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远不会知道了。
煤气车开走后，罗施曼仍然狞笑着，转过头来对着我，“陶伯，你可以继续活
下去，直到我们认为适宜消灭你的时候，”他说，“不过你也等于是个死人了。”
他说对了，这一天是我灵魂死亡的日子。那是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那年八月以后，我变成一个机器人，对什么都不在乎了。不知寒冷或痛苦，根
本没有任何知觉。
我望着罗施曼和他的党卫军同伙的兽行，连眼皮都不眨一下。对于任何能触及
人们灵魂的串和大部分能触及人们肉体的串我都无功于衷。我只是记下每一件串，
每个微小的细节，把它们记在心上，或将
日期刺在我的腿上。运人的列车不断来到，走向
“处决山”或上煤气车，被处死，被埋葬。有时当我戴着臂箍拿着棍子走在他
们旁边把他们送出犹太区的大门时，我注视着他们的眼睛。这使我回忆起我读过的
一个英国诗人的诗篇，描述一个被迫活下去的古代水手，注视着他的因干渴而死亡
的同伴们的眼睛，从他们眼神里看到了诅咒。不过我没有发觉什么诅咒， 因为我
甚至没有犯罪的感觉。这种感觉在若干年后才到来。我才有一种行尸走肉的空虚…
…
（彼得·密勒看到深夜。对种种暴行的描述使他感到既单调又沉闷，好几次他
重新在椅子里坐正，做三两分钟的深呼吸振作起精神，然后继续看下去。）
一次在接近午夜时，他把日记本放下，再煮了些咖啡。
在拉上窗帘之前，他站在窗口俯视大街。马路的远方雪莉咖啡馆的灿烂的霓虹
灯光射过斯坦大街。他看见一个业余的妓女挽着一个商人的胳臂，这种姑娘是为了
增加点收入才走向街头的。他俩消失在远处的一所公寓里，商人将在那里为半小时
的肉欲发泄而付出一百马克。
密勒拉上窗帘，喝完咖啡，又拿起所罗门，陶伯的日记了。）
一九四三年秋，从柏林来了命令要把“高林”
的几万具尸体发掘出来，用火或石灰永远灭迹。这桩工作说来容易，做起来就
不容易了。天气已经入冬，大地快封冻了。这个命令使罗施曼好几天情绪恶劣，不
过为了执行命令而做的琐细安排已够他忙于一阵，没有空闲跟我们打交道。
日复一日，可以见到新成立的劳动队带着尖镐和铁锨走向山里，进入森林；日
复一日，一股股长龙似的黑烟冲向森林上空。他们把森林中的松树作为燃料，但是
大部已经腐烂了的尸体不容易燃烧，所以工作进度缓慢。最后他们改用生石灰，在
每层尸体上盖上生石灰。到一九四四年春天，土地化冻后，再填上土。
干这种活的人不是从犹太区派去的。他们不跟任何人接触。他们也是犹太人，
但被囚禁在附近最坏的集中营之一——沙拉斯·彼尔斯集中营。他们后来被断了粮，
不少人饿得去吃人肉，最后还是全都死了。
一九四四年春天，当这桩工作基本上完成后，犹太区终于被消灭干净。犹太区
的三万囚犯绝大部分被送往森林，成为松林里在劫难逃的最后一批牺牲品。我们大
约五千来人被转移到皇帝森林集中营，留在我们后面的犹太区被付之一炬，然后用
推土机推去灰烬。那儿原有的东西荡然无存，只留下一块几百公亩的土地覆盖着推
千了的灰烬（注）。
（注）原注，一九四四年俄国的春季攻势把战线向西推进得如此之远，以至苏
联军队经波罗的海诸国的南面挺进到他们西面的波罗的海海岸。这就把整个奥斯特
兰与德意志帝国分割开来，并引起了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们之间一场激烈的争吵。将
领们看到前景不妙，与希特勒力争要撤回包围圈里的四十五个师。希特勒拒绝这个
建议，重复他那鹦鹉学舌式的叫嚣：“不是胜利就是死亡”。他给包围圈里的五十
万军队提供的全部东西就是死亡。这支部队被切断了供应，只能以日益减少的弹药
作战以延宕不可避免的命运，最后投降了。其中绝大部分作为战俘在一九四四年到
一九四五年的冬季里被运往俄国，只有少数人在十年后返回德国。
（陶伯的日记中又用了二十页打字的篇幅描述在皇帝森林集中营里，在饥饿、
疾病、苦役和营地警卫的暴行的重重压力下进行的垂死挣扎。在此期间，没有见到
党卫军上尉爱德华·罗施曼的任何踪迹。但他显然还在里加。陶伯描述在一九四四
