公司的总裁曾带领自己的团队取得过不俗的业绩。但是由于自己修身的功夫不过硬，公司在市场中败下阵来。
我曾多次和这位总裁交流，很钦佩他的才识。这位总裁是国内知名高校的管理学博士，不光拥有才识，管理业绩也让人服气。这家企业曾在某行业内的软件市场占垄断地位，市场份额高达80％。但是，取得不俗的成绩之后，这位总裁看人的眼光就有所不同了。公司两位销售主管在总裁怀疑和猜忌的目光下，很不自在。后来，二人被迫辞职加盟到竞争对手的公司去了。公司的一位核心技术人员因为惋惜销售主管的流失，对总裁的做法有些保留意见。总裁觉得，这名技术专家也越来越骄傲了吧？既然他的“骄傲”超过了总裁的容量，他的辞职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销售和技术部门关键人员的流失，为本来准备退出这个行业的几家公司带来了生机。而这家原来的行业龙头，却面临生死劫难。
李嘉诚说，自己的公司里现在有很多中国人和外国人，他们在自己的企业里已经工作了三十多年，而且现在都身负重任。“我可以谦虚地讲，他们在退休之前的最后一天还会在我的企业里，这对他们当然是好，但是对我来说更好，因为员工的这个归向的心是最难得的。”他说，留住他们的办法很简单：作为一个领导，想一想下属最希望的是什么？除了一个相当满意的薪金花红，你还要想想他年纪大时怎么样。人希望一辈子在企业中服务，最后得到什么，企业主有去想过吗？这涉及一生的生涯规划，一个家庭的规划。一个5年以上的企业，领导身旁如果没有一个超过5年的主管跟着他，那可要小心一点了。
不是李嘉诚团队的人没有毛病或不良习气，都是完人，而是李嘉诚德厚量大。
一次，在一个企业界聚会的饭局上，我注意到这样一件事。当时，在座的均为大企业的高层，香港华润集团副总乔世波和华润研究部的负责人也在座。因为华润集团的规模十分庞大，所以乔世波也就成为大家关注的对象。一位企业老总举杯向华润研究部负责人敬酒，并向乔世波说：“乔总，我向你的属下敬一杯酒。”乔世波立刻纠正说：“不是我的属下，是我的同事。”我注意到，他这样的纠正共有3次。
过后，我问乔世波，“这位研究部负责人实际就是你的属下，你为什么还要认真纠正呢？”他解释说，“我们华润非常注重团队合作精神，并不看重权力和职位的差异。团队成员之间的关系就是‘同事’，这些同事有独立的分工，也有相对高级的领军人物，但大家的合作是平等的。”
“平等肯定会使团队产生很大的凝聚力，但还不足以使团队具备有效的战斗力吧？”我问。
“当然啦！”乔世波说。“要想建成一个能打胜仗的团队，还必须逐步培养起四种基本素质，我把这些素质总结为四个‘相互’，就是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看起来是不是简单又朴素？但许多人往往意识不到，或者意识到了也做不到。”
王安失败了，败就败在他的“不兼容”。
王安公司的失败，让我们从另一个方面看到“有容乃大”的逻辑必然性。
在八佰伴破产之后，前总裁和田一夫在回首往事总结教训时说：“温情有时是致命伤。如果当年我能拿出勇气，撤换弟弟，不让他当董事长，也许八佰伴就不会倒闭。”和田一夫非常同意当初媒体的一些评论：作为一家家族式的企业，八佰伴没有正确地进行人事管理。
无独有偶，家族式经营铸成的大错也降临到了王安身上，不过王安的失败过程，更像一个“传统的中国家庭”的没落故事。
在对公司的控制权上，王安自始至终都抱着他一人或一家控制企业的“不兼容”想法。他总是一再强调，绝不愿意丧失对公司的控制权，让外人糟蹋了自己多年苦心经营的成果。他说：“我愿为我自己的冒险承担风险，只要我在公司，我对一切成败负责。我不主张开放投资，因为我不愿让外来的投资者受到牵累。”他还强硬地告诉公司的其他管理者，“因为我是公司的创始人，我要保持对公司的完全控制权，使我的子女能有机会证明他们有没有经营公司的能力。”可见，王安的家族观念是根深蒂固的。
在1976年，王安曾经与瑞士的一家公司——计算机同人公司合资创办了一家联合企业，并命名为国际计算机同人公司。王安利用自己的绝对控股权，重组了公司的组织机构，自任董事长，又任命他的弟弟安东尼·王担任总经理，牢牢把公司控制在两兄弟的手里。在王安公司时期，一位叫做约翰·卡宁汉的人很受王安的器重，他与王安一同制订策略，并实现了公司的迅猛发展，可以说，卡宁汉是惟一一位能够影响王安决策却又不属于王安家族的外人，甚至王安的夫人经常称卡宁汉是“我们祖国的儿子”。但是，卡宁汉却认为，他之所以能够得到王安的信任，主要是因为他的能力弥补了王安的缺陷，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总是对王安的话语洗耳恭听，他们二人之间不存在激烈的争执。很多人都把王安公司取得的成功归功于卡宁汉，并评价他“是能够引导王安公司迈进二十一世纪的最佳人选”，但是，因为他并不是王安家族的成员，所以至高宝座必定与他无缘。诚如王安自己的说法，他不愿“让外来的投资者受到牵累”。
