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飞的不信，则全部出自苏联国家利益的考虑。为了换取孙中山对中东路和外蒙古问题的承诺，以实现以孙压吴、以南压北。
所以又有了宣言第三条、第四条：双方认为要以谅解的态度解决中东路纠纷，以双方实际之利益与权利解决现行铁路管理法；苏俄声明无意使外蒙古与中国分立，孙中山表示苏俄红军不必立时由外蒙古撤退。
孙中山的主要兴趣在第一条。这是越飞的让步。
越飞的主要兴趣在第三、四条。这是孙中山的让步。
《孙文越飞宣言》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没有这份宣言，就没有后来的国民党改造，就没有国共合作，然后也就不会有黄埔军校和北伐战争。它既是孙中山对中国革命走向的判断和规定，也是新生的苏联将其斗争中心由世界革命中心转向苏联利益中心的启端。通过这份宣言，苏联在中国第一次完成了用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交换。
初生的中国共产党人被蒙在鼓里。当时没有任何人想到要拿这份宣言去征求他们的意见。
孙中山早年向往社会主义。1896年旅居伦敦时就知道了马克思。后来他对中国最早的社会党人江亢虎等介绍说：
“有德国麦克司者，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著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统系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烈之言论矣。”
社会主义对他发生了极大的吸引力。纯真的孙中山自信而又自愿地以社会主义者自许，虽然他连马克思、恩格斯与伯恩斯但、考茨基的区别都未弄清。
就如毛泽东当初分不清孙中山与康有为、梁启超的区别一样，孙中山也分不清马克思、恩格斯与考茨基、伯恩斯坦的区别。1905年初，他专程前往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书记处，要求接纳他为“党的成员”。他见到了第二国际主席王德威尔得，书记处书记胡斯曼，向他们说明“中国社会主义者的目标和纲领”。面对这两位泰斗，孙中山大胆预言：中国将从中世纪的生产方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
当时的孙中山还是个小人物。
小人物孙中山热衷于社会主义。变成大人物，就认为中国不能搞社会主义了。倒不是因为曾经被第二国际拒之门外。他认为他的三民主义更合中国国情。
第一章，地火──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3、孙中山的困惑
认为中国不能搞社会主义，并不妨碍他崇敬列宁。
比驻俄公使刘镜人的电报晚三天，1917年11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大号标题：“美克齐美（Maximalist音译，过激党之意）占据都城”。这是中国最早报道十月革命的报纸。孙中山看完报后，立即通过中间媒介给列宁一信，代表国民党向布尔什维克党人表示高度敬意，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人团结在一起，共同斗争。
列宁称这封信是“东方的曙光”。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代表列宁回信：
“我们的胜利就是你们的胜利，我们的失败就是你们的失败，为了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在这伟大的斗争中团结起来”。
可惜这封信被耽误了。孙中山没有看到这些必然令他激动不已的话语。
但1920年11月，他见到了列宁的第一个使者维经斯基。
维经斯基1920年3月来华，后来有人认为他是来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但维经斯基向共产国际报告说，他的首要任务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首要考虑的是苏俄在远东的安全，在这个基础上才考虑如何联合中国的革命力量、支援中国革命。
孙中山提出了进一步的建议。据维经斯基记述，孙中山直截了当地说，广州的地理位置无法与俄国建立直接联系，应该在海参崴或满洲里建立一个可以互相联系的大功率电台。
列宁的第二个使者是马林。
