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一切暴君所具有的那种神秘莫测的特征。他们的权力基础是他们这
个人，而不是他们的思想。
这番笔触显然是鞭辟入里，击中要害的。
我的心灵之所以受到压抑，则因为你要我遵循的戒律，你，我至高
无上的楷模，你自己却可以不遵循。
这又是一个“特征”：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于是：
我，是个奴隶，生活在其中的一个世界，受种种法律的约束，这些
法律是单为我而发明的，而我，不知为什么，却始终不能完全守法。
“不能完全守法”。这是符合卡夫卡的人格精神的。这是他“内心好斗”的
表现。但无数次的实践证明，想要在“暴君”似的父亲的淫威下保持人格尊
严是要吃尽苦头的。晚年，即 1921 年 12 月 2 日的日记里总结了他一生的经
验：
最近我产生了这么一种想法：我从小就被父亲战胜了，现在只是出
于好胜心而离不开战场。年复一年，始终如此，尽管我不断地被战胜。
这番酸辛的自述，很有点受罚的西绪弗斯的神话的味道。因此，这位法学博
士的生存权利只有这么一点可怜的空隙：
有时我想象一张展开的世界地图，你伸直四肢横卧在上面。我觉得，
仿佛只有你覆盖不着的地方，……我才有考虑自己生存的权利。
① 卡夫卡：《致父亲的信》，译文见《世界文学》1981 年第 2 期。下面的引语，凡不注出处者，均引自这
封信。
① 见《卡夫卡 1910—1923 年日记》，343 页。
这幅图象描绘的虽是一个为所欲为的家长淫威下的一个家庭成员的可怜处
境，只要用一面放大镜去看，也是一幅专制君主统治下千万小民的可怜处境
的图象。这两种人，一个是小小的一家之长，一个是高高在上的一国之君，
但二者的共同特征都是：“老子天下第一”，“唯我独尊”。他们自己有无
限的说话权利，而别人则不许说一个不字。你看这位叫赫尔曼的家长，动不
动就以“不许回嘴”斥之，吓得子女们躲得远远的“才敢动弹一下。”但你
避而远之，他又会觉得你在图谋不轨，一切都在“反”他。其实，正如卡夫
卡写道：“这只是您的强大和我的弱小所造成的必然后果罢了。”
无须多加比较，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卡夫卡笔下的这位父亲，这位小
家长、小暴君，完全是奥匈帝国的大家长、大暴君的一个缩影。事实上，哈
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之所以能延续七百多年之久，原因之一，就是它的君主们
朝朝代代都能以他们自己的“大家长”的模子来塑造全国的千百万小家长，
使他们成为毫无自我意识和独立人格的顺民和奴才，成为他们得以安稳统治
的基础。奴才都有两副面孔：对下是暴君，对上呈媚态。卡夫卡在这方面也
没有吝惜笔墨来刻划他的父亲：
您如何轻易地醉心于那些地位较高的人物，而他们大多数不过表面
上如此而已。……一个皇室谘议之类的人便经常挂在您的嘴边。……看
到我的父亲居然认为别人微不足道的认可来肯定自己的价值，而且到处
炫耀，我也是很伤心的。
其次，《致父亲的信》刻划了一个专制主义“礼教”的忠实传授人的形
象。
家庭作为…个社会细胞，在相当程度上担负着教育、培养下一代的任务。
卡夫卡的父亲作为一家之长，他对自己的义务是明确的，那就是把子女培养
成符合社会习俗或专制主义“礼教”规范的人。他常用的那套教育手段也都
是陈旧而拙劣的：
您那卓有成效、至少对我来说从不失灵的教育手段不外乎是：谩骂、
威吓、讽刺、狞笑以及——说来也怪——诉苦。
他只会懂得用威胁、呵斥、暴怒来对待每一个孩子，动辄怒骂“把你们踩成
齑粉”。有时不顾寒冷，半夜里从被窝里把卡夫卡揪到阳台上罚站。这给卡
夫卡的心灵带来永久性的创伤。卡夫卡每想到此事，都“深感痛苦”。这位
父亲对于军国主义的黩武政策显然十分感兴趣，以致儿女走路也要他们走得
整齐，学会敬礼，否则就“不是未来的士兵”。为了能适应这样的士兵生活，
吃饭也得狼吞虎咽。于是“饭桌上死一般沉寂”。
