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稳城郡南阳对岸的灰幕洞一个山沟入口会见了接到通知赶来的吴仲成和其他组织成员。这是我同吴仲成第一次见面。他身材比他哥哥吴仲和魁伟，性格豪放。吴仲和说，他弟弟能歌善舞，诗也吟得很好。
入夜，我们坐船悄悄地渡过了豆满江。吴仲成摇橹摇得也挺起劲儿。我望着黑暗中的山野，想到这是时隔五年重踏祖国大地，不禁心潮澎湃，感慨万端。
我在南阳上滩下了船，对吴仲和说，这若是实现祖国独立后渡的江，那该多好呀。
吴仲和表示同感，他说他每次渡豆满江时也都有这种心情。
我们经过南阳上滩村，到了爬南阳山的山路。我们走进吴仲成预先搭好的草棚里，了解了稳城地区革命组织的活动情况和群众的动向。
稳城的人们在建立群众组织中取得了不少成果。
我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指导了国内地下革命组织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了解到稳城地区的革命者们虽然在国内许多地方建立了组织，但在扩大和发展这些组织方面却非常消极。
只是由几个可靠的骨干成立组织之后就关起大门，不扩大队伍，是这一地区普遍存在的现象。由于这种原因，各组织未能深深地扎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之中。
1929年春作为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的下属组织成立的稳城共青同盟，也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成员。他们高筑围墙，没有深入到群众中去。当时，地方会、振兴会、新干会、党的重建派等各种团体和派别竞相把青年拉向自己的一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是战战兢兢地维持现状，以防歪风吹进组织里来。
我在丰利见到的一个共青干部说，敌人的活动一猖狂起来，群众就根本不肯接近他们；还有的共青干部诉苦说，不知应该怎样对待那些参加过青年同盟和新干会的青年。曾任丰仁洞农民协会负责人的全长元，因为亲属中有不少当区长、面长和警察的人，生怕敌人的魔爪通过这些人伸进革命队伍里来，所以只要是在敌人统治机构里效劳的，不管是他的多么近的亲属，一律不接近。
这都是不相信群众的表现。
不克服这种弊端，稳城地区就不能根据新形势的要求使革命深入发展。
革命者的一生，可以说从深入群众开始；革命的失败，则可以说从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不深入群众开始。
我向吴仲成恳切地说，单靠几个家庭出身好的人是干不了革命的。要大胆地相信群众，向他们敞开组织的大门。越是打着形形色色的幌子的青年团体竞相把青年拉向自己一边，共青组织就越不能陷于被动，而要发动积极的攻势，争取更多的青年群众。不论是参加过青年同盟和新干会组织的青年，还是追随过党的重建派分子，或者是无意中被他们利用的青年，都要给予教育和引导，把他们一个一个地争取到我们一边来。
我对全长元同志也讲了做敌机关人员工作时应遵守的策略原则。
我说，干革命的人不仅不要因为亲属中有区长、面长和警察而惊惶或畏缩，反而要有这样的打算：利用这种亲属关系，打进敌人统治机关去，使日寇的基层统治机构陷于瘫痪，在敌人内部大干一场。要把稳城等六邑一带建设成武装斗争的战略据点，就要实现群众的革命化，同时还要大胆地争取在敌统治机构里服务的人。要在争取敌机关人员的工作中积累一些经验。
在那次稳城之行中，最使我难忘的是同金俊、吴仲和、吴仲成等同志一起，到美浦面月坡洞铁路铺设工地去和工人们见面的事。
日本帝国主义从1929年初起就在豆满江沿岸加快了铁路铺设工程。从三南地区等国内各地和间岛地区强征1000多名劳工，在月坡村形成了叫开风街的繁杂居民区。原在吉会铁路铺设工地的劳工也是拥到这里来，为挣钱从事苦役。
我在吉林的时候就听到这个消息，找金俊说，如果在月坡洞里开始了铁路铺设工程，就要到工人中去建立组织。
金俊显出了好奇心，他也说这是值得一干的事情。后来，他按照对我作的许诺，到稳城去在月坡洞组织了劳动青年会和反帝青年同盟。
我一说要到铁路铺设工地去，稳城的同志们就劝我打消这个念头，说那儿敌人的警戒非常森严。
