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他躲在一个大瓮里由牛车拉出去，杨越从头至尾操作此事，直到最后到了外面把
他从大瓮里拉出来挥泪作别，自己再回来继续流放。这件事的真相，后来在流放者
中悄悄传开来了，大家十分钦佩杨越，只要他有什么义举都一起出力相助，以不参
与为耻。在这个意义上，灾难确实能净化人，而且能净化好多人。
我常常想，今天东北人的豪爽、好客、重友情、讲义气，一定与流放者们的精
神遗留有深刻关联吧。流放，创造了一个味道浓重的精神世界，竟使我们得惠至今
。
四
除了享受友情之外，流放者总还要干一点自己想干的事情。基本的劳役是要负
担的，但东北的气候使得一年中有很长时间完全无法进行野外作业，而且管理者也
有松有紧，有些属于株连而来的对象或随家长而来的儿孙一辈往往有一点儿自由，
有的时候、有的地方，甚至整个流放都处于一种放任自流的状态，这就使得流放者
总的说来还是有不少空余时间的，需要自己找活干。一般劳动者找活不难，文人则
又一次陷入了深思。
我，总要做一点别人不能代替的事情吧？总要有一些高于拣野菜、拾马粪、烧
石灰、烧炭的行为吧？尤其当珍贵的友谊把文人们凝聚起来之后，“我”的自问变
成了“我们”的集体思索。“我们”，既然凭借着文化人格互相吸引，那就必须进
一步寻找到合适的行为方式而成为实践着、行动着的文化群落，只有这样，才能求
得灵魂的安定。这是一种回归，大多数流放者没有吴兆骞、李兼汝那样的福气而回
归南方，他们只能依靠这种文化意义上的回归，而实际上这样的回归更其重要。吴
兆骞南归后三年即贫病而死，只活了五十四岁，李兼汝因偷偷摸摸逃回去的，到了
南方东藏西藏，也只活了三年。留在东北的流放者们却从文化的路途上回了家，有
的竟然很长寿。
比较常见的是教书。例如洪皓曾在晒干的桦树皮上默写出《四书》，教村人子
弟，张邵甚至在流放地开讲《大易》，“听者毕集”，函可作为一位佛学家当然就
利用一切机会传播佛法；其次是教耕作和商贾，例如杨越就曾花不少力气在流放地
传播南方的农耕技术，教当地人用“破木为屋”来代替原来的“掘地为屋”，又让
流放者随身带的物品与当地土著交换渔牧产品，培养了初步的市场意识，同时又进
行文化教育，几乎是全方位地推动这块土地走向了文明。文化素养更高一点的流放
者则把东北这一在以往史册文典中很少涉及的角落作为自己进行文化考察的对象，
并把考察结果以多种方式留诸文字，至今仍为一切进行地域文化研究的专家们所宝
爱。例如方拱乾所著《宁古塔志》、吴振臣所著《宁古塔纪略》、张缙彦所著《宁
古塔山水记》、杨宾所著《柳边纪略》、英和所著《龙沙物产咏》、《龙江纪事》
等等便是最好的例子，这些著作（有的是诗集）具有极高的历史学、地理学、风俗
学、物产学等多方面的学术价值，是足可永垂史册的。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学术研究除了李时珍、徐霞客等少数例外，多数习惯于
从书本来到书本去，缺少野外考察精神，致使我们的学术传统至今还缺乏实证意识
。这些流放者却在艰难困苦之中齐心协力地克服了这种弊端，写下了中国学术史上
让人惊喜的一页。他们脚下的这块土地给了他们那么多无告的陌生，那么多绝望的
酸辛，但他们却无意怨恨它，反而用温热的手掌抚摸着它，让它感受文明的热量，
使它进入文化的史册。
在这整个过程中，有几个代代流放的南方家族给东北所起的文化作用特别大，
例如清代浙江的吕留良家庭、安徽的方拱乾、方孝标家族以及浙江的杨越、杨宾父
子等。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在民国初年曾说到因遭文字狱而世代流放东北的吕
留良（即吕用晦）家族的贡献：吕氏“后裔多以塾师、医药、商贩为业。土人称之
曰老吕家，虽为台隶，求师者必于吕氏，诸犯官遣戍者，必履其庭，故土人不敢轻
，其后裔亦未尝自屈也。”“齐齐哈尔人知书，由吕用晦后裔谪戍者开之，至于今
用夏变夷之功亦著矣。”说到方家，章太炎说：“初，开原、铁岭以外皆胡地也，
无读书识字者。宁古塔人知书，由方孝标后裔谪戍者开之。”（《太炎文录续编》
）当代历史学家认为，太炎先生的这种说法史实可能有所误，评价可能略嫌高，但
肯定两个家族在东北地区文教上的启蒙之功是完全不错的。
一个家族世世代代流放下去，对这个家族来说是莫大的悲哀，但他们对东北的
开发事业却进行了一代接一代的连续性攻坚。他们是流放者，但他们实际上又成了
