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塘里，芦苇已经长得挺高，随风摇曳。本来这里因为芦苇多，叫芦苇村，几年前住在下村的金秉一开始烧土器卖，使这个偏僻的深山沟大有改变，因此便改叫土器店沟了。
我走过独木桥，向上村走去。眼熟的茅草屋映入眼帘。胡枝子篱笆歪歪斜斜，屋顶的苫草多年失修，很像久不住人的破屋。那就是几年未经男子汉的手修缮的我的家。
我刚打开栅门，还没进院子，房门突然打开了。
“妈妈！”
我大声叫着，向倚着门框坐着、现出笑容的母亲急步走过去。“我说呢，脚步声好耳熟嘛。”
母亲手摸着卸在廊台上的粮袋子的背带，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我心里怕她责怪我老回家，幸好母亲没说什么。
母亲和我互相问着别后的情况，我和母亲说着话，时时留神她的音容和神态，想估摸出她的病情。从外表上看，她和去冬差不多，但可以看出气力已经大减。胸脯也塌了，脖子也细了，鬓角也出现了丝丝白发。我禁不住悲伤地想，那无情的岁月竟这样过早地在母亲脸上留下了令人不禁泪下的痕迹。
那天晚上，我和母亲漫无边际地谈着：日本军队打到哪里了，游击队今后要怎样行动，和梁世凤先生将怎样携手，在根据地应该做些什么母子俩一直谈到了午夜。
母亲老是把话题转到政治问题上去。一提到家里的生活和她的病，母亲就敷衍一两句，把话题转到别的问题上去，使我不得不随着她的意思说话。
我断定，母亲对我隐瞒自己的病情，这意味着她的病已经很重。我的第六感官告诉我，母亲将不久离开人世了。这使我心里一阵颤栗，脊梁骨像泼了冷水一样，眼泪直往肚里流。
第二天，我早早起来做早饭吃，饭后和哲柱弟一道上山去打柴。家里的柴禾也只有一两捆。我心想，借回家的机会，多打些柴禾，也许心情会轻松一些。
心里倒是很想多砍些柴，能烧几个月，可是山不高，沟不深，枯木也没有，只能砍些灌木。
“哲柱，除了这些，没有更禁烧的吗？”
弟弟见我问他，往上提着土布短裤，回答说：
“不管是什么柴禾，砍上一背架就回去吧。妈知道了又该说你了。”看他外表像不懂事，可心里挺明白。他一面砍柴，一面老是不放心地往村子那边望。
看他那样子，是在担心妈知道了我们背着她出来打柴。他也知道，妈知道了我为家里的事操心，就不高兴。我一手抓住树枝，迅速地挥着镰刀砍起来。
日暮时分，我们才背着柴禾下山。刚走到可以望见芦苇塘的拐角，只见母亲站在院子的一角在等候我们。
我拄着支棍下山，老是沉浸在冥想之中。想到要留下病重的母亲去远征，就感到心如刀绞，眼前漆黑。我们虽然把远征的期限定为一两个月，可是，在这一两个月里，我的命运会怎么样，部队的前程会怎么样，这是谁也不能预测的。
我又想，像从前那样，再搞几年地下斗争怎么样呢？如果这样做，我就可以每几个月回家一次，商量家里的事，安慰母亲。是不是这样做才是我做儿子的对一辈子受苦受难的母亲，对内心经受了非同一般的痛苦的母亲应尽的道义呢？祖母刚回家乡没多久，我又离开安图，母亲该多么孤单，她病弱的身体怎么能挺得住！可是，又不能为我个人的家庭问题，取消已经定在游击队一年活动方针里的远征南满的计划。
“嗨，住在这山里还怕没柴烧吗？”
站在栅门边等我们的母亲不高兴地说。
我以笑来代替了回答，擦着汗望着母亲。
“我看你有点变了。在抚松的时候还没那样，在兴隆村倒也没感觉到，你近来怎么越来越为家里操心了呢？”
母亲的声音有些嘶哑。
“隔了好久又闻到野草味，心里怪爽快的。”
我装着没听见母亲的话，若无其事地走进了院子。
那天晚上，我家四口人围坐在饭桌边，这是难得的事。碟子里还放着烤鱼岁鱼，那烤鱼岁鱼是别有风味的。我问这是哪里来的，母亲告诉我，是小弟弟怕我来了没菜给我吃，钓了一些鱼岁鱼挂在房檐下风干的。那烤鱼岁鱼有手指头一般大，放了一碟，我吃着虽然好吃，却难咽下去，剩了几条。
小弟弟睡熟后，母亲欠起斜靠在墙上的上半身，严肃地对我说：
“我看，你不像从前了，有些变了。我可没想到你会背着粮袋来奉养妈。
当然你是为我这个生病的妈担心，倒是应该感谢你至诚的孝心。可是，妈不是以此感到安慰的人。在抚松的时候，为了扩大妇女会组织，拉着你的手爬越险山峻岭，难道是为了得到今天这样的安慰吗？还有更大的事等你去做。
