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得到新一代青年共产主义者的大部队在满洲中部地区集结的情报，便向我们活动的地区－－长春县、怀德县、伊通县一带派出了大量的密探。有些密探还带着我的照片探听我的去向。日本帝国主义者通过日本驻满洲领事馆的爪牙和朝鲜总督府警务局的密探，探听到与从前的共产主义者系统不同，活动方式也不同的新一代共产主义者出现在以吉林为中心的满洲地区，正在扩大力量。便开始紧张地为逮捕其领导核心，顽固地追踪我们。
我们不声张，不宣扬，却扎扎实实地深入到广大地区的人民群众中去，所以，敌人也好像把我们看得不是那么好惹。
那时，在卡伦负责布置村子的警戒、统率少年探险队员和反帝青年同盟盟员的是金园字。他时而从会场悄悄地溜出去，在村里转一圈了解警备情况，然后回到会场。有时我因工作忙不能回住处，在进明学校教室里熬夜，他也在外面彻夜保卫我们的安全。有时他还在学校值班室的灶坑里烧些土豆给我们做夜宵。
在开拓卡伦、孤榆树、五家子等地的工作方面，金园字的功劳很大。在吉林开展青年学生运动时，他也做了很多工作。
1928年春，我们为了长春地区农村的革命化，派金园字去了。那时，金园字一面在进明学校任教，一面走访卡伦、孤榆树一带教育青年。1930年春起，他又帮助车光秀参与建立朝鲜革命军的筹备工作。因为金园字长得漂亮，有时我们还让他穿上女装，和玄均扮作一对夫妇去进行地下工作。
朝鲜革命军成立后，金园字为购买武器奔走时被敌人逮捕，坐了几年牢。
他在狱中没有动摇，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战后内外形势复杂的时候，金园字在地方上为维护党的路线而斗争，遭到宗派分子的迫害。当时，宗派分子们用各种方法陷害忠于党的人。
金园宇的本名是边默声。
卡伦成为我们可靠的活动基地，变成实现我们思想的革命村，这是金园字、金利甲、车光秀、金赫等新一代共产主义者很早以来就为开拓这个村作出了积极努力的结果。
在我们来到这里以前，这里的人们还分成南道派和北道派，互相对立。
有个时期，这两个派还围绕着雾开河的水利问题打过群架。南道派为了开田堵住水口，北道派就拿着锹跑来捅开水口，说他们的水田要干了。后来，连孩子们也分成北道派和南道派，造成可悲的对峙状态，连玩都不在一块玩。
为了改变这种状态，金赫、金园宇、金利甲、张小峰等作了很多工作。
他们说服群众，杜绝了打群架，在卡伦建立了各种群众组织，办了免费教育学校。
7月2日夜，代表们重新聚集到进明学校教室继续开会。这天会议宣布分工方案。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主持会议的车光秀忽地站起来，作了激动人心的讲话。他的性格很特殊，有时愣头愣脑，以至得了个”愣头儿青“的绰号，又好激动，可是即使在这样的时候。他也不失理性，反而以充满激情的雄辩，使人们惊叹不已。他挥动着拳头喊道：
”人们捶胸慨叹朝鲜共产主义者受挫的时候，我们在卡伦发出了宣告朝鲜革命新开端的历史性宣言。随着这个黎明的钟声，朝鲜的共产主义者将沿着新的道路迈进！
“同志们，让我们立即拿起武器投入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决战吧！”我们听了他的讲话，都发出了欢呼声，接着大家就齐唱《革命歌》。
我们之所以能够在卡伦宣布朝鲜革命的前进道路，是因为在吉林市已经通过搞青年学生运动的过程，确立了对朝鲜革命的主体立场和态度，开拓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的道路。我只不过是把那些在斗争的岁月中产生并在狱中酝酿成熟的那个思想和立场，以《朝鲜革命前进的道路》的名义发表而已。
这便成为我国革命的路线和指导思想。可以说我们在这篇论文中展示的内容，都是以主体思想为核心的。
这个思想，后来经过抗日武装斗争等许多阶段的革命，在艰苦复杂的实践斗争中，得到不断的发展和丰富，成为像今天这样具备了思想、理论、方法的统一体系的一个哲学思想。
解放后，我们特别强调树立主体，是在战后进行社会主义基础建设的时候。
1955年，我对党的宣传鼓动工作者发表了关于克服事大主义和教条主义，树立主体的讲话，这篇讲话就以《关于在思想工作中克服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确立主体》为题的著作公诸于世。关于树立主体，在那以后每有机会我都强调。
关于主体思想的本质，创立这一思想的经过，以及如何贯彻这一个思想，我通过同外国人的谈话多次作了说明。
可是，我未曾想将它体系化，编成一本书，我国人民只要把它作为正确的思想接受下来，在革命实践中加以贯彻，我就感到满足了。
，金正日书记把这一思想全面地加以体系化，写成以《关于主体思想》为题的论文发表了。
卡伦会议后，我们在进行抗日武装斗争时，确信我们在那次会议上提出的路线是正确的。敌人说，我们是“沧海一粟”，可是我们的背后是具有无穷无尽力量的人民的海洋。我们提出什么路线时，人民就很快理解并把它变成了自己的路线，将成千上万的子女和兄弟姊妹输送到我们的队伍里来，从物质和精神上支援我们。
