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天快中午的时候才起床。
有一个星期天，我们到太丰合碾米厂去，遇见了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的财政部长，同他进行了一场争论。
他带几个同僚来吉林参加三府合并会议已有好几个月了。他经常接触青年，喜欢同年轻人开玩笑，言谈中说出不少进步的思想。所以我们见到他，都称他先生，也毫不掩饰地对他说出我们的心里话。
那天，我们跟他闲聊时，对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批评了几句。我们几个青年人围着他坐在一起，对他发起攻击：你们目无国家和民族，不顾百姓死活，来到外国还争吵不休，都想着争夺一个好地位，这样还敢谈什么爱国吗？
即使你们在这里当上了官，充其量也不过是可以到农村去对几家农民指手画脚，逼缴军款罢了。你们争夺这样的权力有什么必要呢？
财政部长听了我们正当的忠告，理屈词穷，无言以对，最后竟勃然大怒，说我们侮辱他的人格。
”你们敢反对我？好啊，你们都是好汉，而我们都是孬种。既然这样，你我都把脸丢个干净吧！“
他一边大叫大嚷，一边哗啦哗啦地脱衣裳，声称要赤身裸体上街乱跑，给朝鲜人丢丑。他的意思是，既然自己受了侮辱，就该给民族抹黑，好给自己解恨。
我见过许多人，可从未见过这种人。身为临时政府的财政部长，看其行为，竟是一个地道的无赖、流氓。要是他真地跑到碾米厂的墙外去，那可就糟了。财政部长丢脸，也就等于我们丢脸，等于给朝鲜人丢脸。于是，我们好说歹说，好不容易才劝他安静下来，给他穿上了衣服。
那天，我们在回家的路上都说，再不要和这种人来往了。受点批评，就要赤身裸体跑大街的人，搞独立运动，还能搞出什么名堂来呢？若是穿开裆裤的孩子，还情有可原，可是一个上了岁数的人竟干出这种丑事，岂能称之为政治家？
这个人给临时政府丢尽了脸。当时，满洲地区本来就有许多人不以正眼看待临时政府。他们厌恶临时政府专搞派系斗争，厌恶它搞乞求外交，厌恶它募集军费，挥霍无度，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临时政府征收人头税和救国义务金还嫌不够，竟发行公债，也不惜作出卖官封爵的勾当，到处去找那些有钱人，发给他们”任命状“，任命某某为某道观察使，某某为某郡郡守，某某为某面面长，然后按职位征收相应的费用。
民族主义者不合不并，继续搞派系斗争，日本帝国主义者则趁机派走狗打进他们内部，轻而易举地捉拿反日独立运动者。其中最令人痛心的是吴东振的被捕。日寇警察派自己的走狗金宗源去对吴东振说，朝鲜的大金矿老板崔昌学已到长春，只要跟他好好交涉，就能解决一大笔独立运动资金。他们这样把吴东振诱骗到长春附近的兴隆山车站，逮捕了他。
我听到这个消息，悲愤难忍，好几天连饭都吃不下。
真是祸不单行。此后不久，吴东振的儿子吴京天在吉林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发生了火灾，不幸被烧死了。我冲进火场把他背了出来，但未能把他救活。吴东振的夫人，因丈夫被抓去坐牢，儿子又遭了不幸，悲伤过度，竟至精神失常，不管我们怎样安慰怎样照料她，都无济于事，终于含冤离开了人世。
当吴东振在狱中抱着宁死不屈的决心坚持斗争的时候，那些独立运动的上层人物却以三府合并为名，天天聚在一起，不是喝酒就是吵嘴，为争权夺利消磨时间。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当然很不舒服。
东振的逮捕中尝到了甜头的日寇警察，更加张牙舞爪地要捕捉更多的反日运动者。而三府领导人却还没有清醒过来，仍在那里空话连篇，争论不休。
有一天，不知刮起了什么风，三府的领导者们都把沙子装在裤筒里，在碾米厂围墙内跑来跑去地练跑步。我看到这情景，非常难受。正当日寇对满洲的侵略迫在眉睫，祖国的命运愈加暗淡无望的时候，这些声称为朝鲜的独立而战的人，却在搞这套玩艺儿，实在太不像话。
我忍无可忍，恳切地对他们说，我们原以为，吴东振司令被捕以后，先生们一定会大有所悟的。日本鬼子正在不择手段，一个个地逮捕有名的反日运动者，处以刑罚，而先生们仍聚在这里只顾开会，难道这是对的吗？我们青年学生衷心希望你们早日实现三府合并，使南满、北满和东满的所有独立运动者都能通力合作，把所有朝鲜人都能紧密团结起来。
然而，三府领导人仍然继续争吵，继续高谈阔论，白白地消磨着时光。
当时我心中的焦躁和不安是难以言表的。所谓搞共产主义运动的人，都热中于派系斗争，拥有一定武装力量的民族主义者也落到了这种地步，怎么能不使人焦躁不安呢！
我想来想去，决心再次给民族主义者以更大的刺激，写了一出讽刺民族主义者争权夺利的话剧。这就是一直流传到今天的《三人一党》。