你应该遵循你父亲的遗嘱。处境还不如我的朝鲜人多得很。不要惦着我，快走你该走的路吧。”
母亲的话充满激情，声音微微发颤。
当我抬起头时，看到母亲咬着嘴唇，说不下去了。母亲的那几句凝聚着她的人生观的话语，像暴风一样震动了我的灵魂，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这是贵如千金的瞬间。
母亲缓了缓气，接着说：
“拿打柴的事来说吧。你若是个没事干的人，那倒也可以你就当这世上没有妈，没有弟弟，不要再惦记家。你离开家，把革命工作搞好，那我的病也许会好起来的。所以，你要带领部队快些出发，这就是我的心愿。”我马上回答：
“我一定铭记母亲的话。今晚在家过，明天就到小沙河去，带领部队立刻向南满的梁世凤先生那儿出发。”
我再也忍不住了，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只好把头转向墙角。母亲心里也难过，把放在角落里的针线篓拿了过去，开始给我的军服上衣钉扣子。
不知为什么，这时候我的眼前突然浮现了我父亲葬礼上的各种情景。
那时，母亲没有穿丧服，也没有到坟墓上去。只给我们三兄弟穿上丧服，去行葬礼。吴东振、张哲镐、梁世凤等人为首的独立军，还有我叔叔，数十人跟到墓地去，但我母亲没有去。
父亲去世不久，到了端午节，那时我们缠着母亲要她一起到父亲的坟地去。
母亲却说，我去做什么？你们自己去吧。她为我们准备了祭品，并一一告诉我们，香火要怎么点，酒要怎样敬，要怎样叩拜。我想，她不同孩子们去坟地，是为了不让我们看到她的眼泪。
母亲总是一个人到父亲的坟前去。只有一次破例，因为李宽麟未能参加葬礼，事后到抚松来，去父亲的墓地时，母亲陪她一起去的。因为李宽麟吊丧时过于悲痛，几乎哭昏了，我母亲还在一旁劝她不要哭。
我母亲是个重感情的人，可是从不流泪。她的性格刚强，作为一个女人是罕见的。我在少年时看到母亲令人惊异的品质，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
正因为是这样的母亲，才能这样不顾自身卧在凄凉、寂寞的病榻上，还果断地催促儿子上路，以鞭策儿子的心情说出使我身心震颤的、当作毕生的座右铭的训话。
我的母亲不是平凡的母亲。我总是说，马东熙的母亲张吉富女士不是平凡的母亲，也是因为她很刚强。张吉富老大娘在解放后见了我，非常激动，可是她没有哭。别的妇女见我时都哭了，唯有她没哭。我让她住在儿子的战友很多的平壤，可是她说，要找出卖她儿子的仇敌来，就不辞而别悄悄地自己回故乡去了。
我怎么也睡不着，便到屋外去了。我在歪斜的篱笆前面，来回踱步，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哲柱轻轻地打开门，也走了出来。
我俩坐在柴禾捆上谈起来。哲柱说，他一直只顾做共青组织的工作，没有照顾好母亲，以后为了不让哥哥惦记家，要把家照顾好。这正是我想托付他的，由他先说出来了，真让我高兴。
早晨，我们做豆粘儿，吃得挺香。我吃完早饭，去找住在我家后头的金正龙。我想和他商量如何安排弟弟们的事。
我坦率地对他说我马上要到南满去了，可是家里的事放不下心，很难就这么走出这个土器店沟。金正龙说：“家就托给我好了，我负责。你只管走吧，我替你照顾弟弟们，你母亲的病也由我好好护理，你就放心吧。”我回到家，准备上路。
我系鞋带的时候，母亲从柳条包的最底下拿出四张5元的纸币递给我。
“你到外地去，该花钱的事就多了，你收下吧。男子汉的兜里应该有一点备急用的钱。你父亲不是说过，清朝末期，孙中山先生被关在外国大使馆监狱时，用钱买通清扫夫逃脱的事吗？”
我接了钱，可是手发颤，没法马上把它放进衣袋里，不知如何是好。那20元钱里渗透着母亲多么大的辛苦，我是很清楚的。她给人家洗衣服，做针线活，手指尖都磨坏了，她省吃俭用，一文一文地才攒下了这20元钱。那时，一头牛约50元钱，用这些钱可以买一头中等大小的牛，也可以买三口人够吃一年的口粮。
我好像被那钱的份量压得身子失去了平衡，踉跄地走下廊台。“妈妈，我走了。请您保重。”我低头行了礼。这时，我心里想着千万不能做出不同于往常的行动，致使母亲流泪。因此，我有意使自己的行动无异于平时，跟往常一样他说了道别的话。
“你快走吧。反正是要走的嘛。”