1986年１月，当王安36岁的儿子王列被父亲任命为公司总裁的时候，许多人担心王列缺乏管理经验，认为王列并不适合在竞争如此激烈的行业中推动公司的发展，并要求挑选一位现有的最聪明、最有经验的人来管理这个公司。王安的回答斩钉截铁：“他是我的儿子，他能够胜任。”王安在领导任用上的独断专行葬送了公司的前程。一年之内，王列便让公司亏损了4。24亿美元，使公司的股票市值下跌了90％。
王安失败了，败就败在他的“不兼容”。
《商道如水》 第二部分有容乃大——“净”与“平”的理念（3）
与王安相反，施振荣的“传贤不传子”思想可谓突破了华人家族企业的瓶颈。20年前，施振荣就在宏碁实行“群龙计划”，即培养100个总经理。他的目的是希望创造一个华人家族企业的传奇，希望传贤不传子，让更多的年轻人把潜力开发出来。 他说自己在创业之初就没有把宏碁当成家族企业，第一天就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得很清楚，第一天就是专业经理人式的经营，他在心里就突破了“家族企业的概念”和“家天下”的想法。
施振荣不仅给职业经理人高薪水，还给他们决策的空间，给他们成就感。当然，他并不是否定家族企业的存在方式，而是认为如果家族企业历练不足，第二代人不适合接班的话，就要授权职业经理人进行管理，并让其持有股份，而自己则退居投资人的地位。他称自己是一个“探矿者”，更愿意把矿藏交给“采矿者”开采。他身体力行，在自己于2005年从宏碁退休之时，即把接力棒交给了几个“外姓人”，在商界引起很大的震撼。eBay易趣CEO吴世雄用一种近乎崇拜的语气评价施振荣：他的心态已经到了无所求的境界，他比以前更潇洒，更加有智慧，他放得下来。
其实，在佛菩萨像前供一杯清水，并不是给佛菩萨喝的，而是表法的道具。
曾国藩在他最成功的时候遣散了湘军，华人企业家陈嘉庚和美国的卡耐基将自己所有的财产悉数捐出来，这些智者的做法对后人产生了积极的意义，也对福耀玻璃公司董事长曹德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005年11月，59岁的曹德旺正式把总经理的位子交给了原通用（中国）公司先进技术管理部总监刘小稚。
每个创业的企业领导人最牵挂的莫过于接班人问题，而曹德旺却认为这是个很简单的问题。简单还是复杂就在心念。如果把这摊事业作为个人财产锁起来，只留给自己孩子的话，就紧张了；如果定义为天下人都可以接班的话，就不紧张。“江山代有才人出”，肯定有比创业者更有能力的人继续壮大这个企业。
曹德旺将古人提倡的“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思想发挥在企业中。职业经理人的位置是能者坐的，老板坐在贤者的位子，放手让能者干，当然要有制度规范，既是保护企业，也是保护经理人不犯大过。
鲁迅跟许广平的一番话对曹德旺影响很深。鲁迅说，孩子长大了如果没有什么本事的话，千万别让他去当什么什么家，以免误人子弟。曹德旺于是想到，自己的孩子做福耀总裁肯定不行，一个人的事情是小事，但公司有6500个职工，养着几万人，不能因小失大。
当初，曹德旺的儿子在公司当总经理，妹妹当商务总监，但曹德旺坚持曹家全部退出管理。曹诚恳地说服儿子要做好不接班的准备。他说：“因为这个公司太大了，你的道行不够，没有能力去管。而福耀追求的是持久发展的事业，那就要集中天下之智慧，让天下的能人为福耀做事。”
毋庸讳言，曹德旺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因为，所谓成功，只是在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事情。
