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为正义使用的、正当的、有分寸的、适时的暴力，才能给人民带来胜利。只有这样的暴力才能对改造社会、推动历史发展作出真正的贡献。我们只支持这样的暴力。
问题在于怎样动员、组织和领导群众。可以说，在这方面新一代共产主义者创造了一个典范。秋收斗争是独特的斗争，它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把和平的方法和暴力的方法适当配合起来，始终牢牢地掌握主动权，使敌人陷于被动。第二年春开展的春荒斗争，也是这样的斗争。
通过秋收斗争，朝中人民的团结得到了加强，朝中共产主义者之间的革命纽带得到了巩固。
秋收斗争曾是提高人民群众觉悟和锻炼他们的好机会。在这个斗争队伍里，朴实的普通人成长为战士和革命者。东满的各革命组织能够以在秋收斗争中得到训练的许多骨干分子，更牢固地建设了自己的队伍。培育出这样的骨干分子，对不久将要进行的武装斗争来说，也是值得庆幸的事。
在秋收斗争过程中涌现出来的许多青年革命者，后来成了在东满各县组织的游击队的骨干。
我一面领导秋收斗争，一面继续深入运筹对武装斗争的构想。东满人民在斗争中发挥集体英雄主义和不屈的斗争精神，大大鼓舞了正在探索新阶段革命路线的我。它使我确信，我们一旦手持武器同日本帝国主义展开血战，群众一定会支持和声援我们。
1931年10月，当秋收斗争的烈火燃遍整个东满时，我去了一趟咸镜北道钟城地区，为的是同国内的同志们讨论有关武装斗争的问题，召回派往六邑一带进行活动的工作员，给他们分配与武装斗争有关的重要任务。蔡洙恒和吴彬给我带了路。
钟城是蔡洙恒的家乡，他的岳父家也在那里。他家祖辈直到旧韩国末期，一直住在那里。他的曾祖父做过坐守钟城的官。蔡洙恒他们一家人是在“韩日合并”后不久离开祖国搬到和龙县金谷的。
蔡洙恒是在间岛长大的，可是他总不能忘怀渗有他儿童时代梦想的故乡。每当他同我一道渡江到钟城去时，都非常高兴。不知为什么，这回他的情绪显得深沉忧郁。
我心想，或许是秋收斗争的波涛把蔡洙恒家的粮垛也给卷走了吧？于是我问他：
“你家是不是也成了清算对象？”
他家是地主。他的父亲是遭穷人白眼的德新社社长。他回答说：
“没有，我们没等农民提出要求，就在地里按三七制把粮食分给了他们。”
“县委书记的家庭到底不同啊！我说，你脸色怎么这么阴沉啊？”“有些人叫我说服父亲不要当那个社长，可是父亲不听。”蔡洙恒不知道他父亲是受革命组织的委任当德新社社长的。为了严守纪律，他父亲不能向儿子透露真情。蔡洙恒对不肯接受儿子要求的父亲感到不满，也是很自然的事，难怪他伤脑筋。
当时，占据上级党委要职的人当中，有些左倾分子提出违背革命利益的极左要求硬往下推行，使下级人员很为难。他们甚至说蔡洙恒犯了“没有和父亲划清阶级界限”的“错误”，解除了他县委书记职务，后来又给他恢复了。
我为了稳定蔡洙恒郁闷的情绪，改换了话题，谈起了武装斗争的事。
于是，蔡洙恒开玩笑说，等咱们的军队组织起来，他要第一个报名参加当机枪手。
“我看哪，武官对你不相称，你是天生的文官。”我也开玩笑地说。
可是这玩笑话里含着真意。我认为他是天生的政工人员。如果蔡洙恒活下来加入了革命军，一定会成为团或师一级的政工干部。
当我们建立了游击队，大力开展武装斗争的时候，他在大拉子附近不幸被日本“讨伐”队杀害了。
吴彬是队上龙井东兴中学时就出了名的体育选手。他在珲春的运动大会上，参加摔交比赛得了冠军，作为奖品得了一头黄牛。他为人洒脱、快活，而且动作敏捷。
我认为，吴彬是一定能成为革命军队的一员猛将的武官型人物。我从这个时期起，产生了一种习惯，凡结识一个人，就在心里掂量他在革命军队里能担任什么职务。可能是抗日战争迫在眉睫的紧迫形势把我逼成了那样的“精于筹算的人”。
我们在石建坪渡口坐船渡过豆满江，到潼关镇豆粮组合大豆精选场去了一下。这个组合干的活是把日本帝国主义从满洲掠夺来的大豆，分成等级，过磅打包，准备运送到日本。
我们装成从间岛过江来打零工的，边帮工人干活，边同他们搭话。工人们听说我们是从间岛来的，便提起秋收斗争的事。他们对秋收斗争的看法大体上是悲观的。他们的看法是：鬼子还没强占满洲时，在间岛就举行了多次暴动，都失败了；现在鬼子侵占了满洲，搞秋收斗争之类的东西，能有什么好结果！这种斗争，无疑也免不了五·三0暴动那样的下场。目前，不管搞什么斗争都没有用。瞧吧，日本军正在乘胜长驱直入，加上强大国家凑成的国际机构也都袒护他们；弱小民族还有什么可指望的。这就是工人们共同的看法。
那时，我听了工人们讲的话，从三个方面受到了冲击。其一是，革命者要熟悉民心，就要经常深入群众；其二是，要想开始武装斗争，首先就必须加紧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把他们组织起来；其三是，无论什么形式的斗争，如果不使群众充分认识到它的意义，积极地动员起来，就不可能取得成功。
