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跑出去玩槌球戏，那天我们没有再讨论这件事。
接着的一个周末，我又到奥雪宁，带着那张海图。接连好几个钟头坐在一起，计算木筏大致的速度。
“九十七天，”威廉说道，“但是记住，这只是在理论上的理想情形中才如此，全程都是顺风，并且假设那木筏确实能像你所说的那样航行。你绝对要打算全程至少走四个月，还得准备要延长许多日子。”
“就是，”我乐观地说道，“我们至少打算四个月，但是在九十七天中完成。”
第一部分：远征实现了远征实现了（3）
在第七十二西街，靠近中央公园的地方，有一家纽约很高贵的俱乐部。对于行路人来说，除却门上钉了一块擦得很亮的小铜牌，牌上写着“探险家俱乐部”之外，没有其他东西可以看出那门内的情况与众不同。但是，一旦走了进去，就好像是跳降落伞跳到一个很新奇的世界里。这世界离纽约市长长的汽车行列、两旁对峙着的摩天大楼，有十万八千里。当通向纽约的那扇门关上了，你就被猎狮、爬山、北极生活的气氛所吞噬了。当会员们在一起聚餐，或者来听远方来客的讲演，围绕着他们的是河马和鹿的纪念装饰品、猎取猛兽的猎枪、象牙、战鼓和标枪、印第安毯子、偶像和船的模型、旗帜、照片以及地图。
当我在11月的一个雨夜里走进俱乐部的时候，地板的中央放着一只打足了气的橡皮艇，附带粮食和辅助用品，墙上和桌上放满了降落伞、橡皮护身衣、救生衣和北极的配备，还有滤水用的球形玻璃瓶和其他古怪的发明。一位新近当选的会员，空军物资司令部的配备试验所的赫斯金上校要发表讲演，并且表演若干新的军事发明。他认为，这些新发明，在将来到北极和南极作科学探险时会有用的。
讲演后有一番热烈的讨论。著名的丹麦北极探险家彼得·福洛庆，人又高又大，站起来，晃着一把大胡子，表示怀疑。他对这些新奇专利品没有信心。有一次他到格陵兰探险，不用爱斯基摩人的海豹皮船和冰屋，用了一只橡皮艇和一顶袋形帐篷，几乎送了命。首先是，他在一次暴风雪中差一点冻死，因为帐篷上的拉链冻住了，他没法钻进去。这之后，他出去钓鱼，鱼钩挂上了打足气的橡皮艇，艇上扎了一个洞，像一块烂布似的往下沉。幸亏有一只海豹皮艇来援助，他和一位爱斯基摩朋友才上了岸。他肯定，没有一位聪明的现代发明家，坐在试验室里想来的东西，能比得上千百年来的经验教会的爱斯基摩人在本区内所用的东西。
在讨论的结尾，赫斯金提出一个惊人的建议：俱乐部的正式会员在他们下次出去探险时，可以选用他所展览的任何一项新发明，惟一的条件是，当他们探险归来，要通知他的试验所，对这些东西有什么意见。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那晚上我是最后一个离开俱乐部的。我要仔细观察这所有崭新的配备的每一个细节。这些配备突然落到我手里来，只要我要，就可以归我使用。
第二天早上，在“海员之家”，我坐在早餐桌前，脑子里还被这些配备占据着。一个衣着整齐、有着运动员体格的年轻人，拿了他放早餐的盘子，跑来和我同桌坐下。我们闲谈起来，原来他也不是一个海员，而是来自特隆赫姆⑤的、大学里训练出来的工程师，到美国来买机器零件，并且要在冷藏技术方面取得经验。
他问我正在做什么，我把我的计划简单向他谈了。我这位同桌没有说什么，只是带着极大的兴趣静听。
四天之后，我们又在这餐厅中碰到了。
“你决定了没有？去远航还是不去？”他问道。
“决定了，”我说道，“我是要去的。”
“什么时候？”
“尽可能快去。如果我现在老是拖延下去，南极的风就要来了，岛上也就到了飓风季节。我一定要在最近几个月内离开秘鲁，但是首先我一定要搞钱，还要把整个事情组织起来。”
“会有几个人去？”
“我想一共要有六个人，这样在木筏上彼此不会寂寞，而且二十四小时都要把舵，四小时一班，六个人正好。”
他站在那里有一会儿，像是在细细考虑一件事，然后爆出了激动的声音：
“真见鬼，我能参加该多好！我能负责技术方面的测量和试验。你当然需要关于风、水流和波浪的正确测量来帮助你的试验。记着，你所要横渡的广阔海面，是在一切轮船航线之外，那里情况如何，实际上没人知道。像你这样的远航，可以进行有趣的水路学和气象学的考察。我可以好好用上我的热力学。”