这种教育手段给孩子造成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自我能思考之日起，我就一直为维护精神上的生存而如此忧心忡
忡，以致我对其他一切都感到淡漠了。
控诉得最有力的，还是下面这一段话：
这里，我只须提醒你回忆一件往事就够了：我在您面前丧失了自信
心，换来的只是无穷尽的负罪感。
这里的”负罪感”是什么呢？就是他觉得他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和长子，没
有成为父母所需要的、为他们称心如意的人，就象对父母负了债似的内疚。
当然也还包含别的意思，下面一段话可作为一种注脚：
母亲只是暗地里保护我免遭您的伤害，暗地里对我有所给予，有所
允诺，结果我在您面前又畏首畏尾起来，又成为骗子，成为自知有罪的
人。
孩子的个性得不到尊重，灵魂得不到舒展，长此以往，心理必定被扭曲。负
罪感便是这种被扭曲的表现。正如卡夫卡指出：“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
这是您教育我顺从的产物。”可是儿子的“独特性”决定了他是不能顺从的：
您雕刻家的手与我这块料之间是那样的格格不入。
从这点上看，卡夫卡这封“审父”的信不啻是一份“父母必读教材”，
也是学校教师的十分难得的参考材料，它可以使人们懂得：不尊重儿童心理
特点，用家长制手段管教孩子，必然会损害他们的身心健康。
第三，《致父亲的信》刻划了一个典型的剥削者形象。
卡夫卡的父亲作为一个中等资本家，有着一般剥削者的本质特征。在这
点上，父子矛盾也尖锐地表现出来。卡夫卡这样谴责他的父亲：
遵循的是这个阶级（指中产阶级——引者）的价值观念。
在对待自己家里雇佣的职工的态度上，父子也发生冲突。父亲对患肺病
的职工骂道：“他活该不得好死，这条老狗。”尤其岂有此理的是，他把职
工称为“拿薪的敌人”。对此儿子是很气愤的，他对父亲反唇相讥：
不过在他们还没有成为那样的人之前，我就觉得您便已经是他们的
“付薪的敌人”了。［ 商号］ 那里有些事情起先我认为是天经地义的，
后来却使我感到痛心、渐愧，尤其是您对职工的态度。……您在商号里
咆哮、咒骂和发怒…简直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
卡夫卡作为家庭的成员，唯恐父亲的态度引起工人的怨怒，不惜“低声
下气”地来挽回影响。
为了使职工们与全家和解，对他们采取一般的规规矩矩态度就不够
了，就连谦逊待人也不够了。我不得不低声下气，不得不先招呼人，而
且连别人的回礼我都不敢接受。……
卡夫卡还对父亲性格的二重性进行了揭示，这就是父亲作为资本家的社
会地位和作为家长身分所形成的非人性一面，或称“异化”的一面，和作为
人的本来的一面，合乎正常人性的一面：
您一向是离业务和家庭愈远，您便愈是和蔼可亲，态度愈是随和，
愈是能体谅别人。这就如一个独裁者，一旦离开了他所管辖的国土，则
他也就没有理由还老是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专横态度来了，他也就会对
庶民百姓亲切相待了。
这段描述，让我们不禁想起布莱希特的剧作《潘蒂拉老爷和他的男仆马
蒂》来。地主老爷潘蒂拉平时对待他的仆人马蒂非常粗暴、凶恶，但当他喝
醉的时候，却又十分和气，人情味十足，把马蒂视若知心朋友。但当酒醒时，
他又故态复萌，凶相毕露了。这可以说是阶级性与人性的“二重组合”。从
现代心理学看，人的性格都不是单一的，甚至也不是只有“二重”，而是多
重。人在“醉”、在“梦”或在“疯”的时候，那些后天形成的意识就会消
失，而那种潜埋于无意识状态的“真我”或“本我”就会浮现出来。有时甚
至“后天”形成的性格层面在不同场合都会有不同的面貌。卡夫卡父亲显然
有资本家一面，也有人的一面；有“家长”一面，也有慈父一面。同样，卡
夫卡的多重性格中，有叛逆的一面，也有妥协的一面；有“审父”的一面，
也有恋父的一面。因此卡夫卡在“审父”的一生中，始终伴随着“负罪”的
感情。他一直敬畏于父亲的“强大”，相形之下，觉得自己不配做他的儿子。
信中的后半部也提到对他和家人的爱，例如，有一次他病了，父亲关怀地轻