那时，他们说是”来了共产国际特派员“，为我的安全费了很多心，他们之所以给我加上”共产国际特派员“的头衔，周密地组织了警卫工作，是因为在国内日本警察对革命者的监视和戒备特别森严。
我当然也知道，到了朝鲜事事要小心，提高警惕。但我的心情是到工人中去，即使不能马上干出什么大事，也很想握握工人的手，说一句能鼓励他们的话。我直到那时一直做青年学生工作的目的，是为深入工人阶级架桥。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让工人阶级带头，开拓和完成朝鲜革命。自从我们提出解放工人阶级的纲领，并决心为实现这个纲领而献身的那天起，就一直想念着朝鲜的工人阶级。
我到工地一天半时间，同工人一起卸碎石、运沙子，吃”工棚“的饭。
金俊向工人们介绍我是在延吉念书，为补贴学费而来的。
我现在也在想，那时我到工人中去是非常有益的。我在”工棚“和工地上看到的，不只是工人们为挣几个工钱拼死拼活地干活的悲惨景象。我在那里看到了渴望斗争的工人，也看到了为寻找能够保护和开拓自己命运的正确道路而苦恼的工人们的面貌。
他们的面貌给了我强烈的冲击。要为工人阶级的幸福奋斗终生的热望在我的心里燃烧起来。
那时，我在铁路铺设工地上认识了来自稳城的崔春国和崔凤松，后来他们都成了抗日革命战士。
崔春国陪我到宿舍的路上说，他当爆破工时秘密地藏起了炸药，等工程竣工那天，准备把隧道炸毁。
我对他说，在目前情况下，不要干炸毁隧道之类的冒险活动，更迫切的是加强组织，促使工人的意识化和组织化。炸药先留下来，等我们开展武装斗争的时候用在节骨眼上。
那时，我同工人们谈了很多话。
武装斗争问题、建党问题和反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也都跟他们谈了。
到国内来，别的不说单是向工人正确灌输卡伦会议精神，就是很大的收获了。
我们对一个人说了，就能马上传给十个人，再经过百人、千人的嘴，传到万人的耳朵里，最后我们的思想就将成为国内人民的信念和旗帜，这是毋庸置疑的。
铁路工地的工人们知道了我们的路线后，都表示积极支持。
工人们从我们的路线中得到了信心，而我从他们接受这条路线后欢欣鼓舞的面貌中得到了信心。
1930年10月1日，在头娄峰建立了党组织，这是我们在稳城取得的最大成果。
我在指导稳城的革命组织过程中，了解到这一地区的革命者们虽然对战略问题的理解上犯了几点错误，在群众工作中表现了消极性，可是他们的斗争觉悟和思想水平比预想的高得多，而且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稳城地区已经有了可以建立党组织的基础。
参加会议的稳城地区革命者们都打扮成樵夫到头娄峰来了。全长元还托月坡洞组织负责人把牛爬犁拉到会场附近。
在傍着月坡川的头娄峰顶幽静的空地上，我们举行了成立国内党组织的会议。
我首先向与会者传达了卡伦会议通过的路线，阐明了贯彻这条路线首先要执行的任务是建立革命政党，然后说明了在稳城地区建立新型的党组织的宗旨。同时还提出了稳城地区党组织面临的任务：吸收经过组织生活和实践活动检验的优秀的先进分子，不断地扩大和加强党的队伍，组织和发动群众投入反日斗争。
根据我的提议，吴仲成、全长元、全昌龙、崔春国、崔凤松和崔根柱等同志加入了稳城地区党组织。吴仲成被选为党组织的负责人。
光荣地入了党的同志依次站起来介绍自己的历史，还简短地表明了决心。
当时，他们表明的决心，我大都忘记了，只有全长元表的决心，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党组织吸收像他这样家庭关系复杂的人入党，这使他血肉化为尘土，也不会忘记。然后他发誓说，只要革命需要，削骨剜肉在所不惜，甘愿献出肝胆。他说，要是他变成违背誓言的卑劣小人，那么把他的肉体剁成肉酱抛进水沟里也心甘情愿。言辞虽然有些过激，却是真情的流露。
后来，全长元按照自己的誓言，在把稳城建设成半游击区、支援朝鲜人民革命军方面，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为了保密，会议讨论的问题一律不许记录。这次会议上没有通过创立宣言和宗旨书等。
与会的稳城同志们说，这是成立党组织的历史性会议，开得这样简朴，没有仪式，未免有些空落感；像衡平社那样的屠夫组织也搞出个发起宗旨书来公布于世，可我们的会议只说几句誓言就结束了，总觉得不够味。