我听到工人们那些虚无主义的、自暴自弃的看法，痛切地感到朝鲜的共产主义者必须尽早开始武装斗争，给我们的民族带来再生的希望，独立的希望。
那天，我们在光明村青年会会长崔成勋的家，召开国内政工人员和地下组织负责人会议，讨论了国内革命组织在武装斗争方面的任务。
我在会上强调说，九·一八事变后，剧变的形势和我国反日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教训迫切要求我们开展有组织的武装斗争，这是我国革命的合乎规律的要求，是飞跃的质变。然后提出了而大任务，即作好军事准备的任务和牢固地奠定武装斗争的群众基础的任务。
与会者面对开始有组织的武装斗争这一激动人心的大事，大为兴奋，热烈发言，提出了许多有助于组织武装队伍的创造性意见。
关于为组织和开展武装斗争准备革命力量的问题，1931年5月，在共树德会议上已经讨论决定。在这个基础上，光明村会议讨论了在面临武装斗争这样一个新的事件的时候，国内革命组织应执行的实际任务。这次会议是对国内人民和革命者发出的有关武装斗争的预令，是个打招呼。在会议过程中，国内革命者对武装斗争的积极响应，给了我很大的力量。
我在钟城住了一宿，很快回到间岛，同蔡洙恒、吴彬分手了。我们预定12月中旬在明月沟再聚会，总结武装斗争准备工作，讨论武装斗争的具体途径和战略策略问题。
在那以后，我的工作日程全被明月沟会议的准备工作占去了。
一说会议准备，人们首先会想到报告、决议等文件，但那时的会议准备，实际上是构想路线，确定战略策略的探索过程，把思想写成文件则是会议次要的程序。
我对选择武装斗争的形式问题花了很多的时间。
马列主义理论强调了武装斗争的意义，但没有规定应该用什么形式去进行武装斗争。因为不可能有适合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武装斗争的药方。我在探索武装斗争的形式方面，也力求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为了进一步深入讨论武装斗争问题和新形势下的任务，我决定到东满特委去见童长荣。因为我们既然要在满洲土地上建立武装力量，开始抗日战争，就不能无视同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合作。
满洲地区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也把武装斗争问题提到了日程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发出了号召：要把群众组织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要直接用武装打击日本帝国主义者。
要把枪口对准同一个目标的朝中共产主义者面前，提出了要结成牢不可破的联合战线，互相紧密合作和支持的迫切任务。
被任命为特委书记的童长荣，遇到日本军的“讨伐”，险些送了命，脱险后来到龙井市街，想在那里见我。可是龙井市内到处有密探活动，到那里去是很危险的，因此我请他到明月沟来。
后来，东满特委通知说，童长荣不知道特委已经转移，对间岛情况又不熟，在寻找特委时被密探发觉，关进了牢房。这意外的消息，不禁使我失望。
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和省委军事委员会书记杨林，在九·一八事变后离开沈阳隐蔽起来，杨靖宇又在狱中，结果是没人可以商量。
我决定，无论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救出童长荣，并和同志们商量了营救办法。
这时，有一个叫高宝贝（宝贝是绰号）的人自告奋勇，要去营救童长荣。
那人手特别灵活，像个魔术师，很会“扒窃”。他能在一眨眼的工夫，把对面说话人衣兜里的自来水笔扒过来。高宝贝常搞这种鬼，所以他所到之处，每每有人因“丢”东西闹腾一番。
他故意去龙井市内扒窃，叫警察抓了去，到牢里找到了童长荣。高宝贝在监狱里不知使了什么招，特委书记不久就出狱了。这样，童长荣参加了明月沟会议。
我们于1931年12月中旬，在明月沟召开了党和共青同盟干部会议，我们为方便起见，把它称做“冬季明月沟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车光秀、李光、蔡洙恒、金日焕、梁成龙、吴彬、吴仲和、吴仲成、具逢云、金哲、金重权、李青山、金日龙、金正龙、韩一光、金海山等通过忘我的斗争得到群众爱戴和有声望的四十多名青年战士。
那时，我在明月沟第一次吃到了霙菜泡菜。我到达明月沟后山沟那天晚上，李青山他们家给我端来了云豆玉米粥和霙菜泡菜，我吃得不知道有多么香。霙菜泡菜，咸镜北道吉州、明川一带的人做得好吃。现在，这种泡菜甚至上了国家宴席。
