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上人很轻蔑地望他一眼，冷笑了一下，扭脸走了。
众人都朝刘老克吐口水，骂：熊样儿，还想当少校军需哩！
从此，刘老克在人们心目中又变成了一钱不值的“老干”。
邵投递
邵投递是项城人，当过兵，复员安排在邮局当投递，老婆孩子都吃商品粮，住在镇邮所的两间小房里。那年月，全家都吃商品粮在乡间被视为贵族阶层，所以在镇子里很瞩目。
老邵叫邵什么，很少有人知道。好在也不需要知道，只知道他姓邵干投递称他为“老邵”就可以了。其实，老邵并不老，大概才三十几岁，负责接邮车兼送镇里各机关的报纸和信件。农村送报多是骑车，邮局的专用自行车是绿色的，由天津“飞鸽”自行车厂特制，为“加重飞鸽”，后轮的辐条要比前轮粗很多，支架和书包架也与众不同，两旁还有两个铁托架，可折上去，也可放下来，专为带货用。那年月，全国的邮政投递车全一个样，连小偷都不敢偷，偷了也卖不掉，更不敢骑，反而成了累赘。所以镇上人大多都认得老邵的自行车，只要老邵的自行车停在谁家门口，众人便知那一家来了汇款或挂号信。记得当时我们队里的队长，一到年底，就盯着老邵的自行车，专看在谁家门口停放了。那年月工人家属多是缺粮户，年底要交缺粮款，在外的工人要朝家寄钱，队长一见老邵的自行车停在哪个工人家属门前，马上就过去讨款项，一讨一个准。
当时镇上最大的报刊订户是公社大院，而且要求投递员必须挨屋送，因为那时候正当“文革”初期，几乎每天都有最新最高指示，并且要求当天的报纸当天送到。若耽误了，就以政治事故论处。老邵深知责任重大，从不敢掉以轻心。每当邮车一来，他就先分报纸，分好后抱着就朝公社大院里跑，而且边跑边喊：“最新最高指示来了！最新最高指示来了！”这种喊声要放在半下午或天黑以后还可以理解，可那年月到处武斗，截击“5·16”，公路不畅通，有时候邮车从开封赶到镇上，已是夜深人静。老邵分了报纸仍要边跑边喊，这就让人感到了某种恐怖。但是老邵喊的是“最高指示”来了，没人敢反对或劝说，老邵就越喊越有劲儿，直到把公社大院里熟睡的人都喊醒了，他才把报纸送完。
为此，公社里的干部们都有了意见，有意见却不敢直说，便瞅老邵的其他毛病。上级若专为某个人挑毛病，那就多了去了。首先，是老邵的家属有毛病。老邵的爱人叫黎敏，是个无业市民，没工作，却能生小孩儿，——下为老邵生了三个儿子，大的十岁，小的才几岁。男孩儿饭量大，粮本上的面粉就不够吃。加上老邵工资不是太高，生活很是拮据。为补缺口，黎敏每逢收割庄稼季节就下地拾庄稼，有时候手脚还不太干净，偷扒块红薯或摘几个玉米棒子什么的。那年月都穷，吃物金贵，偷生产队东西者抓住就要游街。黎敏为此曾游过几次街。接下来，就是老邵本人的毛病。老邵的毛病是作风问题。因为老邵常给一些工人家属送汇款单什么的，就有人说他已勾引了几个耐不住寂寞的女人。散布这等事的人说，只要老邵将自行车推到某个工人家属的院子里，那肯定是有戏。当然，这些皆是谣传，并没人捉奸到床。但当时上头对这种谣传也极重视，更何况现在是专找老邵毛病呢！公社头头派人找来邮政所的所长说，给公社大院里送报纸的人一定要根正苗红政治清白，老邵和他的老婆群众反映不是太好，是不是换一下。邮政所所长一听这话，颇有些为难地说，邮政接车员不是一般投递，县局和发行局都备有档案，换人不是一句话。再说，所里的投递员就老邵一个是党员，论条件，另两个还不及
他。公社领导看邮政所所长当不了家，便说那好吧，由我们公社革委会直接向你们局里反映。
当时镇邮所共有三个投递员，一个负责接邮车投递镇上的信件报纸，另两个负责乡下二十几个大队的投递任务。那时候乡下没有电话，电报很多，而上头要求电报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所以到乡下投递是很苦的。每天要骑上百里的路程，体力消耗多，相应饭量就大。一听说公社领导要向县局反映撤换自己，老邵心里很有些慌，深怕下乡投递自己的饭量增大了家中生活更紧张。但他知道，有公社出面向局里反映，自己肯定干不长了。为防万一，他就让黎敏多拾些庄稼。那时候正是秋收季节，黎敏每天早早地下地，到天大黑才回来，拾些豆子、玉米、红薯什么的，晒干收藏起来。