老资格的“土著”，他们的故乡究竟在何处呢？我提这问题，在同情和惆怅中又包
含着对胜利者的敬意，因为在文化意义上，他们是英勇的占领者。
不管怎么说，东北这块在今天的中华版图中已经一点也不显得荒凉和原始的土
地，应该记住这两个家族和其他流放者，记住是他们的眼泪和汗水，是他们软软的
南方口音，给这块土地播下了文明的种子。不要把视线老是停留在那些边界战役和
民族抗争上，停留在那些轰轰烈烈的大事件上，那些战争和事件，其实并没有给这
块土地带来多少滋养。
五
我希望上面这些叙述不至于构成这样一种误解，以为流放这件事从微观来说造
成了许多痛苦，而从宏观来说却并不太坏。
不。从宏观来说，流放无论如何也是对文明的一种摧残。部分流放者从伤痕累
累的苦痛中挣扎出来，手忙脚乱地创造出了那些文明，并不能给流放本身增色添彩
。且不说多数流放者不再有什么文化创造，即便是我们在上文中评价最高的那几位
，也无法成为我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流人才。第一流人才可以受尽磨难，却不能受到
超越基本生理限度和物质限度的最严重侵害。尽管屈原、司马迁、曹雪芹也受了不
少苦，但宁古塔那样的流放方式却永远也出不了《离骚》、《史记》和《红楼梦》
。文明可能产生于野蛮，却绝不喜欢野蛮。我们能熬过苦难，却绝不赞美苦难。我
们不怕迫害，却绝不肯定迫害。
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在流放的苦难中显现人性、创建文明，本源于他们内心的高
贵。他们的外部身份和遭遇可以一变再变，但内心的高贵却未曾全然消蚀，这正像
不管有的人如何赶潮流或身居高位却总也掩盖不住内心的卑贱一样。毫无疑问，最
让人动心的是苦难中的高贵，最让人看出高贵之所以高贵的，也是这种高贵。凭着
这种高贵，人们可以在生死存亡线的边缘上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温暖去化
开别人心头的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他们为了文化和文
明，可以不顾物欲利益，不顾功利得失，义无反顾，一代又一代。从这个意义上说
，这些高贵者确实是愚蠢的，而聪明的却是那些卑贱者。但是，这种愚蠢和聪明的
划分本来就属于“术”的范畴而无关乎“道”，也可以说本来就属于高贵的领域之
外的存在。
由此我又想到，东北这块土地，为什么总是显得坦坦荡荡而不遮遮盖盖？为什
么没有多少丰厚的历史却快速地进入到一个开化的状态？至少有一部分，来自流放
者心底的那份高贵。
我站在这块古代称为宁古塔的土地上，长时间地举头四顾而终究又低下头来，
我向一些远年的灵魂祭奠。为它们大多来自浙江、上海、江苏、安徽那些我很熟悉
的地方，更为它们在苦难中的高贵。
余秋雨《山居笔记》
苏东坡突围
一
住在这远离闹市的半山居所里，安静是有了，但寂寞也来了，有时还来得很凶
猛，特别在深更半夜。只得独个儿在屋子里转着圈，拉下窗帘，隔开窗外壁立的悬
崖和翻卷的海潮，眼睛时不时地瞟着床边那乳白色的电话。它竟响了，急忙冲过去
，是台北《中国时报》社打来的，一位不相识的女记者，说我的《文化苦旅》一书
在台湾销售情况很好，因此要作越洋电话采访。问了我许多问题，出身、经历、爱
好，无一遗漏。最后一个问题是：“在中国文化史上，您最喜欢哪一位文学家？”
我回答：苏东坡。她又问：“他的作品中，您最喜欢哪几篇？”我回答：在黄州写
赤壁的那几篇。记者小姐几乎没有停顿就接口道：“您是说《念奴娇·赤壁怀古》
和前、后《赤壁赋》？”我说对，心里立即为苏东坡高兴，他的作品是中国文人的
通用电码，一点就着，哪怕是半山深夜、海峡阻隔、素昧平生。
放下电话，我脑子中立即出现了黄州赤壁。去年夏天刚去过，印象还很深刻。
记得去那儿之前，武汉的一些朋友纷纷来劝阻，理由是著名的赤壁之战并不是在那
里打的，苏东坡怀古怀错了地方，现在我们再跑去认真凭吊，说得好听一点是将错
就错，说得难听一点是错上加错，天那么热，路那么远，何苦呢？
我知道多数历史学家不相信那里是真的打赤壁之战的地方，他们大多说是在嘉
鱼县打的。但最近几年，湖北省的几位中青年历史学家持相反意见，认为苏东坡怀
古没怀错地方，黄州赤壁正是当时大战的主战场。对于这个争论我一直兴致勃勃地