轻从门外探进身子，一再挥手示意他好好养病。但是，父亲这样的行为反而
使他更加痛苦：
从长远看，这种和蔼美好的印象只能增加我的负罪意识，并使我觉
得世界更不可理解了。①
是的，卡夫卡作为一个有着丰富感情的作家，怎么可能会对自己的亲生
父亲如此铁石心肠？事实上他对父亲还是有爱戴之情的，例如他曾在日记里
记述过这样一个梦：
当我终于走上了台阶时，父亲已经从大楼内走出来，他朝我飞跑过
来，搂住我的脖子，吻我，紧紧地抱着我。①
所以卡夫卡对父亲批评归批评，却从未割断过对父亲的感情，放弃对他
的希望。这一点连勃罗德都不以为然，他写道：“在多少次谈话中，我都想
让我的朋友明白，……他是如何过高地估计他的父亲，……一切无补于事，
卡夫卡的滔滔不绝的争辩，……却真的可以暂时地打垮我，击败我……奇怪
的是，直到他年岁稍长，他仍然希望得到他父亲永远不能允诺的同意。”②
无怪乎，有人认为《致父亲的信》是“令人最痛苦和最捉摸不透的文献。”③
① 卡夫卡：《致父亲的信》。
① 卡夫卡：1912 年 5 月 6 日日记。
② M。勃罗德：《卡夫卡传》德文版，30 页。
③ 克劳斯·瓦根巴哈：《卡夫卡传略》。
然而，平心而论，卡夫卡的父亲其实也还是有爱子之心的，据卡夫卡的一个
朋友威尔奇的父亲说，卡夫卡的父亲在谈及自己的儿子时“双眸闪闪发光，
不胜自豪。”④
那么卡夫卡为什么要用如此大量的篇幅把父亲描写得这样令人憎恶呢？
这只能用理智和感情的矛盾来解释。在理性上，卡夫卡不过是借父亲的形象
把父辈文化人格化而已。所以卡夫卡在长信快要结尾时，对彼此的怨尤进行
消解。宣布双方都“无罪”：
认为，你对我们之间的疏离是完全无罪的，但我也同样是无罪的。
这里卡夫卡是把父亲放在“人”的层次上来看的。“罪”是一个社会范
畴的概念，它跟道德相联系。人的非人性的犯罪行为是社会加诸给他的。因
此卡夫卡与父亲斗争，其出发点不是为了击败对方，而是为了达到与对方和
解。正如索克尔所说的：“卡夫卡要做的，不是象克尔恺郭尔那样，把自己
的意愿付诸行动，而是同强大的对手取得和解，以便回到生活中去，回到他
出身的地方去。”可惜他的这一努力并未成功。卡夫卡想托母亲转交这封信。
①
但母亲担心这只会激化父子间的矛盾，未予转交。归根到底，父子间没有可
以进行对话的共同语言和可能。因为父子间的这一“代沟”是两种不同性质
的文化观念的分界线，因而是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是卡夫卡找不到与父
亲对话渠道的悲剧性之所在。
但《致父亲的信》作为一篇批判父辈文化的檄文，它有着重要的文献价
值和思想价值。因此，对于卡夫卡来说，信是不是需要交到父亲手里，并不
是很重要的，因为积毕生之经验，想要通过一封信引起父亲反省从而战胜他
是不可能的。而且他知道，父辈文化是一种巨大的社会统治力量，战胜个别
对手又有什么意义呢？从信的内容看，它远远超出了一般家信的范围，而且
明显看出，它也不拘泥于具体事实的真实。从结构、修辞上看，它也是很讲
究的，具有很高的文学性。卡夫卡认为，“一切艺术都是文献和见证。”他
的这封《致父亲的信》就具有这样的性质，它真实地记录了一颗时代的战栗
的灵魂，它洞穿了专制主义教育和文化的“吃人”本质及其对年青一代的严
重摧残，它畏惧这种体现于父辈身上的传统势力的强大，却不屈服于它的淫
威；它执着于“战场”的战斗，却不气馁于“一再失败”。
④ 卡夫卡：《1902—1924 年书简》516 页。
① 转相自《卡夫卡传略》276 页。
自审意识
在卡夫卡的世界中，负罪感就象他的的恐惧感一样，几乎无处不在，而
且同样引人注目又令人费琢磨。
现代西方相当流行的一个观点是，人类建设了文明，创造了上帝，而这
些又转过来走向人的自身的反面，成为操纵人、敌视人的异己力量。此对他
们来说，所谓“文明”恰恰意味着罪恶。卡夫卡是属于这股思潮中的一个。
他认为，我们这个世界是“一个谎言的世界”，①是个令人厌恶的世界，而“我
们误入了其中。”②在同雅诺施的谈话中，他表达得更明确，他认为自己“生
活在一个罪恶的时代”，而“我们都应该受到责备，因为我们都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