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上午十点钟，密勒又来了，碰见西蒙·维森塔尔正在翻腾一堆信件。当
这个德国记者进来的时候，他抬抬眼睛，作了个手势让他坐下。这位纳粹猎手小心
地剪开信封边，然后把它的内容抽出来。两个人都沉默着。
“我搜集邮票，”他说， “所以不愿意破坏信封。”他：接着又摆弄了几分
钟， “我昨天夜里在家看了日记，真是个了不起的文献。” “您感到吃
惊吗？”密勒问。
“吃惊？不，这样的内容我不感到吃惊，我们全都有过同样的经历。当然，也
不尽相同。但记得那么确切可不容易。陶伯本该是一个理想的见证人，他记住了一
切事情，连细节都没有放过，并且在当时就作了记录。德国或奥地利法庭是非常重
视证据的。可惜他现在已经死了。”
密勒考虑了一会儿，抬起头来：“维森塔尔先生，就我所知，你是我第一个与
之倾心长淡的犹太人，你也亲身经历过这一切。陶伯的日记里有一句话使我感到惊
讶，他说根本不存在集体犯罪这么回事。但是二十年来，我们德国人总是被告知说
我们全都有罪，你相信这一点吗？”
“不相信，”这位纳粹猎手说得很干脆，“陶伯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
“我们杀死了一千四百万人，你怎么还能那样说呢？”
“因为你，你个人当时并没有在场嘛！你又没有杀死任何人。正象陶伯所说的，
悲剧在于真正的杀人犯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真正的杀人犯究竟是些什么人呢？”密勒问道。
西蒙·维森塔尔用关切的目光注视着他。
“你知道党卫军里各式各样的分支吗？你听说过在党卫军内部哪些部门应该真
正为这几百万人的生命负责吗？”
“没听说过。”
“还是让我来告诉你吧！你听说过帝国经济管理总署吗？这个机构负责对受害
者进行剥削压榨，一直到他们死亡为止。”
“对，我看到过有关的材料。”
“经济管理总署的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一个总行动的中间部分，”维森
塔尔先生说，“其他两头是，把受害者从人民群众中甄别出来加以集中，运走，等
经济剥削结束后，把他们结果掉。这最后一项就是帝国保安总署的任务了。咱们提
到过的一千四百万人实际上是他们杀死的。用“保安”这个词来命名这样的机构，
显得很古怪。这是来源于传统的纳粹观念，他们认为这些被害者对帝国是一种威胁，
所以要对他们采取保安措施。不仅对这些人，帝国保安总署的职能还包括拘捕、审
讯其他危害帝国的人，然后把他们也关进集中营，诸如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
自由党人、编辑、记者和说了不合时宜的话的教士，被占领国家的抵抗战士，到战
争后期又加上了象陆军元帅欧文·隆美尔这样的陆军军官和海军上将威廉·卡纳利
斯，这两个人是由于被怀疑抱有反希特勒的情绪而被谋杀了。
“帝国保安总署下面分成六个处。一处负责行政和人事；二处管设备和财务；
三处是令人发指的保安勤务处和保
安警察，它的首脑是莱因哈特·海德利希。一九四二年他在布拉格被刺后，恩
斯特·卡腾布伦纳接替了他的职位。卡腾布伦纳后来被盟军处决了。那些迫使被审
讯者开口的酷刑，就是他们这一伙人发明的，这些酷刑在德国本土和被占领国家都
用上了。
“四处是以海因里赫·缪勒为首的盖世太保（缪勒依然下落不明）。其中有个
犹太科，所谓Ｂ 4部门，头子是阿道夫·埃希曼，由以色列人把他从阿根廷绑架到
耶路撒冷处决了。五处是刑事警察处，六处是国外情报处。
“三处这两个有名的头目，海德利希和卡腾布伦纳，同时也执掌整个帝国保安
总署的大权。这两个人掌权的整个时期，一处的头目一直充当他们最好的代理人。
这个头目就是党卫军中将勃鲁诺·斯特根巴哈，目前，他在汉堡一家百货公司弄到
了一个报酬挺高的位置，住在福格威德。
“如果我们要清算这笔罪行，主要责任都在党卫军的这两个部门，有关人等不
过几千人，而决不是构成当代德国的千百万人。所谓六千万德国人集体犯罪的理论，
却把千百万与这种大屠杀毫无关系的儿童、妇女、老年人、土兵、海员和飞行员等