关心着，不管争论前景如何，黄州我还是想去看看的，不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古战场
的遗址，而是从艺术的角度看苏东坡的情怀。大艺术家即便错，也会错出魅力来。
好像王尔德说过，在艺术中只有美丑而无所谓对错。
于是我还是去了。
这便是黄州赤壁。赭红色的陡峭石坡直逼着浩荡东去的大江，坡上有险道可以
攀登俯瞰，江面有小船可供荡桨仰望，地方不大，但一俯一仰之间就有了气势，有
了伟大与渺小的比照，有了视觉空间的变异和倒错，因此也就有了游观和冥思的价
值。客观景物只提供一种审美可能，而不同的游人才使这种可能获得不同程度的实
现。苏东坡以自己的精神力量给黄州的自然景物注入了意味，而正是这种意味，使
无生命的自然形式变成美。因此不妨说，苏东坡不仅是黄州自然美的发现者，而且
也是黄州自然美的确定者和构建者。
但是，事情的复杂性在于，自然美也可倒过来对人进行确定和构建。苏东坡成
全了黄州，黄州也成全了苏东坡，这实在是一种相辅相成的有趣关系。苏东坡写于
黄州的那些杰作，既宣告着黄州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学等级，也宣告着苏东坡进入了
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两方面一起提升，谁也离不开谁。
苏东坡走过的地方很多，其中不少地方远比黄州美丽，为什么一个僻远的黄州
还能给他如此巨大的惊喜和震动呢？他为什么能把如此深厚的历史意味和人生意味
投注给黄州呢？黄州为什么能够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生驿站呢？这一切，决定
于他来黄州的原因和心态。
他从监狱里走来，他带着一个极小的官职，实际上以一个流放罪犯的身份走来
，他带着官场和文坛泼给他的浑身脏水走来，他满心侥幸又满心绝望地走来。他被
人押着，远离自己的家眷，没有资格选择黄州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朝着这个当时
还很荒凉的小镇走来。
他很疲倦，他很狼狈，出汴梁、过河南、渡淮河、进湖北、抵黄州，萧条的黄
州没有给他预备任何住所，他只得在一所寺庙中住下。他擦一把脸，喘一口气，四
周一片静寂，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他闭上眼睛摇了摇头。他不知道，此时此刻，他
完成了一次永载史册的文化突围。黄州，注定要与这位伤痕累累的突围者进行一场
继往开来的壮丽对话。
二
人们有时也许会傻想，像苏东坡这样让中国人共享千年的大文豪，应该是他所
处的时代的无上骄傲，他周围的人一定会小心地珍惜他，虔诚地仰望他，总不愿意
去找他的麻烦吧？事实恰恰相反，越是超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于他所
处的具体时代。中国世俗社会的机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播扬和轰传一位文化
名人的声誉，利用他、榨取他、引诱他，另一方面从本质上却把他视为异类，迟早
会排拒他、糟践他、毁坏他。起哄式的传扬，转化为起哄式的贬损，两种起哄都起
源于自卑而狡黠的觊觎心态，两种起哄都与健康的文化氛围南辕北辙。
苏东坡到黄州来之前正陷于一个被文学史家称为“乌台诗狱”的案件中，这个
案件的具体内容是特殊的，但集中反映了文化名人在中国社会的普遍遭遇，很值得
说一说。搞清了这个案件中各种人的面目，才能理解苏东坡到黄州来究竟是突破了
一个什么样的包围圈。
为了不使读者把注意力耗费在案件的具体内容上，我们不妨先把案件的底交代
出来。即便站在朝廷的立场上，这也完全是一个莫须有的可笑事件。一群大大小小
的文化官僚硬说苏东坡在很多诗中流露了对政府的不满和不敬，方法是对他诗中的
词句和意象作上纲上线的推断和诠释，搞了半天连神宗皇帝也不太相信，在将信将
疑之间几乎不得已地判了苏东坡的罪。
在中国古代的皇帝中，宋神宗绝对是不算坏的，在他内心并没有迫害苏东坡的
任何企图，他深知苏东坡的才华，他的祖母光献太皇太后甚至竭力要保护苏东坡，
而他又是非常尊重祖母意见的，在这种情况下，苏东坡不是非常安全吗？然而，完
全不以神宗皇帝和太皇太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