排演就绪，我去邀请了三府领导人。我对他们说，诸位先生都忙于开会，非常辛苦，我们特意为先生们准备了一出话剧，请大家都去观看，也顺便解除疲劳。他们都很高兴，都到孙贞道的教堂来了。
演出先表演了几个歌舞节目，最后把这出话剧搬上了舞台。
开始，那些老头子都很高兴，说这出剧很有意思。但当他们看到剧中三个人争夺一个座位的时候，觉察到这是讽刺他们的，就都变得面红耳赤，一边往外溜，一边说：”坏小子们，竟敢侮辱我们？那个成柱变坏啦。“第二天早晨，我们去找他们，我若无其事地问：
”先生们昨晚为什么没有看完就走了？戏剧要看到最后才有意思，不是吗？“
那些老头子大发雷霆，问我昨晚都骂了他们什么。
我向他们照实说了我们的心里话：
”先生们，有什么可生气的呢？先生们老那么争吵，我们看着也挺着急难受，才演了这么一出戏。昨晚演的戏反映了我们青年人的想法，先生们也该了解了解青年人都在向往什么，群众都在要求什么。“他们听了我们十分中肯的话，受到了激励。他们说，为了不再让他们青年人看笑话，也该搞出一点什么名堂来了。
此后，三个府总算在形式上以国民府的名义实现了合并。这是由正义府的残留派、新民府的民政派和参议府的沈龙俊派联合而成的半拉子合并。
正义府的脱离派、参议府的促成会支持派、新民府的军政派则另组织一个叫作临时革新议会的团体，与国民府并立。
各派的领导人虽然凑到国民府的房檐下去了，却都背对着背，各做各的梦。
民族主义营垒里的保守势力就是这样排斥新思想潮流，专搞派系斗争，最后宣告了自己的衰亡。他们之所以下肯上战场同日本帝国主义拼斗，而专搞派系斗争和扯皮吵架，虚度光阴，是因为他们没有一种依靠朝鲜民族自己的力量去光复祖国的坚定决心。
历史终于提出了要在民族解放斗争中让新一代接替老一代的不容推迟的任务。我们认为，能够承担起这一任务的主人公，就是青年共产主义者。
八车光秀找到的路
每当我回忆吉林时代时，就有许多难忘的面容浮现到我的眼前。这些面孔中，车光秀一向占在前列。
我第一次见他，是1927年春天。
最先给我介绍车光秀的是崔昌杰。华成义塾停办后，崔昌杰在正义府的一个据点－－柳河县三源浦－－当独立军。
有一天，崔昌杰突然派交通员给我送来一张纸条，告诉我不久将有一个名叫车光秀的人去吉林，要我和他见一面，还说他自己也将很快到吉林来。
过了几天，我在基督教青年会馆发表演讲，走出来的时候，一个微歪着头，戴着眼镜的青年突然走到我面前，没头没脑地问我认不认识一个叫崔昌杰的人。我回答说认识，他二话不说，就先伸手握住了我的手。这个人就是车光秀。
这天，车光秀跟我谈话，总让我多讲，自己尽量少说，因而我们之间的谈话可以说用的是他问我答的方式。
谈过话，他也不说一声到哪里去，站起来就走了。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待人态度生硬，不好接近。
过了几天，崔昌杰真地来到了吉林。吉林有正义府的领导班子，他们的中央护卫队的营房就在新开门外。崔昌杰所在的中队有事要跟中央护卫队联系，他就借此机会来吉林找到了我。
我把跟车光秀的谈话内容和他第一次给我的印象，都告诉了崔昌杰，也谈到了车光秀还不肯开诚相见的情况。
崔昌杰说，他初次跟车光秀相见，也留下了同样的印象，但是一经熟悉，就看出了他是一块真金。
有一天，崔昌杰所属中队的中队长收到一份情报，说柳树河子学校里有个教员在宣传共产主义。
中队长立即下令去逮捕他。
那时候，独立军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共产主义者视为异己分子，因此崔昌杰担心车光秀会受到独立军队员的欺负，便派去了受过自己影响的队员，还一再叮咛他们对人不要粗暴。
那几个队员到了柳树河子，在车光秀住宿的家里吃了晚饭。看样子那顿晚饭十分寒碜，把小米干饭一泡在水里，就浮起了米虫和米糠。那几个习惯于到处受优待的独立军队员，立即大发脾气，骂饭菜不好，骂房东对待独立军的态度太不像话。
这时，车光秀出面保护房东说：
”这家房东已经好几天没见过一粒粮食，只用野菜充饥。今天你们独立军大人来了，他们特意到地主家去借了点小米来给你们做饭，尽了他们的心意。要问罪，就该向地主问罪，是他借给的赖米嘛。房东是尽心尽意地给你们做饭的，他们还有什么罪啊！“
车光秀这么一说，那些脸红脖粗地大发脾气的独立军队员，都无话可说，闭上了嘴。因为他说的句句有理，无可挑剔。
那几个起初大骂房东连独立军都不认得的队员，后来被车光秀的为人所感动，不但没逮捕他，反而回队向中队长报告说，车光秀不是共产党，是个了不起的爱国者。
崔昌杰说，他跟车光秀见过几次面，认为是一个值得结交的人。崔昌杰生性就有一种脾气，他一旦认为是个好人，就永远对他真诚相待，关心备至。
我心想，车光秀既然被崔昌杰看上，那他无疑是好人。