都包括了进去。这种理论最初是盟国制造的，但它非常适合前党卫军成员的需要。
这种理论成为他们最好的帮手，因为他们发觉（有少数德国人似乎也发觉了这一点）
只要这种集体犯罪的理论毫无争论地存在下去，就不会有人去追究真正的罪犯
甚至直到今天还藏身在“集体犯罪”的理论后面。” 密勒用心地咀嚼着他所听
到的一切，被害者数字之大使他惶恐不安。很难把一千四百万人一个个设想成单个
的人，而在雨天的汉堡某条街上死在担架上的那一个人却很容易就浮现了出来。
“陶伯明说了他自杀的原因，”密勒问道，“你相信吗？”
维森塔尔先生琢磨着一个信封上两张美丽的非洲邮票，“他认为没有人会相信
他曾在歌剧院的台阶上看到了罗施曼，这一点，我想是对的，如果他的想法就是如
此，那他是对的。”
“但是他根本没有去找警察呀。”密勒说。
西蒙·维森塔尔又剪开另一个信封，细看了里面的信。
停顿了一会儿以后，他回答说： “他是没有去，从程序上说他应该去一趟。
但是我认为去也没什么用，无论如何在汉堡是没有用的。”
“汉堡有什么毛病呢？” “你不是去过那里的州检察院吗？”维森塔尔宽
厚地问道。 “嗯，我去过，他们没帮什么忙。”
维森塔尔抬起眼睛，“汉堡检察院在我这个办事处里恐怕名声不怎么样。就拿
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党卫军中将勃鲁诺·斯特根巴哈来说吧，你记得这个名字吗？”
“当然记得，”密勒说，“他怎么啦？”
为了作答，西蒙·维森塔尔把书桌上的纸堆翻了一阵，取出其中一份看了一会
儿，“在这儿呢，”他说，“西德当局把他列为141 ＪＳ747 ／61号文件。你想听
听他的事吗？”
“我有充分的时间。”密勒说。
“好吧，听着。他战前是汉堡的盖世太保头目，他从那儿很快地爬上了帝国保
安总署的保安勤务处和保安警察部门的最高职务。一九三九年他在纳粹占领下的波
兰领导一支清剿队，一九四零年时他是波兰全境党卫军保安勤务处和保安警察头子，
当时波兰的所谓普选政府设在克拉科夫。保安勤务处和保安警察在那一期间，主要
是通过“ＡＳ行动”在波兰消灭了几千人。
“一九四七年他回到柏林，晋升为保安勤务处的人事首脑，这就是帝国保安总
署的三处。他的顶头上司是莱因哈特·海德利希，他就成为海德利希的副手。在发
动对苏战争前夕，他参与了组织跟在军队后面进去的清剿队。作为一名主要的参谋
人员，清剿队员是由他亲自挑选的，这些人全都来自保安勤务处的各个分支。
“然后他又升了官，这次成了帝国保安总署的整个六个处的人事总管，同时保
留着总署副长官的位置。他先是在海德利希手下，一九四二年海德利希在布拉格被
捷克游击队员处死后（这一事件导致纳粹在利迪泽的报复行动），又在卡腾布伦纳
手下。从那时候一直到战争结束，在纳粹占领下的东部领土上，无论是流动的清剿
队的人选，还是固定的保安勤务处的人选，全都是由斯特根巴哈一手包办的。”
密勒听得目瞪口呆，“他们没有逮捕他吗？”他问。
“你说的“他们”是谁？”
“当然是汉堡的警察啦Ｉ”
为了作答，维森塔尔又在抽屉里翻找了一阵，拿出了另一张纸。他把它从中间
自上至下整齐地摺好，只让纸的左面的页边露在外面，然后把它放在密勒面前。
“你认得这些名字吗？”他问道。
密勒皱着眉头看完了这十个人的名单： “当然知道。我在汉堡做过几年报道
警方消息的记者，这些都是汉堡的高级警官。怎么啦？”
“你把纸打开吧！”维森塔尔说。
密勒照办了。
九
彼得·密勒第二天早晨又来到了西蒙·维森塔尔的办公室。
“你说要告诉我敖德萨的情况，”他说，“昨天夜里我想起一件事，白天忘了
对你说了。”
他追述了那个舒米特博士在德雷森旅馆截住他并警告他别再查询罗施曼下落的
经过。
维森塔尔噘着嘴，点了点头：“你和他们顶上牛了，好。”他说，“不过用这
种方式来警告一位记者，这可是一个很不寻常的步骤，特别是你才处在刚刚开始的
阶段。我很纳闷，究竟罗施曼在搞什么名堂，使他们对他这样重视。”
然后，这位纳粹猎手花了足足两个小时，对密勒讲述了敖德萨的来龙去脉：从
它作为一个向安全地带转移纳粹罪犯的组织开始，发展成今天不仅收容那些戴过黑
银两色领带的人以至他们的帮凶和狗腿统统来者不拒的自由共济会。
当盟军在一九四五年攻入德国发现了那些阴森可怖的集中营时，他们很自然地
