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辉煌- 第11部分

　　　　代表席上一个身材不高、目光锐利的人站起来，大声回答：“有这样的党！”

　　　　回答者是布尔什维克党人的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俄国敢如此回答的，只有列宁一人。

　　　　中国有毛泽东。或许蒋介石觉得自己也算一个。

　　　　1924年7月30日，蒋介石对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演讲。他以丝毫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试问有谁能想出一个主义来救中国？除了本党总理的三民主义之外，还有第二个主义可以救中国吗？若是没有这个三民主义，我们中国的危险究竟怎样解除，我们的国家究竟怎样建设，我们就是拼命的去革命，究竟从那里下手，这样想来，几乎要发神经病。像我这样的人，或者因为发了神经病早已死掉，亦未可知”。

　　　　蒋介石一直活到88岁没也有发神经病死掉。如果真是如此，中国共产党将有多少优秀的领袖人才能够从屠刀下保存下来。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给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写信：“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第三章，岩浆　4、领袖…思想…意志

　　　　这就是预见中国革命未来的名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俄国的列宁，中国的毛泽东，皆对自己从事的事业，皆对自己担负的使命，表现出一种果敢和不可抑制的自信。

　　　　列宁的自信来源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来源于对过去和未来的透视。

　　　　1917年4月，列宁回国，在火车站欢迎会上就喊出“社会主义革命万岁”口号。当时二月革命刚刚成功，临时政府刚刚建立，党内外对这一口号均感到不可思议，怀疑列宁犯了超越革命发展阶段的左倾错误。《真理报》声明说：“对于列宁同志的总公式，那是我们所无法接受的，因为它的出发点是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业已结束，指望这一革命立即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

　　　　但列宁言中了。6个月后，震动世界的十月革命爆发。

　　　　蒋介石在手中握有杀人的枪杆、膛内压满杀人的子弹之时，他对他的党和他自己是雄心十足的。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第六天，在《敬告全国国民党同志书》中，他除了表示“伟大任务在于拯救中国”外，还说出了那段广泛流传的名言：

　　　　“党在，国在，我亦在；党亡，国亡，我亦亡。”

　　　　毛泽东却并非穿上笔挺的哔叽军装、面对台下肃立的队列和如林的刺刀，才会自信得口若悬河。他的果敢和自信来自他对中国大地的深刻了解。就在他只是一名踯躅于桔子洲头的穷学生时，他也敢宣称：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果敢自信的蒋介石和毛泽东却都没有见过列宁。

　　　　1923年9月，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列宁正身患重病。“闻俄国革命党首领苏维埃共和国之创造者列宁，积劳成疾，不能谒晤，深致感咨”；蒋介石后来颇为挽惜地写道。没见上列宁是他一大遗憾。

　　　　毛泽东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第一次访问苏联。1950年1月11日，他在莫斯科红场向列宁墓敬献花圈时，列宁已经去世了26年。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便极其钦佩“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的“列宁之百万党员”；终生对列宁敬仰之至。

　　　　未见过列宁的蒋介石和毛泽东又与列宁一样，都曾以极大的热情办刊办报。

　　　　1900年列宁西伯利亚流放结束，立即着手实施在流放岁月中酝酿已久的想法：创办一份报纸，让它成为团结俄国地下革命者的组织中心。很快，革命的精英聚集在编辑部里了：列宁、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两年以后又加入了两个后来大名鼎鼎的人物：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该报的德国莱比锡创刊号上，用十二月党人给普希金回信中的一句诗作报头题词：“星星之火可以燃成熊熊烈焰！”

　　　　所以该报命名为《火星报》。

　　　　俄国十二月党人写给普希金那句诗，今天翻译即是“星火燎原”。

　　　　这几个办报人后来几经分化，果真在俄罗斯土地上燃起了十月革命的熊熊烈焰。

第三章，岩浆　5、领袖…思想…意志

　　　　列宁30岁在德国创办《火星报》。

　　　　蒋介石26岁在日本创办《军声杂志》，自撰发刊词。当时沙皇俄国诱导外蒙自治，蒋甚愤慨，著《征蒙作战刍议》，《蒙藏问题之根本解决》等文，称征藏不如征蒙，柔俄不如柔英；研究外交与军事，甚思“提一旅之众，以平蒙为立业之基”。

