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的一种反感的表现吧。弟弟的不安定的精神状态，不知怎么，使我的心绪也乱了。
”哲柱，在勤勉的庄稼汉手下，地无好坏；同样，对优秀的革命者来说，地方没有好坏。安图怎么就会没有好同志呢？主要还是看你怎么找吧。父亲不是常说，同志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要像开采宝石那样找出来吗？你要多找出些好同志来，把安图很好地开拓一番，你不是也已经到了该过共青生活的年纪了吗？“
我再三向弟弟强调，要作好加入共青同盟的准备。
”我懂了。让哥哥操心了，对不起。“弟弟振作起精神，表情严肃地望着我。
在那以后，哲柱很快就加入了共青同盟。
在四道荒沟逗留期间，我帮助高在凤、高在龙等同志组织了少年探险队、农民同盟和反日妇女会，同时还为同分散在东满和南满各地的革命组织成员取得联系作出了努力。我通过高在凤给龙井、和龙、吉林的联络站发出了信。
金赫、车光秀、桂永春、金俊、蔡洙恒、金重权等十多名同志接到这封信后来到四道荒沟。他们都是共青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的领导成员。
我通过他们了解到，震撼东满一带的暴动比预想的更激烈。这一暴动的主力正是居住满洲的朝鲜人，鼓动和引导他们投入暴动的是韩斌、朴允世等朝鲜人。他们号召人们参加暴动，说要想转入中国共产党，就要在实际斗争中立功，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承认。
当时正是在东北地区的朝鲜共产主义者根据共产国际提出的一国一党制原则，放弃重建党的运动，为转入中国共产党而积极开展活动的时候。
中国共产党也宣布，经过实际斗争考验和个别审查，按照只能以个人资格入党的原则，接收朝鲜的共产主义者。
这时候，连共产国际派来的人也到处去鼓动暴动，因此，一心想转入中国共产党的满洲总局所属朝鲜共产主义者们，便把自己的政治野心和名利放首位，驱赶人民投入了冒险的暴动。
他们连那些不该打倒的对象也给打倒了，甚至放火烧了学校和发电站。
五·三0暴动给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军阀提供了在满洲地区镇压共产主义运动和反日爱国斗争的借口。在满洲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和革命者成了残酷的白色恐怖的对象。
群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又被赶到农村和偏僻山区。与庚申年大”讨伐“①
相似的惨案，在东满各地发生。拘留所和监狱都关满了参加暴动的群众。许许多多与暴动有关的人被押送回朝鲜去。他们被押送到汉城后，都被判处极刑和重刑。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离间朝中人民，宣传什么朝鲜人在东满举行暴动是为了夺取满洲土地。奉天军阀也中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奸计，残酷地镇压了暴动群众。
军阀头子们听信这种宣传，大肆杀害暴动群众，说什么朝鲜人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应该都杀掉。愚蠢的军阀竟把共产主义者和日本帝国主义走狗等同看待。
五·三0暴动期间被捕被杀的人实达几千，其中大多数是朝鲜人。被逮捕的人中，有不少的人被处以死刑。由于暴动，我们的革命组织遭到了很大的损失。暴动使朝鲜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关系恶化。
后来，李立三路线在中国共产党内被定为”盲动主义路线“、”小资产阶级狂热症“。
李立三的苏维埃红军路线是不符合东北地区实际情况的冒险主义路线。
那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严厉地批判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共产国际也通过11月16日的信，批判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满洲省委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和联席会议，批判了李立三的错误。
我们也在1931年5月春季明月沟会议上批判了李立三路线，采取了克服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措施。
但是，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流毒，在那以后也没有彻底清算，连续几年对东北地区的革命斗争产生了影响。
