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们正在安图地区加紧武装斗争的准备，对那种臆测和风闻并没有怎么注意，而专心进行军事训练。小沙河妇女会会员们天天把午饭装在木盆里，用头顶着送到土器店沟的台地上。
3月中旬，我们为东满许多具组织起来的游击队小组的指挥员，在安图举行了短期训练（短期讲习）。有将近20名指挥员从其他地方聚集到小沙河土器店沟。
短期训练进行了两天，头一天上理论课，第二天进行动作训练。我在政治课上讲了朝鲜革命的路线和方针问题，还讲了游击队的生活规范和行动准则。军事训练主要由朴勋负责辅导。那时我们的训练逐步从规定动作、武器装卸等基础训练深化到袭击、埋伏等战术训练。
安图成了朝鲜共产主义者建立抗日人民游击队的活动总部和中心，常有工作员和通信员从豆满江沿岸各县来到小沙河同我们联系。我们在安图组织游击队的消息，一直传到国内各地，20岁上下的热血青年们听到这个消息，冒着生命危险，从朝鲜和满洲各地拥到安图来，要求参军。
边达焕在带领八名志愿入伍的五家子青年来安图的路上，被日本军警逮捕关进监狱，也是在这个时期。解放初，边大愚老人来找我，讲到他儿子未能实现入伍的理想，在狱中虚度了几年岁月时，表示十分惋借。
在间岛的各县中，特别是延吉地区，来找我们的人最多。延吉地区密布敌统治机构和镇压工具，密探网也很多。1932年4月初，池田大佐指挥的以罗南19师所属38旅75团为基干，由炮兵、工兵和通信兵加强的间岛临时派遣队，为了对东满地区进行“讨伐”，渡过豆满江闯进了延吉等间岛地区。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地区的地下组织把很多要求参军的青年送到安图来了。
也有不少青年未经组织的推荐，只听到有关我们的消息，便自动来找我们要求参军。
敦化的陈翰章也领着名叫胡泽民的中国青年来找我。胡泽民曾在和龙当过师范学校的教师。
有时候一天就有十多名青年结伙来找我们。
可是，救国军却在路上拦截他们，常常把他们抓去杀害。
当时，中国东北地区有东北自卫军、反吉林军、抗日救国军、抗日义勇军、山林队、大刀会、红枪会等形形色色的反日部队。所谓反日部队，是指在日本帝国主义霸占满洲后，由那些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帜，从旧东北军脱离出来的爱国军人和官吏以及农民组成的民族主义军队。这些部队被统称为救国军。
在满洲地区的反日部队中，较为有名的有王德林、唐聚伍、王凤阁、苏炳文、马占山、丁超、李杜等的部队。
东满最大的反日部队是王德林部队。王德林在青年时代，在穆棱和绥芬河一带密林中，毫无政治主张，过着“绿林豪杰”的土匪生活。后来他率部队编入张作相麾下的吉林部队，才成为具备了正规军外貌的军官。九·一八事变以前，他在旧吉林军当了第3旅7团3营营长，民间称他的营为“旧3营”。
日军进攻满洲后，他的上司吉兴旅长向日军投降，拜见了关东军司令。
他宣誓要效忠日本帝国，被日军任命为吉林警备司令。
王德林为上司的背叛行为所激怒，立即举行哗变，宣布抗日救国。他率领500多名队员进入山林，组织了中国国民救国军，并任命吴义成为前方司令，开始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作战。
吴义成、史忠恒、柴世荣、孔宪永等都是王德林的忠实部下。他们以罗子沟一带为活动据点，牵制间岛地区的敌人，后来跟我们游击队建立了血肉联系。
南满的山区有唐聚伍的自卫军进行活动。黑龙江省一带则有马占山部队抵抗北上的日军。聚集到安图偏僻山区的是吴义成属下的于司令部队。这支部队非常强横凶暴。
他们都一致把朝鲜共产主义者看作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认为朝鲜人是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引进满洲大陆的肇事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朝中两国人民之间不断进行挑拨离间活动，加上在五·三○暴动和万宝山事件中所产生的对朝鲜人的坏印象，直到那时还留在中国人的脑海里。
朝鲜民族和中华民族，都是同样受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强加的灾难和不幸的被压迫民族，正如中国人不会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一样，朝鲜人民也不会成为他们的走狗；正如中国人不会成为朝鲜人民的敌人一样，朝鲜人也不会成为中国人民的敌人。然而救国军的上层顽固分子没有具备能够理解这些道理的政治判断力和洞察力。他们也盲目地敌视共产主义。当然，这是同救国军的上层大部分是资产阶级出身这一点也有关系的。救国军的上层造出朝鲜人是共产党，共产党是宗派分子，宗派分子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这样一条公式，并以此为准，毫不留情地迫害和杀害青壮年朝鲜人。