　　　　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时，也26岁，也自撰创刊宣言：“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都全副身心地寻找真理。又都十分自信，手中握有的就是真理。都不乏对历史的深刻领悟，不乏对未来的精心安排。就各自的政党来说，都是非凡的领袖。

　　　　自从人类被划分为阶级以后，阶级的核心就是政党。

　　　　政党的核心是领袖。

　　　　领袖的核心是什么呢？

　　　　是意志，与思想。

　　　　有的领袖提供意志，有的领袖提供思想。所以列宁说，需要一个领袖集团。

　　　　但列宁本人，既提供了意志，又提供了思想。

　　　　毛泽东也是如此。

　　　　蒋介石却仅为他的党提供了意志。提供思想的，是孙中山。

　　　　仅就此点来说，蒋也不敌。

第三章，岩浆　1、谁人发现蒋介石

　　　　马克思、爱因斯坦和弗洛依德，被认为是对当代世界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三位思想巨人。

　　　　三人又都是犹太人。

　　　　对中国革命产生很大影响的也有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两位犹太人：鲍罗庭，米夫。鲍罗庭在国民党中发现了蒋介石。米夫在共产党中发现了王明。

　　　　被发现的这两人，皆因此居于各自政党的高位。

　　　　很多人原以为蒋介石是孙中山选定的接班人。

　　　　于是就说，接班人选错了。

　　　　蒋介石也常以“总理惟惟一的接班人”自居。原因据说孙中山临终时口中直呼“介石”；情之深切，意之难舍，痛于言表。

　　　　可惜此说来自蒋介石自己修订的《蒋公介石年谱初稿》。

　　　　当年寸步不离孙中山病榻的床前侍卫李荣的回忆是：

　　　　“（3月11日）至晚8时30分钟止，（孙）绝终语不及私。12日晨一时，即噤口不能言。4时30分，仅呼‘达龄’的一声，6时30分又呼‘精卫’一声，延至上午9时30分，一代伟人，竟撤手尘寰，魂归天国。”

　　　　临终的孙中山呼唤了宋庆龄，呼唤了汪精卫，却没有呼唤蒋介石。

　　　　孙中山1925年3月去世。该年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所谓“总理惟一的接班人”蒋介石却既不是其中的常务委员会委员，不是国民政府委员，也不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甚至连候补委员也不是；还只是一个没有多大影响的人物。

　　　　孙中山至其临终，也没有指定自己的接班人。

　　　　蒋介石1905年在东京由陈其美介绍就认识孙中山。但孙中山倚为股肱的军事人才，先是黄兴、陈其美，后是朱执信、邓铿、居正、许崇智，和陈炯明。陈其美殉难，孙中山说“失我长城”；朱执信病逝，孙中山说“使我失去左右手”；对陈炯明寄以厚望：“我望竞存（陈炯明）兄为民国元年之克强（黄兴），为民国二年后之英士，我即以当时信托克强、英士者信托之。”

第三章，岩浆　2、谁人发现蒋介石

　　　　他依靠的不是蒋介石。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他未委派蒋重要的军事职务。

　　　　蒋首次在孙中山面前显露军事才能，是上书陈述欧战情势及反袁斗争方略，这才使孙中山对他有所注意。在陈炯明部任职期间，蒋介石又连向孙中山呈《今后南北两军行动之判断》、《粤军第二期作战计划》等意见，也仅使孙中山觉得他是个不错的参谋人才，仅此而已。

　　　　于是孙中山委任给蒋介石的，多为参谋长、参军一类不掌握实际权力的职务。蒋先后担任过居正的参谋长，孙中山总统府参军，陈炯明的作战科主任，许崇智的参谋长，孙中山大元帅行营参谋长。

　　　　最先欣赏蒋介石的倒是陈炯明。他发现此人的才能绝非限于参谋方面。蒋介石在陈部干了一段作战科主任，要辞职，陈炯明竭力挽留，向蒋表示“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一人”。

　　　　陈炯明说对了。最后他果真败于蒋介石之手。

　　　　蒋介石与陈炯明关系不错。1922年4月，陈炯明准备叛变，向孙中山辞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长之职。孙中山照准。蒋介石不知陈意，还想找孙中山为陈说情。不成，便也辞职。在回沪船上还给陈炯明写信：“中正与吾公共同患难，已非一日，千里咫尺，声气相通”。

　　　　但陈炯明一叛变，蒋立即抛弃与陈的友谊，站到孙中山一边。

　　　　孙中山正是因为陈炯明的叛变，第一次对蒋介石留下了深刻印像。他后来在《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序言中写道：“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