这一天，老邵又去小北关接邮车，等到夜里十点，邮车才来到。他接过车，将报纸和邮袋装到架子车上，刚要系绳子，不想他的妻子黎敏背着一捆豆棵子赶了过来，并慌里慌张地说：“快，快将这玉米棒子藏到车内，后面有人追来了！”原来这黎敏每天晚回，就是要瞅机会偷一点。今天她偷的是玉米，有十几个大棒子。老邵见状，急忙从黎敏怀中接过一个鱼鳞袋子，藏在了邮包下边。这时候，追赶的人已经来到，一个小伙子上前抓住黎敏，呵斥道：“快把玉米交出来！”黎敏身上没了赃物，态度很硬地说：“哪个偷你的玉米了？”说着，将拾的豆捆朝地上一撂，自个儿解开了，说：“看看，看看，有没有？”另一个小伙子用手电照来照去，发现了正在佯装装车的老邵，顿起疑心，喊上伙伴，走到老邵的架子车前，没几下就将那个装玉米棒子的鱼鳞袋子给翻了出来。这一下，老邵和黎敏都软了，向两个小伙子哀求，诉说自己家的困难，并说打罚皆可，千万别让游街。只可惜，当时的农民像是对吃商品粮者有一种天生的仇恨，他们不敢惹公社干部，却对老邵不客气。当下就将老邵夫妇扣了起来，准备第二天游街。
赶巧那天又有最新最高指示，而且已通过红色电波传遍了神州大地。公社里的干部们都没睡，单等老邵送来新报学习领会，不想等到大半夜，却不见老邵送来报纸。干部们急了，派人去邮所寻问，所长不敢怠慢，急忙去北关接车处看情况。那时候已是后半夜。别说老邵，公路上连个鬼影也没有。这下邮政所所长也慌了，急忙回到所内朝县局打电话，询问邮车来没有？值班的人对他说邮车早已过去了，怕是到终点站卸空车又回到开封了。邮所所长一听这话，心一下就提到了嗓眼儿处——老邵哪里去了？邮袋和报纸哪里去了？到老邵家一看，只有三个睡熟的孩子，连他老婆也不见了。这一下，所长更是惊慌，急忙去公社里汇报情况，公社的领导们一听；认为这很可能是阶级敌人搞破坏，当下唤醒武装部和派出所人员，四下寻找老邵夫妇和邮袋。直直找到天大明，方见老邵夫妇被一群人押着，脖子里套了一串玉米棒子，敲锣打鼓地从一个牲口屋院里走了出来……
这一回，无论从政治到脸面，老邵都觉得招架不住，当天夜里就上吊自杀了。
不想老邵死后，每到午夜时分，公社大院里仍有“最新最高指示来了！最新最高指示来了！”的喊声。
令人毛骨悚然！
癸未手记
冯骥才
上卷
我从零四年的生命蛋糕中切一块给了《收获》，来写这个名曰“田野档案”的专栏。这便使我得以在终日未已的奔波中停顿少时，将癸未这一年堆满心中的那些非凡的见闻，以及所感所思，记录下来，也享受一下久违的书房特有的静寂与深邃。
书房是安顿心灵的地方，一如窗外的大地是无边的冰雪的下榻之处。
白雪是大自然特有的最美的植被。人在它的上边还可以用足迹证明自己的思想。写诗。
南乡三十六村
阳历年初，农历年尾，大年迫近，心切难抑。原由是年文化具有时间性。濒危将亡的年画只有在这短短的一段日子里，才会把它仅存无多的活态充分显露出来。于是抢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启动之前，我们加急地召开“全国木版年画普查工作会议”。在与全国各地年画工作者聚首谈过，并将刚刚拟好的“普查提纲”发给大家之后，旋即组织一行人马，纵人身边著名的画乡杨柳青镇。
近数年，逢到腊月我都会到镇上来，想亲眼看着这个曾经五彩缤纷地覆盖了整个中国北方的杨柳青年画，怎样一点点悄无声息地死去。如今镇上真正的年画传人只有玉成号霍氏一家，两男一女都已年过五十。其“勾、刻、印、画、裱”，全然保持着本地正宗的传统与艺术的真谛。其中霍庆有似乎比一般民艺学者更具文化眼光，一直致力于收集散落民间的年画遗存，并在他家小小的四合院内的回廊上充满诱惑地展示出来。然而，今年我们一人古镇，却好像这里刚刚刮过一阵全球化的飓风。
一座超级的流行于当今中国城市的大广场雄踞在古镇中央；一排无比巨大的罗马柱贯通东西；石家大院那一带高墙深院的历史街区已经被一条红红绿绿、旅游化的仿古街所代替。霍家那个沿河的、半掩在树荫下的小宅院玉成号呢？找了许久，才知道不久前已经拆除。家庭式的作坊已不复存在，弟兄凡人分道扬镳。霍庆有搬进一座由香港设计师建造的洋楼里。去年我来镇上追寻《五大仙》的绘制者时，还到玉成号串过门呢，但如今好像被蒸发掉了。一千年的古镇就如此鬼使神差地在转瞬之间一扫而光？