母亲的脸上病色很重，可是她努力微笑着点点头。
我转身迈步时，身后响起关门的响声。我迈出了步子，可是没有走向村口，却绕着房子转起来，那20元钱仍攥在我手里。转了一圈又一圈，又转第三圈在这并不长的时间里，缠了我一整夜的复杂多绪的思绪，像一片片云朵浮现脑海：我何时才能再回到这个院落？我走的路是有把握的吗？在我前进的道路土，等待我的将是什么？在这期间，母亲的病有可能好转吗？我正想着心事绕圈子，母亲打开房门严厉地责备我道：
“你还有什么放不下心，磨磨蹭蹭地不肯离开？决心要光复祖国的人，心那么软，老想家里的事，怎能做得了大事！你在惦记家之前，要想到在监狱里的叔叔和舅舅，要想到沦亡的祖国，要想到百姓。日寇强占国土快22年了，你若是个朝鲜的男儿，就应该心怀大志，迈出大步才行啊。你若是今后也为惦着这个妈回家来，那你就别想再登这个门。我不想见那种儿子。”母亲的话像轰雷一样猛烈地撞击着我的胸膛。
母亲说这一席话好像耗去了全部气力，把头无力地靠在门框上，用深情的、火热的、温怒的眼光望着我。我好像重新看到了当我走千里路回到八道沟的时候，连一夜都没叫我睡，立刻催我去临江的母亲的容貌。
我作为儿子第一次看到了充满正义和热情的、刚强而崇高的母亲光辉的容貌。母亲的全身燃烧着正义和热情，我感到母亲一瞬间变成了一团熊熊燃烧的火。
我一直以为我熟悉生我养我的母亲，然而，母亲的气概和灵魂却在我未曾想象的高度俯瞰着我。
当时母亲的形象更近于导师的形象。我为有这样出色的母亲、应受世人崇敬的母亲，感到无限的自豪和莫大的幸福。
“妈妈，请您保重！”
我摘下帽子，深深地鞠了躬。然后大踏步地走向村口。我走过独木桥，回头看时穿着一身白衣服的母亲依然在扶着门框注视着我。这就是我看到的母亲最后的容貌。我心里想，她那纤弱的身体怎么就会保存着那么有力地震撼儿子心胸的高洁、刚毅的灵魂。那么不平凡的母亲，如果没有病魔缠在她身上，我现在上路的心情该多么轻松啊。我为了忍住眼泪，轻轻地咬住了嘴唇。
这是我一生中最痛心的、不会再有的永别，而不是在人的生活中会体验千百遍的平常的离别。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母亲。几个月后，当我听到母亲去世的噩耗时，我在脑子里最先想到的是，我在最后作别时没有对她说些更温暖的话，这使我十分悔恨。说来，母亲并不希望那种温情的离别，这是我无可奈何的。
我已是年迈的人，但总不能忘记那时的情景。人活在世上，至少有几次面临那种时刻。在那种时刻，由于行动上只有一张纸那么薄的些微差别，在人们的命运中会产生极大的偏差，乃至各自走向不同的两个极端。如果那时母亲在我面前为家里的事发愁，或是说一句使我松懈的话，那么，正要展翅飞向高空的儿子的心里会引起什么样的波动呢？
自从我率领年轻的反日人民游击队队伍，离开小沙河的台地，同战友们一道走了几十年超越人的想象的血战之路、严寒之路、饥饿之路。以后，又高举社会主义旗帜闯过了创造和建设的半个世纪。在为祖国和民族走的充满苦难的严峻道路上，每当处于考验一个革命者的信念的逆境的时刻，我最先想到的不是某种理念或哲学命题，而是回顾催促我走向南满的母亲的教诲和穿着白衣服目送我的母亲的最后的容貌，它激励着我，使我的意志更加坚强。
三喜与悲
正当反日人民游击队挺进南满的时候，于司令也把一支200人组成的部队派往通化地区。这支部队的领队是刘本草先生。于司令把当做自己右臂的刘本草参谋长派往南满，目的是实现同唐聚伍自卫军的合作，通过自卫军解决武器问题。当时，于司令正为缺少武器而苦恼。以辽宁省为根据地的南满地区自卫军的武器，比于司令部队的武器多，而且精良。
听到我们要远征的消息，刘本草先生来小沙河对我们说，他们也受命去南满，目的地相同，一同去好不好。如果同去，他就介绍我们去见唐聚伍。
跟唐聚伍建立了联系，就有可能解决武器问题。
我们欣然接受了刘本草先生的建议，因为我们也很需要武器，而且和救国军一同去南满，路上遇到中国反日部队也可以避免冲突，可以保证我们的安全。
唐聚伍本来是东边道省防军第一团团长。九·一八事变后，他组织了以抗日救国为旗帜的辽宁民众自卫军。他的麾下有一万多人。唐聚伍部队的活动据点是通化地区。他们以南满一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