年十二月初，那些党卫军军官想到他们可能被复仇心切的俄国人生俘，不禁惊恐万
状，准备不顾一切从里加的海路撤退，带上最后残存的一小批囚犯作为他们返回西
面的“帝国”的通行证。当俄国人势不可挡地向前挺进时，这成了集中营的党卫军
人员相当普遍的做法。只要他们还能借口需要完成一项对于“帝国”是重要的任务，
他们就能继续享有高于国防军的优越地位，躲开被调去与斯大林的师团面对面战斗
的可怖前景。他们给自己分派的这项“任务”，就是把他们的过去统治的集中营里
少数残存的可怜虫押解回仍旧是安全的德国心脏地区。有的时候党卫军警卫的人数
竟比蹒跚而行的犯人多十倍，这种莫名其妙的把戏变得十分可笑了。）
十月十一日午后我们到达里加市时，已仅剩下四千人。我们的队伍直接走向船
码头。我们能够听见远处一种奇怪的响声，象打雷一样，沿着地干线传来。我们愣
了一会，因为我们从未听过炮弹或炸弹的声音。消息随即在我们这些被饥饿和寒冷
搞得迷迷糊糊的人中间传开——是俄国人的迫击炮弹打到了里加的郊外。
当我们到达码头区时，那里已布满党卫军的官兵。我从来没有同时在一个地点
见过这么多的党卫军。他们在那里的人数一定比我们多。我们在一座仓库前面排成
几行，大部分人又以为要在这里用机枪把我们毙掉。但是并非如此。
显然党卫军部队打算利用我们这些数以十万计的来过里加的犹太人中的最后残
余，作为他们从俄国人的挺进中脱逃的口实，作为他们返回“帝国”
的通行证。运输工具是一艘货船——逃出包围圈的最后一艘，碇泊在六号码头。
在我们望着它的十候，德国人正开始把靠码头较远的两座仓库里几百名德国陆军的
伤兵用担架抬上船。 罗施曼上尉到来时，已快天黑了。他一看到正。
在发船的状况，倏地停了步。等他看清正往船上装运的是德国陆军的伤兵，便
转过头来对抬担架的看。
护兵大叫一声： “停下来！”
他越过码头冲到他们面前，打了一个看护兵的耳光。他快步绕到我们囚犯的队
伍跟前吼道：“你们这些混蛋！到船上去把这些人撵走。把他们弄下来。这艘船是
我们的。”
在跟我们一道来的党卫军的抢托推搡下，我们开始向跳板走去。一直站在后面
观看装船的几百名党卫军士兵跟着我们涌上船去。先头的人一上甲板就抓起担架往
码头抬去，或者不如说，他们刚要往码头抬去，另一声吼叫制住了我们。
当我听到吼叫声时，我正走到舷梯下面准备往上爬，我转过头去看看发生了什
么事。
一个陆军上尉正跑下码头，在舷梯口离我相当近的地方停下来。上尉抬起头瞪
着甲板上抬着担架准备卸人的那帮人叫道： “谁命令把这些人抬走的？”
罗施曼从他后面走上来说：“是我。这艘船足我们的。”上尉转过身子，从口
袋里掏出一张纸来，“这艘船是派来运陆军的伤兵的，”他说，“它要装走的是陆
军的伤兵。”
他说着就转过头去吆喝陆军的看护兵继续抬伤兵。我打量着罗施曼。他站在那
儿颤抖，我以为他是在发怒，后来我看出他是恐惧，他害怕要留下来面对俄国人。
俄国人不象我们，他们是带着武器的。
他对看护兵尖声叫道； “把他们撂下！我以“帝国”的名义征用了这艘船。”
看护兵不理会他，他们服从国防军上尉。上尉离我只有两米远，所以我看清了他的
脸。他国过度疲乏而脸色发灰，眼眶底下泛起黑斑。鼻侧满是皱纹，下颔上留着几
个星期没有剃过的胡碴。他看到装载伤兵的工作重又开始，便打算从罗施曼身旁走
过去监督他那些看护兵。从积雪码头上拥挤的担架堆里，我听见一个汉堡腔的声音
叫道：“上尉，你干的好事。你这头猪。”
国防军上尉正走到罗施曼跟前，这个党卫军军官一把抓住他的胳臂，把他拖了
个转，并用戴着手套的手打他的耳光。他揍人耳光我是司空见惯，但今天这样的下
场倒从未见过。上尉挨了这一家伙，按晃摇晃脑袋，紧握拳头，对着罗施曼的下巴
用右手狠狠给了一拳。罗施曼跌跌跄跄倒退了几步，仰面朝天地倒在雪地上，一小
股血从嘴里流出来。上尉向看护兵走去。
我看着罗施曼从抢套里掏出党卫军军官的“鲁格尔”手枪，仔细地瞄准，对着
上尉的后颈开了一轮。枪声一响，一切活动都停止了。国防军上尉摇晃地转过身来。
罗施曼再开一枪，子弹射进上尉的咽喉。他旋转着朝后倒下，在着地之前就死去了。
当子弹击中他的时候，他脖子上戴着的什么东西飞出来了。后来我奉命把尸体