要向德国人民追问是谁犯下了这样的暴行，回答是“党卫军”。但是党卫军的成员
却哪儿也找不到了。
他们到哪里去了呢？他们或者在德国和奥地利转入了地下，或者逃亡到了国外。
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他们的失踪却不是仓皇逃窜的结果。直到很久以后，盟军才
逐渐发觉这帮人全都是经过周密安排才告失踪的。
这个事实有效地揭穿了党卫军的所谓“爱国主义”：从最顶层的亨利希·希姆
莱开始，谁都为了保全自己的皮肉而企图牺牲苦难的德国人民。早在一九四四年十
一月，亨利希·希姆莱就企图通过瑞典红十字会的伯纳多特伯爵办事处，向盟国谋
求出亡的许可。盟国拒绝考虑放掉他这条大鱼。这些纳粹党徒和党卫军们，一面声
嘶力竭地要德国人继续战斗，一俟即将制成的神奇武器发射出去就大功告成，可是
在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却准备逃亡到某个舒适安逸的地方去。
至少，他们明白根本没有什么神奇武器，也很明白“帝国”
的覆灭已经不可避免，而如果希特勒再这样干下去，整个德意志民族的覆灭都
将是不可避免的。
在东方战线上，德国陆军被迫以惊人的伤亡代价和俄国军队打仗，打仗的目的
不是为了赢得胜利，而是为了给党卫军赢得时间，作好逃亡的部署。党卫军站在陆
军后面，陆军人员只要后退一步，不仅会遭到军人的血肉之躯所难以忍受的惩罚，
而且还要被枪杀或绞死。成千名国防军的军官和士兵就这样死在党卫军的绞刑架上。
党卫军头子们意识到失败不可避免以后，又推过了六个月，就在总崩溃的前夕，
党卫军的领导人就全部失踪了。在全德境内，他们纷纷离开了自己的职位，换上平
民的服装，把伪造得很漂亮的（而且是官方的）个人证件塞进口袋里，乘着一九四
五年五月德国的大乱局面，不知去向了。他们留下了“民卫”组织的老头们在集中
营门口等待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到来，留下了疲惫不堪的国防军去进战俘营，留下了
妇女和儿童面对即将来临的一九四五年的严冬，在盟军的统治下或生或死，听天由
命。
那些深知自己臭名昭著，难逃被通缉命运的人，都流亡到了国外。敖德萨就是
这样产生的。在战争结束前夕形成的这个组织，就是为了把受通缉的党卫军从德国
转移到安全地带。它和胡安·庇隆的阿根廷建立了密切的友好关系，由阿根廷发出
了七千张“空白”护照，逃亡者只需填上一个假名字，贴上本人相片，找随时准备
帮忙的阿根廷领事馆盖个章，就可以搭船去布宜诺斯艾利斯或中东地区。
成千名党卫军刽子手涌向南方，经过奥地利进入意大利的南梯罗尔省。他们一
路上都有保证安全的房子供他们住宿。他们主要是从那儿前往意大利的港口热那亚，
或更往南一些的里米尼和罗马。有一些是所谓救济真正一无所有的难民的慈善团体，
出于他们自己心里最明白的原因，捏造了一些证据，自告奋勇地出来为党卫军逃亡
者奔走呼号，说什么盟军对这帮人逼迫过甚了。
在罗马的红衣主教中，有一个德国籍的阿洛伊斯·胡达尔主教，曾经神不知鬼
不觉地把上千人送到了安全地带。党卫军刽子手的主要转运站是罗马的庞大的法兰
西斯卡修道院，他们在那儿藏匿、食宿，一直等到办妥证件，便首途去南美。有时
候，党卫军人员也使用由梵蒂冈出面从红十字会搞来的旅行证件，而他们的船票在
很多情况下则是由慈善机关“卡里塔斯”付款的。
这是敖德萨的第一桩任务，绝大部分都成功了。究竟有多少如被盟军捉获就定
然伏法的党卫军刽子手被他们安全送走，这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但是这个数字肯
定要占应处死刑人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敖德萨把战争中搞集体屠杀获得的盈利从瑞士银行转移出来，舒舒服服地安置
好自己，便退居一旁，看着一九四五年的各盟国之间关系逐渐恶化。随着时间的推
移，在南美的敖德萨的头子们，抛弃了当初想在战后迅速建立第四帝国的主张，认
为那是不现实的，但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