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的马林颇得列宁赏识，为推动中国共产党建立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亲自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在第一次会议上一口气作了将近四个小时的发言。“一大”代表们对他印像不错。毛泽东说他“精力充沛，富有口才”；包惠僧说他“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但是对初生的中国共产党，马林却颇不以为然。他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评价说，中国共产党人是一些“不懂马克思主义，缺乏社会主义实践”、“倾向社会主义的学生”，他们“从来不曾同工人阶级有过密切的联系”。对国民党马林倒充满乐观和希望，认为它是由“知识分子、华侨资产阶级、南方士兵和工人组成的各阶级联盟”。这位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的结论是“在上海我对中国的运动及其发展的可能性获得一种十分悲观的观点；我在南方才发现工作大有可为，而且能够成功”。
所以马林很快从举行中共“一大”的上海南下。
1921年12月，马林在广西桂林对孙中山提出了三条建议：
第一，改组国民党，广泛联合工农大众；
第二，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武装；
第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
孙中山认为，这是列宁给他传递过来的声音。
这三条建议，成为后来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起源。孙中山注意到列宁是通过俄国的十月革命，列宁注意到孙中山，是通过中国的辛亥革命。
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在一篇临别演说词中说，西方国家虽然富足，“但这些国家国内贫富间的悬殊仍极明显，所以革命的思潮常激动着这些国家的国民。如果不进行社会革命，则大多数人仍然得不到生活的快乐和幸福。现在所谓幸福只是少数几个资本家才能享受的。”
列宁对这篇演说词留下了深刻印像。他说这是“伟大的中国民主派的纲领”，“我们接触到的是真正伟大人民的真正伟大思想”；“迫使我们再一次根据新的世界事变来研究亚洲现代资产阶级革命中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相互关系问题”。
列宁把对中国革命的希望，主要地放在了孙中山身上。
1918年，当年轻的苏维埃政权被帝国主义干涉者压得喘不过气，而通向中国的道路又被捷克斯拉夫军团、社会革命党人、高尔察克匪帮切断的时候，列宁就询问过，在被十月革命唤醒的旅俄中国工人中间，是否可以找到能与孙中山建立联系的勇士。
列宁与孙中山两人，虽未谋面，但息息相通。
孙中山决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了，但并非不存在一点问题。
三大政策中最无问题的就是联俄。
孙中山联俄决心异常坚定，来源于他一生经历的无数次失败。先败于他认准的敌人清朝政府、袁世凯及北洋军阀；后败于他以为的友人英、美、日政府及国内官僚政客；到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竟开始败于跟随他十余年的部属了。
尤其令他万分痛惜的是，陈炯明把他联德、联俄的三封密函作为缴获物在香港公布，挑起海内外舆论大哗。他心如刀绞般说：“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
乘火打劫的不仅陈炯明。国民党内李石曾、吴稚晖等49人借机联名通电，劝孙中山下野。
在此紧急时刻，仍然毫不动摇地支持他的，只有列宁领导的苏俄。
患难识真金。几十年的选择比较使孙中山终于意识到真正的朋友所在。他叫陈友仁转告苏俄政府全权代表马林，“中国革命的惟一实际的真诚朋友是苏俄。”
第一章，地火──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4、孙中山的困惑
三大政策中问题最大的就是联共。
孙中山钦佩共产党人。他对汪精卫、胡汉民、张继等人说：我们的革命运动，黄花岗、潮州之役，人数极少；镇南关之役不过200人；钦廉之役不过一百余人；现在中共组织工农运动，群众一起来，动辄成千逾万；开滦罢工、“二…七”罢工规模浩大，震惊中外，其势尤不可侮！
共产党人的组织能力和气势，给他以极深刻印像。
由此更感到已经腐朽的、无战斗力的国民党急需改造。
孙夫人宋庆龄问他，为何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他回答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
他要新鲜血液救活国民党，但不是要新鲜血液取代国民党。笃信三民主义、笃信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孙中山，不想看到国民党外又出现一支政治力量。不想有任何力量与国民党分庭抗礼。
1923年1月《孙文越飞宣言》发表，他召集核心干部征询意见。
联俄大家都无问题，因为不论在道义在财政还是在武器在顾问，都需要苏俄提供强有力的支援。争论的焦点在联共。
汪精卫同意联俄，反对联共；
廖仲恺则赞成联俄联共，认为既联俄，就必须联共；