在城市和平原地区，有日本侵略军在猖狂肆虐；在日军还没有占领的农村和山区，又有成千上万的救国军把守在路口，使我们动弹不得。救国军的敌对行为，是对我们年轻的游击队生存的严重威胁。
不消说日本帝国主义，就连山林队和独立军也都反对朝鲜共产主义者，因此，我们名副其实地陷入了四面楚歌、孤立无援的地步。
不改善同反日部队的关系，就不能使我们游击队的存在和活动合法化；不把游击队的存在合法化，就不能扩大队伍，就不能公开地进行军事活动。
虽然组织了部队，却不能合法化，因此，我们处于躲在人家后屋的境地。
只有公开露面才能发挥作用，而我们却不能公开露面。我们没有军装，都穿着便衣，躲在人家后屋，只是摆弄着驳壳枪，慨叹说，这样下去怎么能抗日呀！躲也只能躲在朝鲜人村子里，别的地方就根本不能露面，到了夜晚才能几个人出来走动。
这就是我们起初把游击队称为秘密游击队的原因。
那时，我们不仅要躲避日本军队，而且要躲避救国军和伪满军的兵，还要警戒敌视共产主义者的部分朝鲜民族主义者和反动派。只要我们公开露面，他们就说是共产党，向我们开枪、横施暴行，实在叫人伤脑筋。延吉、和龙、汪清、珲春的情况也一样。
但又不能专找共产主义者的家去住。他们本来就穷，再有几十个人去吃，他们的生活就会更苦。
只有争取游击队合法化，白天能在街上排队唱着歌行进和进行宣传，受到群众欢迎，工作才会顺利，打起仗来也才会有劲头。可是现在办不到，真叫人焦急。
我们只要坐到一起，就反复讨论如何实现游击队的合法化，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同反日部队的关系等问题。
讨论得最深入的是共产主义者同中国民族主义者携手对不对的问题。救国军上层是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是代表地主、资本家、官僚利益的军队，我们共产主义者同他们携手，是不是抛弃了阶级原则，妥协了呢？抱这种态度的同志并不止一两个。他们说，暂时改善同救国军的关系是可以的，但不能结成同盟关系，并主张对他们的敌对行为，只能用武力去压下去。
这是极其危险的主张。
救国军虽有各种局限性，但他们的斗争目的和处境跟我们相同，所以在抗日战争中能够成为我们战略上的同盟者。我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坚决主张不仅要改善同救国军的关系，而且要同他们形成联合战线。至于思想和信念互不相同的两支武装力量的联合战线问题，当时还是第一次提出来，所以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实现同反日部队的联合战线问题，中国共产党内也作为重大的问题提了出来。东满特委很早就对王德林部队予以关注，派七八名优秀共产党员去做救国军的工作。我们也派李光等朝鲜共产主义者到救国军里去。
我通过通信员多次收到关于派到同山好部队的李光苦心做救国军工作的情况汇报。
当救国军对我们施加的暴行更加严重时，我们的同志们就说，要形成联合战线是一种空想，现在我们也应该迎头还击，为牺牲的同志报仇雪恨。我费了很大的劲才说服了他们。把救国军当作敌人，一对一地进行报复，这种盲目行为不仅不符合反日的大义和道 理，还可能把我们年轻的游击队引向自亡的。
间岛以及满洲全境的共产主义者和游击队员都为救国军煞费苦心。当时，各县的游击队人数不多，一个县才有几十名。这些人只要被救国军抓住，就被杀害，无一幸免。所以，想扩大部队，也根本没法扩大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便想，我们游击队暂时加入于司令的部队，作为别动队进行活动，会不会有利呢？于是我作了这样的假设：编入了于司令的部队，就有了救国军的招牌，是不是可以不受他们的害，还可以得到一些武器；只要给他们以好的影响，是不是可以使他们共产主义化，把他们变成安全的同盟者呢？我提出这一设想请大家讨论。
我们在党组织所在的小沙河金正龙家开了一整天的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现在把这次会议称为小沙河会议了。这次会议上的讨论非常热烈。在救国军部队里作为别动队进行活动，是否可能，是否有益，就这个问题，从早到晚进行争论，嗓门都喊哑了。不仅是吸烟者，连那些不会吸烟的人也卷起烟吸，不住地喷出烟来，弄得整个屋子乌烟瘴气，简直叫人睁不开眼，喘不过气。这事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那时我还不会吸烟。