崔昌杰回部队以后，过了一个星期左右，车光秀突然来找我。他说，这几天，他闻遍了吉林的空气，接着没头没脑地突然问我，你打算怎么处理同民族主义者结成同盟的问题。
当时，因为蒋介石背叛了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就同民族主义者结盟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几乎成了一个辨别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试金石。我想，正因为这样，车光秀才一见到我就问我对同民族主义者结盟问题的看法。老实说，由于蒋介石的叛变，当时的中国革命出现了复杂的情况。
蒋介石叛变以前，中国革命处在蓬勃发展的高潮期，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合作，成了推动革命前进的强大动力。
从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起，中国革命以革命战争的方式，朝着在全国推翻反动统治的方向发展。从1926年夏天起，国民革命军打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肃清封建势力的旗帜，开始北伐，迅速地控制了湖南、湖北、江西、福建等省份，连续占领了长江流域的主要城市，给在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下占据着华北地区的张作霖反动军阀以很大的压力。
上海的工人经过三次英勇的起义，掌握了这座城市，武汉和九江的人民为北伐革命的胜利所鼓舞，收复了英帝国主义占据的租界。工人举行总罢工，响应北伐军进军，农民则同工人一道，冒着生命危险，大批地参加了北伐战争。
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破坏了国共合作，背叛了革命。他为了独揽革命的领导权，施展阴险的伎俩，开始把共产主义者赶出国民党领导机关和政府机关，并为了取得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援，积极推进幕后交涉。
车光秀十分愤慨地说，如果蒋介石没有叛变，中国革命一定会取得很大的发展。那么，同民族主义者合作的问题，也不会变得像现在这样很尖锐。
当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北伐革命提到日程上的时候，蒋介石就开始实行军事独裁，走上了对共产党实行法西斯白色恐怖的道路。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从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赶出了周恩来等所有共产党员。1927年3月，用武力强行解散支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和九江市党部。3月31日，又在重庆袭击群众大会会场，屠杀了大批市民。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野蛮地大肆屠杀革命群众，犯下了滔天大罪，血腥的屠杀一直蔓延到各个地方。
以这一事件为分界线，中国革命进入了暂时的低潮。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有的人甚至提出极左的主张说，应从中国革命的这种现实中吸取教训，共产主义者不要同民族主义者合作。
看来，这一切都给了车光秀以刺激。
为了光复祖国，朝鲜共产主义者应同民族主义者合作，这是我们从建立”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时起就一贯坚持的立场。
这天，我对车光秀说，在朝鲜，虽然有一部分堕落的民族主义者屈服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脚下，宣扬什么”自治“和民族改良主义，但是有良心的民族主义者和知识分子依然在国内和国外不屈不挠地为争取朝鲜的独立而进行着斗争，他们从不屈服。在日本帝国主义野蛮的殖民统治下，饱受苦难的朝鲜民族主义者，具有强烈的反日情绪。因此，我们应当同这样的民族主义者和民族资本家携手合作。
关于同民族主义者结盟问题的这种见解，是以对民族主义的我们的独特的解释为基础的。当时也和现在一样，我们认为民族主义是第一个出现在民族解放斗争舞台上的爱国思想潮流。
本来，民族主义是作为维护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