海尔对兼并的企业，一般不做大的人事变动。张瑞敏说：“盘活资产是通过人去实现的，只有首先盘活人，才能盘活资产。而盘活人的关键，就是更新观念。”如作为哈佛商学院MBA案例的海尔对红星电器厂的兼并，人还是原来的人，设备还是原来的设备，也没有投入1分钱，只是派去了3个人，结果却是：7月份（兼并当月）亏损700万元，第8、9、10三个月减亏，第5个月即11月份赢亏持平，第6个月赢利150万元；到第18个月，市场排名已由当初的第9位上升到第1位。张瑞敏的确做到了“蒙不清以入，鲜洁以出，似善化”的水的境界。
对佛教有些了解的朋友可能会知道，佛教徒喜欢在佛像或菩萨像前供一杯清水。这杯水是生水或是热水都可以，但一定是白水，而不供茶水，或者其他带颜色的水。其实，在佛菩萨像前供一杯清水，并不是给佛菩萨喝的，而是表法的道具。清水在提醒着大家，心要像水一样，清净无染，平静祥和。
《尚书》说：“必有容；德乃大；必有忍；事乃济。”商道中人，不论是管理者还是执行者，只有随时提醒自己做到内心的“净”与“平”，才可能在管理或与人交往中做到“净”与“平”。
那么，就在自己的手边放一杯清水吧，算是供奉给自己的。
《商道如水》 第二部分水至清则无鱼
前几年去澳大利亚出差期间，有一天我和朋友在堪培拉市闲逛，看见中国驻澳大使馆前面有一片很大的人工湖，很美，湖水清澈见底，可以看见鱼儿在里面悠然自得地游弋。湖边有一个华裔老人在钓鱼，一会儿就钓上来一条。我就走过去问，这鱼怎么这么好钓？老人笑起来，说，“澳洲的鱼傻呀！因为澳洲人不吃淡水鱼，所以很少有人在湖里钓鱼，鱼也就不知道防范。你看，这么清的水，鱼能看见我在岸边钓鱼，我也能看见鱼如何咬钩，是不是很有趣呀？”
“真是有趣。”我说。“不过，要是在中国，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中国人喜欢吃淡水鱼，经常钓鱼、抓鱼，所以鱼对人的警惕性很高。如果鱼在这么清澈的水里，要么被人捞光，要么跑到不为人知的水深处躲避，没有别的出路。”
“就是啊。”老人说。“所以中国有句古语，叫‘水至清则无鱼’嘛。”
现在想起来那次的湖边情景和对话，似乎让我对中国传统的容人和处事态度有了更为形象的理解。
古人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水太清了，鱼就无法生存；对别人要求太严了，自己就会没有伙伴。这正是古人眼中与人相处的“中道”。
春秋时代，楚庄王有一次在宫殿中与大臣们彻夜饮宴交欢。酒酣耳热之际，突然大殿上的蜡烛被风吹灭了。有人趁暗拉扯了王妃的衣服，王妃急中生智，把那人帽子的缨带扯断，并悄悄告诉楚庄王。庄王此时展现出“领导人”容人的气度，并不想追究此事，立即下令说，今晚君臣痛饮，如果不拉断自己的帽带，就不算喝得畅快。在场的官员纷纷在黑暗中把帽带拉断，这件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几年后，吴国攻打楚国，楚庄王遇到生命危险。这时，有一位将领奋不顾身保护庄王，并5次冲入敌军阵营奋勇作战。战后，楚庄王召此人来问，那个人跪下说，我就是当年酒醉失礼之人，因为感念您不杀的恩德，自己的这条命早就是您的，今天才有机会报答您的恩情。
左岸偏左，右岸偏右。
在现代西方管理体系中，X理论和Y理论占据着主导地位。1960年，美国心理学家麦格雷戈首先在他的《企业的人性方面》一书中提出了这两种管理理论。
麦格雷戈认为，传统的管理方法都属于X理论。X理论的主要假设包括：一、多数人天生是懒惰的，只要有可能就逃避工作。二、多数人没有雄心壮志，不愿负任何责任，情愿接受指挥和控制。三、多数人的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相矛盾，以自我为中心。四、多数人工作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
基于这些假设，领导者应该采取的管理方式则是：一、管理工作的重点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对人的感情和道义上应负的责任是无关紧要的。二、管理只是少数人的事情，与广大员工无关，员工的主要责任是听从管理者的指挥。三、在报酬制度方面，主要用金钱来刺激员工的生产积极性，同时对消极怠工者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
因此，X理论是根据享乐主义的哲学观点和“经济人”假定概括出来的一种管理理论，管理重点只放在物质因素和工作任务上，轻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