抢救的急切感顿时冲上心头。无疑，这件事已经进入“倒计时”。我把人马一分为二。一半人全力搜寻镇上的遗产，另一半人去对镇郊的南乡三十六村进行拉网式普查。看看田野之间还残余着多少农耕文化。
一二百年前，在杨柳青骄傲地作为闻名天下的画乡时，这南乡三十六村乃是镇上大大小小画店或版印或手绘的加工基地。各乡农人几乎都能画一手好画，人们说“家家能点染，户户善丹青”，就是指这南乡而言。一人腊月，北至东三省、南抵中原各地的画商们，都云集于此。他们将成捆的艳丽五彩、活灵灵的年画，装上马车或运河里的货船，像运送粮米那样一车车拉到远近各省。俄国著名的汉学家阿克列谢耶夫在《1907年中国游记》中曾经详细记载过他在这画乡被震惊得目瞪口呆的种种见闻。
然而，始自辛亥，中国人的生活向近代文明转型，年画随之衰落。日本军队扫荡南乡，应是一个促使这片神奇的土地快速走向荒芜的转折点。再经过“文革”的暴力摧残，及至八十年代，本地一位名叫张茂之的乡土文化工作者对南乡三十六村做过一次田野调查。在那个时候，其中十多座村庄的年画作坊就已完全绝迹。这中间包括周李庄、南赵庄、薛庄子、董庄子、康庄子、房庄子、东流城、小甸子、大沙窝村等。由是而今，又过了二十年。情景复如何？
一人南乡，雪就下来了；走着走着，雪不但没停，反而下得愈来愈紧，落在肩上“沙沙”的真的有些声音了。
这南乡三十六村看上去彼此极为相似。砖的或土的房舍，东一个西一个的水塘，横七竖八的沟渠，丛生的杂木，平平淡淡的田野……本来就连成一气，此刻大雪的白色又把它们浑然地涂成一体；再加上这种昔日的文明为之荡然的失落感，更显得一片苍凉！
我们撒下大网，慢慢拉上来一看，几乎是一张空网！在那些二十年前年画就已尽绝的村落里，更是毫无收获。当年健在的老艺人如今大牛已经作古。我们访到的艺人只有区区的四位，也都是七老八十。
第一位名叫房荫枫。七十三岁，原住张窝，后迁入房庄子，搬进公寓式商品楼。他手绘神像极精，尤其是《五大仙像》，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了。但他现在兴趣转向了中国画，基本上与年画绝缘。
第二位名叫杨立仁。八十二岁，住南赵庄。清代中末期其家开设的“义成永”画铺名噪南乡。雇工二十人，一人一天印一千张“画坯子”。北京城门上贴的八尺巨型门神就出自他们杨家。民艺专家杨先让先生自美国来信，说他曾在波土顿发现一幅巨型门神，极为精美，但不能断定它的产地。我回信说，杨柳青挨近京都，故有一种巨型门神专门供给京城的城门与王公贵胄的宅门使用。其他产地都不制作这种巨型门神。
杨立仁家的古版曾经满满地堆了三间屋，却全部毁于“文革”。他至今珍存的几套灶王和一块《八仙》老版是冒着危险，藏在干燥的灶膛里，才躲过劫难，幸存至今。其中一块《独灶》（30X20公分）线刻极精，流转自然。但随着祭灶风俗的衰微，这种年画的市场正在快速地萎缩，眼瞧着就退出生活了。近些年，逢到祭灶之前，年过八旬的杨立仁都要挽起袖子，挥刷使墨，每种印一百张，却不去卖，不过是过一过手瘾送送人罢了。
第三位名叫董玉成，七十八岁，住古佛寺村。这位老画师是此次普查发现到的，尤使我惊喜的是，前些年我在杨柳青镇地摊上发现的《双枪陆文龙》、《大破天门阵》、《合家欢乐过新年》，原来都是他的作品。他属于写意性质的“粗活”，半印半画，风格十分率真与浑朴。他家中还有一块老版《大年初二回娘家》（53X 78公分），是我首次见到的风俗画品。足见此地对“回娘家”这一风俗的重视。董玉成代代都是农人，农忙耕地，农闲画画。人生得肩宽胸阔，腰板硬朗，一望而知是庄稼地里的好手。但今年他停了笔。他说感觉自己画不动了。是真的画不动，还是买画的人日渐稀少的原故？董玉成的画艺无人承继，他停了笔等于这一传承脉络的断绝。
第四位名叫王学勤。六十七岁，住在地势低洼一些的宫庄子。善画缸鱼，画风朴实饱满，阳刚十足。颜色里好像加了硫酸，十分强烈和刺激，大红、浓绿、鲜黄、翠蓝，全是原色，原汁原味保持着杨柳青“粗路”年画的本色。他有一间小小的画坊，依我看比任何一位大画家的画室都更加迷人。小炕桌上堆满色碟墨碗，几百枝画笔插在各种筒子里。四面墙壁上密密地排列着如同窗扇的“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