我对这个人，除了看见他那一张开朗的脸上所表露的以外，什么也不知道。但是脸上所表露的却可能很丰富哩。
“就是，”我说道，“我们将来一起去。”
他的姓名是赫曼·华辛格，作为一个陆地汉⑥，他和我是半斤八两。
几天之后，我把赫曼作为我的客人，带到探险家俱乐部。在那里我们直接碰上了北极探险家彼得·福洛庆。
我们带他到墙上一幅大地图面前，告诉他我们要坐一只印第安人的木筏横渡太平洋的计划。
“他妈的，小伙子！我真想和你们一起去！”
这位格陵兰的老旅行家把酒上满我们的啤酒缸儿，他一边谈着，一边捋须，并且说我们一定会有一番伟大的经历的。
第一部分：远征实现了远征实现了（4）
通过福洛庆对我们计划的热烈帮助，轮子开始转了，转得快得怕人，不久就转到《斯堪的纳维亚新闻》上。就在第二天早上，“海员之家”中我的房门上响起了一片猛烈的敲门声，楼下过道中有我的电话。电话中谈话的结果是：在这天晚上，赫曼和我到城里一个高等住宅区中，按一所公寓的门铃。迎接我们的是一位衣着漂亮的年轻人，穿一双精美的皮拖鞋，一身蓝衣服上套一件丝质睡衣。他给我们的印象是，人很虚弱。他向我们道歉，手里拿着一块洒了香水的手帕，堵在鼻子底下，说他伤了风。可是我们知道此人在大战中是一位飞行员，以作战英勇闻名全美国。在我们这位显然是很娇贵的主人之外，在场还有两个精力充沛的年轻人，十分活跃。我们知道其中一位是很能干的特派记者。
主人拿出一瓶上等威士忌酒来招待我们。他一边喝，一边解释，他对我们的远航有兴趣。他建议，如果我们回来后负责替报纸写稿，旅行讲演，他便筹集我们所需要的资金。最后我们达成协议，并干杯庆祝远航的资助人和远航的参加者之间的成功合作。
第二天，赫曼辞了职，我们认真地进行准备。我已经得到空军物资司令部试验所的许诺，我要什么就给什么。通过探险家俱乐部，又得到很多东西。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现在我们最重要的任务，首先是找到愿意和我们乘筏同行的适当的人，再就是为这次航行准备供应品。
我们在木筏上无论如何需要一个人能用六分仪，在海图上记录我们的航程，作为我们全部科学报告的基础。
“我认识一个好角色，是一个画家，”我对赫曼说道，“他长得又高又大，会弹六弦琴，非常风趣。他曾念完航海学校，在回家弄画笔和调色板以前，曾航海周游世界多次。在孩子时代我就认识他，在家乡时，常和他出去到山里露营。我要写信去问他，我相信他会来的。”
“听上去这人不错，”赫曼点头道，“我们还要一个会弄无线电的。”
“无线电！”我吓了一跳，说道，“我们要这东西干什么？在史前的木筏上，它是不相宜的。”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它是一种安全预防工具，只要我们不用来发出紧急呼号求救，对你的理论便没有任何影响。我们需要无线电来发送天气报告和其他报告。我们并不能用它来收取强风预号，因为在这片洋面上并没有风讯报告，而且，即使有的话，对我们在木筏上又有什么用？”
他的意见渐渐压倒了我的全部抗议，我提抗议的主要根源，是对揿揿电钮、转转开关这一套没有兴趣。
“说来真巧，”我承认道，“在使用很小的收发报机做远距离无线电通讯方面，我正好有最好的关系。大战时期，我是被编入无线电通讯队的。你知道，这是人尽其才。但是我一定要写信给纳德·豪格兰和陶斯坦·瑞贝。”
“你认识他们吗？”
“是的，我第一次碰到纳德是1944年在英国。他是无线电报务员，他参加了跳伞出击，破坏了在罗堪的重水，阻止了德国人造原子弹的努力，因此得到了英国的奖章。”
“我自己这时正受完了伞兵训练，我们的计划是共同跳伞降落到奥斯陆附近的诺马克。但是那时苏联军队攻入克尔基尼斯区域，于是一小支挪威部队奉命从苏格兰到芬马克，从苏军手里把作战任务接替过来。我也不跳伞了，被派了去。到那里我碰到了陶斯坦。”