我们之所以能够在满洲零下40℃上下的严寒中，同武装到牙齿的强敌进行历时15年的斗争，并且取得胜利，是因为我们有着人民这个强大的堡垒，有着人民群众这一无限广大的沧海。
四第一个党组织－－建设同志社
1930年7月3日，也就是卡伦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我们创建了新型的党组织。这件事，在几年前已公开，我在会上作的讲话也已公布于世。
大家知道，党在革命中起参谋部的作用，革命胜败取决于党的作用。如果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那么，可以说，党是革命的火车头。正因为如此，革命者都重视党，并为建党工作呕心沥血。
马克思在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后，作为实践斗争的第一项工作，建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发表了《共产党宣言》，这是他的活动中的最大功绩，他的这一功绩所以至今得到人们的赞扬，是因为党在共产主义者改造世界的斗争中所负的使命和作用有着重大意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终究都是从对党的观点和立场上的错误引起的。
自共产主义作为新的时代潮流出现于工人运动舞台直到今天，共产主义者在这地球上掀起的一切划时代的变革，没有一件不是与党这个神圣的名称连在一起的。
我们为了把卡伦会议提出的任务付诸实施，首先着手进行了建立党组织的工作。
我们听到朝鲜共产党被共产国际开除的消息后，就下定决心，建立新型的党，并开始全面地探索建设这种党的途径。
我国的共产党是在1925年4月成立的。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在各国陆续出现，并领导着群众的时候，在没有任何政治活动的自由和权利的我国配合着这一世界趋势建立了共产主义政党，这一事实证实了朝鲜人对新思想潮流和时代趋势的政治感受性有多么敏锐和丰富。
朝鲜共产党的成立，是朝鲜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合乎规律的。
朝鲜共产党成立后，在工人、农民等广大群众中传播了社会主义思想，领导了工人运动，写下了由共产主义者领导我国民族解放斗争的新的一页。
在朝鲜共产党存在期间，朝鲜共产主义者领导了如同六·一○独立万岁示威斗争那样的大规模的斗争，显示了民族的气概；还同民族主义者合作，组织了新干会这样的群众团体，对集结反日爱国力量的工作做出了贡献。
朝鲜共产党的成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各阶层的群众运动在它的领导下开展起来，这是一个开创了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起点的历史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镇压和共产党上层人物的派系斗争，1928年，朝鲜共产党便结束了它作为组织力量的存在。
共产国际在1928年夏季举行的第六次大会上宣布取消它对朝鲜共产党的承认。这实际上意味着朝鲜共产党被共产国际除名了。
当然，在朝鲜共产党存在的时候，我们对它的专事派系斗争的上层人物就没有什么好感。可是，即使是这样的党，当我们听到它被共产国际除了名时，也不禁感到气愤和羞耻。当时，我们对共产国际这样的处理，不无惋惜。
从那时我就想：自己虽然年轻，而且搞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也少，但是一定要由我们自己来做主人，为创建新型的党开展积极的斗争。
为了建立一个纯洁的、崭新的新型政党，必须闯过种种艰难险阻。
最大的难题是，共产主义队伍里仍然存在着宗派主义。由于没有消除宗派主义，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们才未能统一地进行重建党的工作，而分裂成好几个派系分别进行这项工作。
朝鲜共产党被共产国际除名后，我国共产主义者在国内外积极地开展了重建党的运动。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镇压和阻挠，任何一个派系的重建党的工作都未获得成功。火曜派和M1。派放弃重建党的工作，宣布解散在满洲建立的总局。之后，汉上派在国内大搞重建活动，但这个活动暴露后，许多党员被监禁，运动也就此告吹。
从这些事实中，我们认清了这样的问题：用重建已解散的党的办法或依靠染上派系斗争恶习的前一代人去建立革命政党，是不可能的。
在建党方面另一个困难是，由于共产国际规定的一国一党的原则，朝鲜共产主义者在满洲地区建立自己独立的政党，成了不可能的事。