胡汉民介于汪、廖之间。
应该注意一下胡汉民。他的论点十分奇特：“无政府主义者离我们比较共产党员更要远些，对待无政府主义者尚且如此，容纳共产党员入党有什么可怕的呢？”
他向孙中山建议，先对共产党人有条件地收容。条件是“真正信仰本党的主义，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收容以后再有依据地淘汰。依据是“发现了他们有足以危害本党的旁的作用，或旁的行动”。
胡汉民的观点对孙中山影响很大。后来孙中山采纳有条件联共的主张，不同意实行党外合作，坚持让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实施“党内合作”，主要就是出自胡汉民。孙中山认为最理想的，是先用共产党人的力量改造国民党，再用国民党人的纪律约束共产党。
他既联俄，又不相信中国可以走俄国人的道路。既联共，又不相信红色政权可以在中国建立、生存和发展。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在这里陷入了两难。
1923年11月在国民党“一大”前，邓泽如、林直勉等十一人以国民党广东支部名义呈孙中山一份《检举共产党文》，指责共产党人“此次加入本党，乃有系统的有组织的加入”；“实欲借俄人之力，耸动我总理，于有意无意之间，使我党隐为彼共产所指挥，成则共产党享其福，败则吾党受其祸”。
党内合作本是孙中山自己的主张。所以他在批语中维护共产党人、批评了邓泽如等人疑神疑鬼的话。但孙中山还有另外一些批语，在我们自己编纂的史料中却不多见了。
在今天一段我们基本不引用批语中孙中山说，先前共产党人“所以竭力排挤而疵毁吾党者，初欲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乃俄国之革命党皆属有学问经验之人，不为此等少年所愚，且窥破彼等伎俩，于是大不以彼为然，故为我纠正之”。看来马林与孙中山的谈话和所提的建议，都被孙中山认为是“俄国之革命党皆属有学问经验之人，不为此等少年所愚”、“故为我纠正之”的表现。所以他对邓泽如等人表示，共产党人“既参加吾党，自应与吾党一致动作；如不服从吾党，我亦必弃之”。第一次国共合作，就在这种复杂的心理因素和组织因素之下开始。
1924年1月，由孙中山主持，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十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几乎占委员总数的1/4。谭平山出任组织部长，林祖涵出任农民部长；在国民党最强大的一个执行部──上海执行部，毛泽东当了组织部长胡汉民的秘书；恽代英则当了宣传部长汪精卫的秘书；文书主任邵元冲未到任前，毛泽东还代理了执行部的文书主任。
在共产党人表面获得成功之中，国民党“一大”新设立的一个组织却被共产党人忽略了。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把共产党人忽略了。
这就是国民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
国民党组织松散，历史上从来没有专设监察机构。同盟会的司法部，中华革命党的司法院、监察院，都未真正行使过职权。其实际职能仅是“赞助总理及所在地支部长进行党事之责”。1912年组建国民党时，连司法、监察的条文也未罗列。
国民党“一大”通过的党章，却专门设了第十一章《纪律》。孙中山、胡汉民在会上特别强调了纪律的重要。胡汉民专门作说明说：“嗣后党中遇有党员破坏纪律，或违背主义，当加以最严厉之制裁。”
这一章专对准共产党人而来。
执行纪律的操刀者，既中央监察委员会。
国民党“一大”选出中央监察委员5人：邓泽如、吴稚晖、李石曾、张继、谢持；候补中央监察委员5人：蔡元培、许崇智、刘震寰、樊钟秀、杨庶堪。
10名中央监察委员，无一名共产党人。
孙中山允许共产党人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部长，却不允许他们成为国民党的监察委员。他想通过中央监委执行纪律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有所防范，所以才有了十名监察委员全部由国民党员担任的精心安排。
从实质上看，国民党的联共政策是联俄政策不得已的产物。孙中山希望随着时间流逝，把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员逐渐消化在国民党内。
如果不能消化呢？
1924年10月9日，在一封写给蒋介石关于组织革命委员会的信中，孙中山说：“而汉民、精卫二人性质俱长于调和现状，不长于彻底解决。所以现在局面，由汉民、精卫维持调护之；若至维持不住，一旦至于崩溃，当出快刀斩乱麻，成败有所不计，今之革命委员会，则为筹备以此种手段，此固非汉民、精卫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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