“这些地区的冬天才是真正的北极冬天，繁星密布的天空覆盖着我们，北极光在天空闪烁，整天整夜都漆黑。我们走到芬马克焚毁后的废墟上，穿着皮衣还冻得发抖。这时有一个蓝眼睛、硬头发、面色樱红的人从山上的小茅屋里爬出来。他就是陶斯坦·瑞贝。他以前先逃到英国，在那里受了特殊训练，然后潜入挪威，呆在特洛姆索附近。他带着一架小发报机，躲在德国战斗舰‘铁贝兹号’附近，接连十个月，每天把舰上情况发到英国去。他利用一个德国军官架起的收音机天线，晚上把他的秘密发报机接到天线上发报。后来英国的轰炸机根据他的不断报告把‘铁贝兹号’结果了。”
“陶斯坦逃到瑞典，从那里又到了英国，然后他带了一架新电台，跳伞降落在德军后方——芬马克的野地里。德军撤逃，他发现自己变为处身在我军后方了，便带着他的小电台从藏身的地方钻出来帮我们，因为我们主要的电台被地雷炸毁了。我敢打赌，纳德和陶斯坦两个现在在家里都住得发腻了，一定会高兴坐上木筏做一次小小的旅行。”
“写信去问问他们。”赫曼建议道。
我便写了一封简单的信给艾立克、纳德和陶斯坦。
第二天，陶斯坦来了这样一份电报：
“就来。陶斯坦。”
另外两个也答应来。
关于我们的第六个同伴，赫曼和我要解决供应问题。我们在航行中并不想吃驼马⑦肉或者晒干了的美洲薯，因为我们并不需要证明我们这些人一度曾是印第安人。我们的意图是要试验印加木筏的性能，木筏的耐航程度和载重量，并且要考核大自然是否真能推动木筏，横渡大洋到达波利尼西亚，而筏上的人还活着。我们的先驱者在木筏上时，一定能够靠吃肉干、鱼干和薯干过日子，因为他们在岸上的时候，经常也就是吃这些东西。我们也要设法发现，在航行渡海时，他们能否取得新鲜鱼类的供应，能否取得雨水。至于我们自己的食粮，我已经想到，就吃我们在大战中常吃的战地配给食品。
正在这时候，挪威驻华盛顿的武官新任助理到了。在芬马克时，我是他那一连的副连长，知道他是“一团火球”，碰到什么问题，就勇往直前，拼命设法去解决。
第一部分：远征实现了远征实现了（5）
我写信把情况都告诉了他，请他运用他那跟踪侦察的本领，在美军供应部门中嗅出一个可以接触的人来。有可能那里的试验所正在试验新的战地配给食品，那我们可以应试，就像我们在为空军的试验所试验配备一样。
两天之后，包恩从华盛顿打电话给我们。他曾和美国国防部的国外联络科联系过，他们要知道全部情况。
赫曼和我马上坐火车到华盛顿。
我们在武官办公处包恩的办公室里找到了他。
“我看事情是顺利的，”他说道，“如果我们带上一封上校的正式介绍信，明天早上国外联络科就会接待我们。”
上校是挪威武官奥图·孟特卡斯。他是一个好性情的人，他听到了我们的事情之后，十分情愿地给了我们一封正式介绍信。
第二天早上我们去拿介绍信时，他突然站起身来说，他想最好是他自己陪我们去。
在过道和走廊中间转了无数次以后，我们到了国外联络科的门口。不久，我们围着一张桃花心木的大桌坐下，四周都是穿着崭新制服的人。国外联络科科长亲自来主持会议。
这个坐在桌子一头的、脸色严肃、身体魁梧的西点⑧军官，起初不太能够了解，美国国防部和我们的木筏究竟有什么关系。但是上校的十分得当的言词，以及围桌而坐的军官发出飓风般的考问所产生的良好结果，缓缓地使他对我们有了同情了，他很感兴趣地读了空军物资司令部配备试验所的信。然后他站起身来，对他的部属发了一个简单明了的命令，要通过正当手续来帮助我们，又预祝了我们好运，便走出会议室。他出去，门关上了，一位年轻的上尉参谋在我耳边轻轻道：
“我敢打赌，你准能得到你所要的东西。这件事像是一次小规模的军事行动，给我们的日常工作带来了小小的变化。此外，这也是一个严格试验配备的良好机会。”
联络科立刻安排好，让我们去和后勤部试验所的李维奇上校见面。赫曼和我坐上汽车去了。
李维奇上校是一个大个子，运动员的体格，和和气气的。他立刻把负责试验的各科的人找来。大家都一番好意，立刻提出一大堆配备要我们彻底试验。他们超过了我们最高的期望，一连串说了许多东西，把我们所能要的东西都包括进去了，从战地配备食品到防晒的油膏，不透水的睡袋都有。然后他们带我们到处去看这些东西。我们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