投进水里时，我路过那个东西，发现那是个挂在绶带上的奖章。我始终不知道这个
上尉的名字，但这个奖章是带橡树叶的骑士十字勋章。
（密勒读到日记的这一页时大为惊愕，渐渐又将信将疑起来，最后则深信不疑，
怒火填膺。他把这一页反复读了十来遍，确定还是无可怀疑的了，然后继续阅读日
记。）
此后我们奉命把国防军伤兵卸下船去，并让我们把他们放在码头旁边的雪堆上。
我搀扶一个年轻士兵走下跳板往码头上去。他已经瞎了，他的双目用从衬衣尾襟撕
下的一块布做为绷带包扎着，绷带很脏。他已经陷于半精神错乱的状态，老在找他
妈妈。我猜测他肯定只有十八岁上下。
伤兵终于都下船了，命令我们囚犯上船。我们都被塞进一前一后的两个货舱里，
直到我们挤得几乎不能动弹。然后舱门钉上了板条，党卫军开始上船。刚刚在午夜
之前我们启航，上尉显然希望在破晓之前安全驶入拉脱维亚湾，以避免遭受俄国巡
逻机的袭击和轰炸。
花了三天时间才抵达但泽，已远离德国的防线。在甲板下这个漆黑一片、上下
颠簸的地狱里的三天，没有食物也没有水，三天里四千人死掉了四分之一。尽管没
有食物可以呕吐，每个人还是囚晕船而千呕。许多人就这样吐死了，有的死于饥饿
或寒冷，有的死于窒息。还有些人只是由于失去了生存的意志，往后一躺，向死亡
投降了。船终于又碇泊了，舱门打开了，一股冰冷的冬天气流冲进臭味扑鼻的货舱。
当我们走上但泽码头时，死尸也搬出来成行地排在活人旁边，以便计算人数与
里加上船的是否相符。党卫军在数字方面总是很精确的。
后来我们知道里加在十二月十四日落入俄国人之手，当时我们还在海上航行。
（陶伯的磨难重重的航行要到达终点了。活下去的人从但泽用驳船送到但泽郊
外的斯图特霍夫集中营。直到一九四五年的头几个星期，他白天在柏格拉本的潜水
艇工厂劳动，晚上住在集中营。在斯图特霍夫又有好几千人死于营养不良。他看着
他们都死了，但他还活了下来。
一九四五年一月，当俄国人挺进迫近但泽时，斯图特霍夫集中营的幸存者又被
赶往西去，在冬天的雪地里向柏林进行臭名昭著的“死亡行军”。这支活死人的队
伍，被他们的党卫军警卫当作在西方手里谋求庇护的工具，被赶着往西穿过整个东
德，一路上，冰冻雪寒，他们象苍蝇似的大批死亡。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陶伯还是活了下来。最后残存的人抵达柏林西面的马格德
堡，党卫军在那儿终于扔下他们自找活路去了。陶伯他们被安顿在马格德堡监狱里，
由当地“民卫”组织的那些不知所措，无依无靠的老头们照管着。 “民卫”组织
没有食物可供他们的囚犯吃，又怕向前挺进的盟军将来找到他们时不知会怎样处理，
于是准许囚犯中最健壮的人到附近农村去觅取食物。）
我上一次见到爱德华·罗施曼，是在但泽码头上被点数的时候。他穿戴得暖暖
和和地以抵御冬寒，正爬进一辆汽车。我以为这大概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了，但我
还有一次见到他的机会呢。那是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三日。
那天我外出到城市东面的一个小村庄加德来根去，同另外三个人一起弄到一小
口袋马铃薯。在我们背着马铃薯艰难地往回走时，一辆往西开的汽车从后面驶来。
汽车停了一会与路上的一辆马车打什么交道，我向周围瞥了一眼，并没有特意想看
看那辆驶过的汽车。汽车里坐着四个党卫军军官，显然是在往西逃跑。有个人坐在
司机旁边，正在往身上套一件陆军下士的制服外套，他是爱德华·罗施曼。
他没有见到我，因为我的脑袋大部分包裹在一块从旧马铃薯袋子上割下来的头
巾里，以抵御凛冽的春风。但是我看见他了。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就在汽车西驶时，四个坐在车里的人显然都在脱换他们的制服。当汽车在公路
上消逝时，一件衣服从车窗甩出来落到地上。几分钟后我们走到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