最后我的想法得到了同志们的支持。
会上决定派代表到于司令的部队去同救国军进行谈判，我被选为代表。
不是同志们选了我，而是我自告奋勇要去的。
当时，我们没有一个做过军事外交的人，所以慎重地讨论了派谁去的问题。有些同志提出了这样的忧虑：我们选派了代表，对方会不会接待他呢？
进行谈判时，他们会不会提出无理要求把我们推入窘境呢？如果他们不如意会不会枪杀我们的代表呢？大家还异口同声地强调说，必须选派能够老练地对付这一切情况的人作代表。
那时，在我们当中没有合乎这个标准的人。要与于司令谈判，就得选出岁数较大的人，可是在我们当中岁数大的只有朴勋、金日龙和胡泽民三个人。
金日龙虽比我大十多岁，可是他不会说中国话。其他的人都是和曹亚范一样刚从学校毕业的18～20岁的青年小伙子。
我向大家提议派我去。
同志们都表示反对，说成柱同志是队长，于司令说你是共产党，杀害了你，怎么办？所以，最好在陈翰章、曹亚范、胡泽民等中国同志当中，选派一个善于外交的人去。
我问大家，我去了，于司令为什么要杀害我呢？同志们说，那谁知道呀？
见了你，说声“高丽棒子”，就杀了你，那不就完了。别人都被杀了，难道就不能杀你吗？尤其是在汪清的关部队事件后，救国军一看到朝鲜青年，就更眼红，你还是不去的好。
所谓关部队事件，是指汪清的李光同志领导的秘密游击队解除了名叫关部队的反日部队武装的事件。由于这一事件，游击队和救国军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游击队的活动面临更大的困难。汪清来的通信员说，关部队事件后，他们那里的救国军为了报复，把好几个游击队员抓去枪毙了。金策同志在北满被山林队逮捕，差点送命，也是这个时期。
我还是坚持要去。我所以这样坚持，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出众的外交才能，或者有什么能说服于司令的特殊处方，而是因为游击队的存亡取决于同于司令的谈判，我们的成败也取决于如何协调同他们的关系，不把救国军变成同盟者，我们就不仅无法在东满开展游击战，而且连家门都不能自由出入，这已成为无可争辩的现实。还因为如果我们不能过好这个关，开展武装斗争，那么作为一个朝鲜男儿活着就没有意义，也没有理由活着。
我说服他们说，怕死是干不了革命的，我会中国话，在搞青年运动时又经历过多次风浪，我去了，就能见到于司令。所以，应该由我去。然后，我就带领朴勋、陈翰章、胡泽民和另外一个中国青年去找于司令。这是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冒险之行。
对方的司令部驻扎在两江口。
我们约好如果救国军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不要说是从安图来，而要说从吉林来。向救国军说出游击队驻扎区东满的地名，是不适宜的。
我们在通向大沙河的路上遇到了于司令的部队。几百名的队伍像在《三国志》里看到的那样，打着写有“于司令”字样的旗，威风凛凛地走过来。
这是在于司令的部队在南湖头消灭日军，缴获了机枪之后，正是他们的名声大振的时候。
“要不要躲一下？”胡泽民不安地回头望着我说。
“不，要迎面前进！”我说着继续朝前走去。他们四人也采取共同步调，并肩走在我的两旁。
救国军看到我们，就大声喝道：“高丽棒子，过来！”接着他们不由分说地要逮捕我们。
我用中国话抗议说，我们也和你们一样是抗日的，为什么要逮捕我们。
他们反问我，你是不是朝鲜人？我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我是朝鲜人，然后指着陈翰章、胡泽民他们说，他们是中国人。“我们有急事要商量，找你们的司令。快把我们领到你们的司令那里去。”
我正颜厉色地提出了要求，他们的态度稍缓和了些，要我们跟他们走。
我们跟着他们走了一段。这时，有个原东北军军官装束的指挥官下了吃午饭的指令，然后把我们拘禁在一个农民家里。
出乎意料，我念毓文中学时的导师刘本草先生走进屋来了。刘本草先生曾在毓文中学教过汉语，后来又在文光中学和敦化中学任过教。他跟尚钺先生有深厚的交情，同陈翰章也很熟。先生为人忠厚，知识渊博，给学生介绍了很多好书，写出好诗来也乐于给学生们朗诵，所以我们都爱戴他，尊敬他。
我和陈翰章认出是刘本草先生，欢呼着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