　　　　孙中山对蒋介石的性格及处事方式，却甚感头痛。

　　　　蒋介石脾气暴躁，经常与周围人关系紧张；动辄辞职不干，未获批准也拂袖而去，谁去电报也召他不回。

　　　　1922年10月，孙中山任蒋为许崇智的参谋长。仅月余，蒋便以“军事无进展”为由离职归家，孙中山派廖仲恺持其手谕都无法挽留。

　　　　1923年6月，孙中山命蒋为大元帅行营参谋长。蒋到任不满一月，又以不受“倾轧之祸”为由，辞职返回溪口。

　　　　1924年初，孙中山委派蒋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长；刚一个月，蒋就以“经费无着落”为由辞筹备委员长之职。9月，再辞军校校长之职。

第三章，岩浆　3、谁人发现蒋介石

　　　　自1918年7月辞陈炯明部作战科主任，至1924年9月辞黄埔军校校长，6年时间中，蒋介石先后辞而复职竟达14次之多。

　　　　孙中山容忍了蒋介石历次辞职，独对辞黄埔军校之职不能忍受。创办军校建立革命武装，是马林1921年向孙中山建议的。1923年《孙文越飞宣言》签署后，越飞又表示苏俄将提供款项、武器和教练人员，帮助建立军校。孙中山革命奋斗几十年，吃尽了无自己武装的亏，梦寐以求想建立这一武装。直至晚年刚有实现的可能，蒋介石又动辄撂挑子不干，确实大伤了孙中山的心。他对蒋介石深感失望。

　　　　历来极重兵权的蒋介石又何尝不知黄埔军校的重要。他真正不满的，并非仅仅“经费无着落”，而是在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一大”上，孙中山没有指派他为代表，各省党部亦没有推选他，国民党党史上极其重要的这次大会，他连一张入场券都未弄到。

　　　　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启程北上。国民党党史记载，北上前两天，“总理令（黄埔）新军改称党军，任蒋中正为军事秘书”。这是孙中山给蒋介石的最后一个职务。孙中山北上至去世4个月时间内，再未给蒋介石任何信函和指令。

　　　　蒋介石1963年11月在台湾回忆说：“我是21岁入党的；直到27岁总理才对我单独召见。虽然以后总理即不断的对我以训诲，亦叫我担任若干重要的工作，但我并不曾向总理要求过任何职位，而总理却亦不曾特派我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一直到我40岁的时候，我才被推选为中央委员。我开始入党，到担任党的中央委员，这中间差不多相距了20年之久……”

　　　　言语之间，饱含当年的不遇与委屈。

　　　　孙中山不曾派蒋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何人派蒋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呢？

　　　　蒋介石上台就其必然性来说，将是一部现代史著作。就其偶然性来说，则该归于苏联顾问鲍罗庭。

　　　　他第一个把把蒋介石推上权力高峰。

第三章，岩浆　4、谁人发现蒋介石

　　　　鲍罗庭也是一个谜。被派到中国来的共产国际或苏俄革命者，没有一人能如他那样，富有创造性地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也没有一人能如他那样，对中国革命的进程发挥如此巨大的影响。

　　　　他是老资格的革命党人，出生于拉脱维亚，先后投身俄国、西班牙、墨西哥、美国、英国和中国革命运动。他的一生就是一部传奇。

　　　　1903年7月30日至8月23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布鲁塞尔、伦敦举行。参加会议的共有57名代表。有表决权的43人，一个特殊情况是其中8人享有两票的权力，所以大会的实际总票数是51票。

　　　　这些数字枯燥乏味，难于记忆，但对20世纪却有极大意义。

　　　　第二十二次会议讨论党章草案第一条关于党员的规定时，分裂发生了。

　　　　列宁的草案建议“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且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可以成为党员；马尔托夫的草案也认为接受党纲和在物质上帮助党是党员的条件，但认为只要“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就行了，不必非要参加党的一个组织。

　　　　分歧由此产生。冗长的辩论之后，列宁的草案以23票对28票被否决。

　　　　是马尔托夫、而不是列宁首先掌握了多数。在随后大会的每一次争论中，马尔托夫都以优势票数获胜。

　　　　一直到第二十七次会议，一个小组委员会把“崩得”的地位问题提交大会讨论时，变化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