明月沟会议时，李光不知从哪里捉来了五只山鸡。他们可能是看到会议期间代表们只能吃到玉米粥和小米饭，心里难过，才同共青组织的积极分子们一道去捉的。
那天晚上，李青山说，有了好的面码儿，便压了冷面。明月沟里，大米珍贵，可是淀粉还是有的。
一见冷面就乐得忘乎所以的车光秀，愣头愣脑地去挑逗李光说：“我说，汪清大叔，只那么五只山鸡，还不够往鼻子上抹哩。”其实，他因有胃病，每顿都吃得很少，可是在有很多青年人聚集的地方，他总是装成忍着饥饿的大肚汉。
“这位吉林老爷连一碗玉米粥都吃不下，说大话倒挺能耐，我说，愣头儿车，那五只山鸡还是搭在粮袋上背来的呢！可把我累坏了。”李光开着玩笑回答他。
车光秀还指手画脚地说，五只山鸡扒不下多少肉，要让代表们分坐在两个屋，一个屋里的吃放了山鸡肉的面，另一个屋里的吃放了家鸡肉的面。
可是，代表们都反对他的意见。那天晚饭，我们大家都坐在一个屋里，亲亲热热地吃了掺和着放上山鸡肉和家鸡肉的冷面。大胃口的朴勋吃了三碗，得了“冷面大王”的绰号。
为了把会开好，我们事先在李青山家开了预备会议。预备会讨论了议案、确定会议参加者名单和议程等问题。
开过预备会议后，开了十天正式会议，会上，集中讨论了武装斗争要采取什么形式的问题。因为先把这个问题决定下来，才能决定武装组织的形式和根据地的形式等其他问题。
没有国家，也就不能指望以正规军来进行抗战，要发动全民掀起武装起义，条件又没有成熟。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想法自然而然地倾向于游击战。
列宁对游击战做出的规定是，它是在群众运动已实际上达到暴动地步的时候，或者在国内战争中两个大战斗之间多少有了间隙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出现的辅助性斗争形式。列宁没有把游击战看做基本战斗形式，而看做是临时的、辅助性的斗争形式，对这一点我深感惋惜。因为我当时感兴趣，而且苦苦探索的并不是正规战而是游击战。
如果我们把用常备的革命武装力量打游击战作为我们要进行的武装斗争的基本形式，那么这种形式是否适合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对这个问题，我想过很多。在这过程中，我看了《孙子兵法》，重读了《三国志》。我国的兵①②
书中，我看的有《东国兵鉴》《兵学指南》。有些人说，游击战的始源是在公元5世纪，但是，至于那个游击战具体地在哪个国家，怎样进行的，我们是无从知晓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抱着最大的兴趣进行研究的是，1812年俄法战争时期俄国农民武装部队的活动。俄法战争时期出现的游击队英雄达维多夫及干练地指挥了正规部队和游击队联合作战的库图佐夫将军的故事，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使我更倾向于游击战。
①
在把游击战规定为基本形式方面，壬辰卫国战争给了我很多启示。我认为，使壬辰卫国战争取得胜利的义兵斗争，是在游击战的历史上占有突出地位的一个典范。郭在祐、申乭石、金应瑞、郑文孚、西山大师、以及后来的崔益铉、柳麟锡等义兵出身的名将所发扬的勇敢精神和多样战法，完全把我迷住了。我面临着与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交战，心完全被游击战这个词占据了。
然而，他们却说只有有了国家的后方和正规军的支援，才能打游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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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国兵鉴》：1451年编纂的朝鲜的兵书。
②
《兵学指南》：1787年编纂的朝鲜的以训练法为主的兵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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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辰卫国战争：朝鲜抗击日本侵咯的历时七年（1592－1598）的战争。亦称壬辰倭乱。日本的丰臣秀吉调动25万大军发动了侵略战争，但朝鲜人民击退了侵略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这就成问题了。马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