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通过的章程总则中规定了这样的一国一党原则：每一个属于共产国际的党的名称应是各该国家的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各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而存在。
193O年5月，共产国际东洋宣传部在哈巴罗夫斯克召开朝中共产党代表会议，通告共产国际关于朝鲜共产党组织问题的决定。共产国际在这项决定中指出，在满洲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应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共党员进行活动。
于是，热忠于开展重建党的运动的共产主义者就改变态度，发表了解散的声明，掀起了一股转入中国共产党之风。由于这股风，五·三○暴动的烈火席卷了东满。
朝鲜党员转入中共进行活动的问题，大大刺激了民族自豪感格外强的新一代青年共产主义者。就这一原则，我们的同志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的青年非难说，共产国际的指令是不负责任的、不可理解的，也有的青年认为这是光明正大的措施。有的青年义愤填膺，禁不住痛苦地说，共产国际要求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国共产党，等于是永远排除了重建党的可能性。
同志们谈论着这个问题，想知道我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我明确地对他们说，共产国际根据一国一党的原则要求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无可非议的，这个要求并不剥夺朝鲜共产主义者重建党的可能性。
“在目前的情况下，共产国际提出这样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所难免的。如果朝鲜共产主义者有自己独立的政党，何必要我们去过寄人篱下的生活呢。因此应当尊重共产国际的决定。这才是国际主义的立场。就是戴上了中共党员的帽子，只要不忘记朝鲜，为朝鲜革命而斗争就行。但是，不能为遵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就完全抛弃建立独立政党的工作，无限期地过寄人篱下的生活。朝鲜人应该有朝鲜人的党。”
这就是我对转党问题的看法和立场。
然而，这个看法与共产国际关于一国一党原则的解释是否一致，我是没有把握的。
我为了深入理解一国一党原则，早日确定建党方针，1930年6月下旬，在贾家屯会见了共产国际的联络员金光烈（金烈）。金光烈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在苏联呆过的知识分子。他在我们的活动地区孤榆树、五家子、卡伦等地呆过较长时间，他以联络员的身份，为使我们同共产国际接上关系作出了努力。张小峰和李钟洛说他是在苏联受了不少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人，对他赞不绝口。因此，我怀着一种期望去见了他。名不虚传，他的确是博学多识的人。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和日语，跳起苏联舞来就和苏联人差不多，他还很会演说。那时，金光烈对我说，与其听他个人的见解，不如到共产国际去一趟，他要给我介绍在哈尔滨的共产国际联络处，认为最好到那里去讨论一国一党原则问题。
见过金光烈以后，我和同志们就一国一党原则反复进行了讨论。
我们对一国一党原则作了这样的解释：在一个国家里不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只能有一个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在一个国家里只能有一个共产党中央，不能有多于一个的共产党中央。
这个原则的实质是，在一个国家里，不可以有利害关系和目的相同的一个以上的党中央存在。
共产国际提出一国一党原则，并要求严格遵守这个原则。这样做的基本目的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清除宗派主义等各种机会主义，保证队伍的统一和团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要求共产国际提出一国一党原则，严防各种异己因素潜入共产主义运动内部。
促使共产国际提出一国一党原则的另一个原因，是与敌人为从内部分裂和瓦解共产主义队伍进行恶毒的阴谋活动有关的。然而，共产国际的章程只提出了一国一党原则，却没有阐明，到别国进行共产主义运动的人转入驻在国的党的方法以及转党后怎样规定他们的革命任务的问题。这也就是在满洲地区活动的朝鲜共产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