聚集到四道荒沟的青年们痛惜地说”朝鲜民族的鲜血可惜“，焦急得捶胸顿足，说”我们的革命要在混乱中彷徨到什么时候啊“。
我想到应该给他们以力量，便说：
”暴动的后果严重，这是事实。但是，因为后果严重，就只坐在那里叹息，有什么用呢？不要只叹气，而要到各地去恢复组织，处理善后。重要的是揭露宗派分子的野心，使群众摆脱他们的影响。为此，就要给他们指出朝鲜革命的前进道路。虽然暴动以流血告终，但是群众会通过这一过程大大得到锻炼，提高觉悟。朝鲜民族通过这次暴动充分发挥了战斗力和革命性。我从我们民族的伟大的忘我的斗争精神中得到了巨大的力量。如果给这种人民 。。。。。。
①
庚申年大“讨伐”：1920年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他们收买的土匪集团制造珲春事件，以此为借口在间岛一带对朝鲜入进行的大屠杀。
教给科学的斗争方法和策略，指明民族应走的道路，那么，我们的革命就将出现新的变化。“
同志们听了这一号召，也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一星同志说得对。不过，能使群众共鸣的新的前进道路在哪里？“他们以着急的心情望着我说。
（一星，指金日成同志，详见354页。）
我对他们说：”那种路线不会从天上自动掉下来，也不会有谁制订出来献给我们。必须由我们自己作主，制订出来。我在狱中想过，现在提出来，想征求同志们的意见。“
于是，我把曾经同车光秀、金赫、朴素心等同志讨论过的朝鲜革命的路线问题提出来，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这就是四道荒沟会议。我提出的方案在这次会议上也得到了同志们的支持。
在东满的各个角落酿成的惨绝人寰的流血，再一次使我激愤和觉醒。我想象着在这一动乱当中人民捂着胸膛倒下去的情景，一直在思索，怎样才能把朝鲜的革命群众从血泊中拯救出来，怎样才能把朝鲜的民族解放斗争从逆境中挽救出来，引导它成为乘胜长驱的革命。
革命在等待着武装。革命在等待着很好地组织起来、训练有素的革命军队和人民，等待着能够引导两千万人民走向胜利的纲领和能够执行这一纲领的政治参谋部。
内外形势要求朝鲜的共产主义者在解放祖国和民族的神圣战争中来一个变化。如果没有这种变化，我们民族就要流更多的鲜血，遭受更多的灾难。
我们必须打开这种转变的突破口，并在1930年夏季实现这种转变。我抱着这种决心，不断地把思路的要点记在本子上。
我们同离开四道荒沟的组织成员和工作员约定，各自完成所担负的任务之后，6月下旬在卡伦重新会合。
在那以后，在敦化召开了吉东地区党的会议。
会上讨论了有关暴动的问题。专搞派别斗争的分子们准备再发动一次像五·三○暴动那样的暴动。
我批判五·三○暴动是冒险的暴动，并反对了他们的计划。
那年，我度过狱中生活之后又经历了五·三○暴动，有很多体1930年春，的确是我一生中难忘的成长之春、考验之春。在这个春季里，我国革命为新的变化作了准备。
三卡伦会议
6月下旬，同志们按照约定陆续来到卡伦。卡伦早已有了我们的革命组织。1927年起，我们就感到有必要在较便于来往满洲各地的交通分岔点上设一个活动基地，便派共青骨干分子开拓了这一带。
我们决定在卡伦召开会议，是因为考虑到这里交通方便，又是一个完全能够保证与会者的安全和保密的隐蔽的活动基地。卡伦虽然是反日运动者来往频繁的地方，但还没有被敌人发觉。这里的人民又不惜一切代价支持我们的工作，所以，是个理想的开会地我抵达卡伦时，早有少年探险队总队长郑行正在车站等着我。我每次到卡伦，他总是到车站迎接我，和我同行。
我到卡伦一看，这里的空气比敦化和吉林稍平稳些。
因为当时是五·三○暴动过后，间岛的空气非常险恶。加上日本军向东满出兵迫在眉睫，使形势更为紧张。日本帝国主义出兵间岛的目的，是要镇压这一带迅速扩大的革命运动，确保占领满蒙，使之成为进攻苏联的桥头堡。
为此，驻扎罗南的日军19师师长河岛中将正在巡视龙井、延吉、百草沟、头道沟等地。在同一时间，国民党吉林军参谋长和民政厅厅长也视察了东满。
间岛地区的革命组织号召从东满赶走日军中将、国民党参谋长和民政厅厅长，也是在这个时候。
那时，我到卡伦把住处定在进明学校教师刘永宣和张小峰家。
张小峰一面在进明学校教书，一面又兼任《东亚日报》支局局长。他和车光秀一样，善于写文章，见识高，工作又好，受到同志们的爱戴。他的缺点是回家后常常跟妻子吵架。同志们劝他，他总是埋怨说，老婆太封建，合不来。为了让张小峰对家庭生活感兴趣，我
对他进行了多次说服和批评，可是没怎么见效。
朝鲜革命军成立后，张小峰到长春购买武器时被捕叛变了。据说5他还参与过要我”归顺“的工作。
在卡伦的革命化方面，金赫和张小峰的功劳特别多。他们同此地有志者合作，建立了学校和夜校，以此为据点开展教育运动，将农民会、青年会、少年会、妇人会等从前的启蒙团体，改组为农民同盟、反帝青年同盟、少年探险队、妇女会等革命组织，把各阶层群众出色地教育成为抗日革命的战士。