我勉励他们说，刚才同志们发的誓言比几百页的宣言书和宗旨书还要实际得多；光是搞文件有什么用呢？不要以为党组织是制造声势、传扬名声的地方，默默地多做工作的人才是好党员，你们要通过实践斗争显示出自己的党性和爱国精神。
稳城地区成立了党组织，这就为在国内奠定建党基础打开了突破口，成了推动国内人民反日斗争的重要转折点。由于稳城地区党组织的积极活动，六邑地区群众的意识化、组织化过程，迅速得到发展，反日斗争也高涨起来了。
群众支持我们，革命以新的形式高涨起来，这样一来，为扩大本派势力而回来活动的崔昌益，也不得不离开家乡，跑到汉城去了。解放后，他向我们坦率地讲了当时的情况。他说：”稳城是我的故乡，所以我以为ML派已经打进这里，可是到那里一看，没有我们的势力，却吹进了‘吉林风’。这股风刮得那么厉害，全是金日成同志的势力。我原以为金日成同志年岁一定不小，可是人们说，是20几岁的青年，很精悍。本想去见见，可是后来打消了这个念头。“
崔昌益离开稳城跑回汉城，是因为他知道我们不喜欢宗派，不同像他们那样搞宗派的人妥协。
在建立了党组织之后，我在那里指导了六邑一带和其他许多地区的工作员和地下革命组织负责人会议，然后踏上了归途。我坐渡船由于汀渡口渡江，心情比来时轻松多了。一切事办得都很如意，高兴得好像要飞起来似的。不顾生死，冒险来到祖国，并没有白跑。
我在祖国度过的一个星期，是证实我们在卡伦提出的革命路线是万众都能接受的正确路线的重要契机。我们等于得到了祖国人民对我们路线的肯定。
从那时起，稳城人民一直和我们共命运。
我安全渡过豆满江，由吴仲和同志带路，经过凉水泉子和长洞到了延吉县朝阳川。和龙井一样，朝阳川是在延吉地区受我们影响最大的地方。
朝阳川有间岛地区党及共青同盟书记处成员马得汉和罗一同志在进行活动。后来做了朝鲜人民革命军党委会委员的林春秋也在朝阳川挂出”逢春堂药铺医生林春逢“的牌子进行革命工作。他来延吉前，因学生事件被捕坐过牢。他一面行高丽医，一面保证间岛地区党及共青同盟书记处同各县之间的联系。
那时我在朝阳川和林春秋同志是第一次见面。他年纪轻轻，却掌握了高丽医技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由于他有高丽医技术，我们的游击队员在抗日武装斗争的整个期间，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大的帮助。
五·三○暴动和八·一暴动给延吉的革命组织也带来了很大的损失。这里敌人的恐怖活动比敦化还要严重。干过革命的人畏缩和动摇，缺乏觉悟的群众则埋怨说：”全是共产党惹的祸。“
我同马得汉、罗一、林春秋等党和共青同盟的领导干部讨论了尽快清除左倾冒险主义后果，进一步加强和扩大革命斗争的问题。
我离开稳城没有径直去五家子，特意经过凉水泉子来到朝阳川，是因为看到这一地区将成为我们要开展的武装斗争的战场。我是考虑到将要开展的武装斗争，为在稳城、汪清和延吉奠定群众基础去做工作的。
不出我们所料，后来这一地区成了抗日战争最可靠的根据地。
九变”理想村“为革命村
有一个时期，我国的独立运动者们抱着要建设一个”理想村“的构想，为实现这个构想从各方面作过努力。提起”理想村“，人们都会联想到：没有压迫、剥削和不平等，人人过自由、幸福生活的世界。自古以来，我们民族一直梦想着这种乌托邦式的世界。民族主义者们提倡的关于建设”理想村“的设想，可以说反映了我们的祖先渴望人人都过富裕、和睦、安宁生活的愿望。提倡建设”理想村“，并且为实现它作出了很大努力的代表人物是安昌浩。”韩日合并“条约公布后，安昌浩、李东辉、申采浩、柳东悦等人在中国青岛举行会谈，安昌浩在会上就提出了建设”理想村“的方案。经过认真商讨，独立运动领导者们决定，买下美国人经营的大同实业会社（在密山县境内）的土地，加以开垦，建立士官学校，以培养独立军。他们原打算，建设好这种”理想村“，在那里筹措资金，培养人材，为独立运动奠定物力、人才、财力的基础。这个计划落空后，安昌浩还是为筹措建设”理想村“所需的资金和选择适宜的地区，作了多年艰苦的努力。他之所以为建设”理想村“费这么多心血，是因为他认为需要有一个独立运动的基地，从物质上给”培养实力论“以支持。
要建设”理想村“的想法，当时在独立运动中已成为一种潮流，有不少民族主义者试图通过开荒办农场、开设军官学校，想方设法实现培养实力的朴素梦想。
辽河农村，也是随着这种潮流诞生的。
首次开拓辽河农村的，是曾在南满地区活动的民族主义者。南满的民族主义势力中的部分人员，宋硕潭、边大愚（边昌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