金赫主持创刊《布尔什维克》杂志的地点，也是卡伦。
我到了卡伦也和在四道荒沟时一样，继续探索朝鲜革命的前进道路。进行了一个月左右的思索后，整理好写出来，便成了很长的文章。
我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我深切地感到我国民族解放斗争迫切要求提出新的指导理论。
没有新的理论指导，革命就寸步难行。
进入30年代后，被压迫人民要求自主性的革命斗争，在全世界越来越扩大。在地球上，被压迫人民的反帝、解放斗争最激烈的大陆是亚洲。
亚洲之所以成为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的中心舞台，是因为帝国主义这个时期更加加紧了对亚洲后进国家的侵略，也是因为东方许多国家的人民勇敢地站起来，在各地为维护民族主权展开了殊死的斗争。
东方人民为驱逐外来势力，为在自由、民主的新社会里生活而进行的正义斗争，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
与苏联革命和蒙古革命的发展相呼应，在中国、印度、越南、缅甸、印度尼西亚等亚洲许多国家，革命的洪流汹涌澎湃。在以非暴力不服从运动引起全世界关注的印度，纺织工人打着红旗举行示威，也是这个时期发生的事。
中国人民在第二次国内战争的烈火中迎来了30年代。
中国和亚洲许多国家开展的革命斗争和国内人民的积极斗争，使我们无比兴奋和奋发起来。
只要建立起党，提出正确的指导理论，就完全能够把人民发动起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这种信心作为不可动摇的信念，深深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
到了这个时期，我国民族解放斗争的舞台上，仍有代表各党各派的立场和利害关系的各种主义和主张登场，把群众引向这一边或那一边。但是，所有这些理论难免都带有这样那样的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
在那时的民族解放斗争中，我们认为最高形式的斗争是独立军的武装斗争。民族主义左翼阵营中最积极的反日独立运动者和爱国者参加了这一斗争。他们组织起独立军部队，开展了武装斗争，他们相信只有进行独立战争才能光复祖国。
有些人认为只有开展大部队的军事活动才能取得独立；有些人主张只有直接的恐怖战术，才是赶走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好的办法；还有些人说，先把军队训练好，等到苏联、中国、美国等大国同日本开战时，再同他们联合起来争取独立，这才是符合朝鲜实际的战略。
所有这些主张，无论哪一种都是要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血战的。
但是，独立军的斗争，没有具备能够切实贯彻这一宗旨的科学的战略和策略；既没有具备能够把独立战争打到底的强有力的、老练的领导班子；又没能打下能够从人力、物力、财政方面支援这一斗争的牢固的群众基础。
在改良主义理论中，称为”培养实力论“的安昌浩的”准备论“成为独立运动者们议论的话题。
我们尊敬安昌浩，认为他是把一生完全献给了独立运动的清白廉洁的有良心的爱国志士，但对他的理论，我们并不赞同。
流亡上海临时政府的非暴力独立运动路线，也没有得到群众的支持和共鸣。
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之所以在成立后不久就令人失望，也是因为它始终乞求于连一线希望都没有的非暴力外交路线而虚度岁月的缘故。因此，把军事路线绝对化的独立军，对此态度十分冷淡。
至于李承晚哀求国际联盟将朝鲜置于其委任统治下的请愿，则说不上是什么路线；民族主义右派所提倡的”自治论“，也只不过是一种与民族的独立精神相违背的梦想而已。
1925年成立的朝鲜共产党，还没来得及制定出符合朝鲜实际的科学的战略策略，就结束了自己的存在。
总的来说，前一代的战略和路线的普遍缺点是不相信和忽视人民群众的力量。
前一代的运动者们，都忽视人民群众是革命的主人，推动革命的力量也在于人民群众的这一真理。只有依靠千百万群众组织起来的力量，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我国的反日运动者们却认为，革命也好，独立战争也好，都只能依靠几个特殊人才。
搞共产主义运动的人们也站在这种立场上，不怎么做打好群众基础的工作。用由几个上层人物组成党中央加以宣布的方法建立了党，而下深入到群众中去，致使三人一党、五人一派地分裂成好几派，搞了好几年夺取领导权的争斗。
前一代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