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聚伍本来是东边道省防军第一团团长。九·一八事变后，他组织了以抗日救国为旗帜的辽宁民众自卫军。他的麾下有一万多人。唐聚伍部队的活动据点是通化地区。他们以南满一带为中心，同驻沈阳的日本关东军艰难地作战。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曾同国民府所属的朝鲜革命军部队组织过联合作战。
辽宁民众自卫军刚组织起来时，士气很高，战果也不小。可是，形势变得对日本有利以后，困难越来越多，唐聚伍就开始动摇了。
国际联盟派李顿调查团到满洲调查九·一八事变的真相，可是日本军并没有因此受到多大约束，仍然继续扩大侵略战争。1932年1月初，日军占领锦州。同年1月28日，又用阴险的强盗手法挑起了上海事变。他们以五名日本僧侣在上海虹口被殴打为借口，破坏了中国的工厂、商店，杀害了警察，接着调动海军陆战队，以武力大举进攻上海市。日本挑起上海事变的目的，是要把上海变成他们侵略中国大陆内地的桥头堡。日本军部的头头们，妄想以闪电战的方法占领上海，并以此为跳板，一举吞掉整个中国。
上海的军人和人民进行了英勇的反击，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但是，由于以蒋介石、汪精卫等为头目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卖国政策，上海抗战失败，上海事变以缔结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而告终。
上海抗战的失败，使救国军、自卫军等所有有志于抗日的爱国军人和人民的士气大为低落。
上海事变和《淞沪停战协定》的缔结，说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卖国政策是阻挡抗日救国力量的最大障碍。国民党反动集团不仅没有支援上海抗战，反而视抗战为犯罪行为，横加阻拦。蒋介石和汪精卫一方面故意停止对十九路军的军需物资供应，没收了全国各地支援上海抗战的捐款；另一方面却密令海军向日本方面供应粮食和蔬菜，肆无忌惮地进行可耻的叛逆活动。
国民党反动派不仅自己不抗日，还阻止人民抗日。他们的枪口无论何时何地都对准了抗日人们的心脏。谈论抗日的人，无一例外地都成了他们残杀和拉上绞刑架的对象。
蒋介石很早以前就发出无耻的谰言说，中国亡给帝国主义，我们即使做亡国奴，也可以活命；要是败在共产党手下，就连当奴隶的命也保不住。这证明，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反动集团害怕和戒备人民革命，甚于害怕外来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本身就是帝国主义的忠实奴仆和走狗。
蒋介石的卖国行为，对那些与国民党有关系，并且代表旧军阀、官僚、政客利益的救国军和自卫军上层分子，产生了很坏的思想影响。当时日本长驱直入的军事优势也是使救国军士气低落的因素之一。以李顿为首的国际联盟调查团在他们的报告中提议说，满洲不要由日本独占，而要归国际共同管辖。日本根本无视这个建议，继续进行武装进攻。他们的武力逐渐向山海关和北满推进。他们一步一步地占领北满的广阔地区，同时往热河方面集中力量。
日本帝国主义在进攻北满之前，出动关东军的特务机关从政治上瓦解东北军，派特务通过收买、离间等阴谋活动，使北满的东北军各旅四分五裂，互相猜忌，热衷于争权夺利。敌人在打马占山时，就拉拢苏炳文；等打败了马占山，又一举把苏炳文消灭。他们用这种手法，轻而易举地各个击破了北满的反日部队。
北满一带反日部队的瓦解，对东满的王德林、南满的唐聚伍不能不发生影响。
唐聚伍虽然乘人民的革命气势举起了抗日救国的旗帜，但没有积极大胆地展开活动，而是小心翼翼地看风使舵。
当时，丁超、李杜、邢占清等不少反日部队的头领都抱有一种幻想，主张不要积极抗日，只要依靠国际联盟，就能万事如意。他们甚至提出荒诞的主张说：“张学良没有抵抗日军，是为了肃清共匪。先肃清共匪，才能赶走日军。是共产党引进了日本鬼子。”
我们去南满那年春天，周保中曾被自卫军逮捕。当时，周保中问逮捕他的指挥官，你们的部队为什么称做自卫军。
自卫军的头头们回答说，所谓自卫就是保卫自己的力量。现在自己的力量都难保，还有什么力量去打日本鬼子？日本鬼子不打我们，我们也不打他们。这就是“自卫”。
这就是自卫军的思想方法和政治观点。失去了信心、陷于动摇的唐聚伍，不去统辖自己的部队，几乎任其自流。在这种时候，于司令派刘本草去自卫军本部，可以说是适时的措施。
远征队在6月3日下午离开小沙河，第一天行军路程定得短一些，由沙河（下小沙河）农民协会会长带路，渡过二道江，向刘家粉坊行军。我们决定在这里住一宿，做政治工作。
据说，这个村是自从有一个姓刘的人在这里开了个粉坊，才开始叫做刘家粉坊的。
我们吃过晚饭，在宽敞的粉坊前院燃起了篝火。
听到游击队来到的消息，连邻近村落的人都到刘家粉坊来了。村里各组织的负责人从各家拿来了席子，还为邻村的客人拖来原木、椽木，叫他们当椅子坐。粉坊院子里聚集了好几百名群众。我们和他们紧靠着坐在一起，一直谈到深夜。
那天晚上，他们向我们提出了很多问题。我一辈子深入人民群众，做过无数次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可是像那天那样被问到那么多的问题，还几乎没有过。
那天，我和群众几乎谈了个通宵，嗓子都哑得说不出话来了。
最初他们问我，游击队是什么样的军队，它和独立军有什么区别。他们也知道，一个月前在小沙河组织了反日人民游击队。他们提的问题，虽然显得很简单而平常，但包含着他们对新生武装力量的期待和疑虑。独立军是为朝鲜解放而战的军队，反日人民游击队也是为朝鲜解放而战的军队，那么，何必另组织游击队？独立军没能把日本军怎么样，新组织的游击队有把握打倒它吗？如果有把握，拿什么作保证呢？这就是刘家粉坊的群众想知道的主要问题。他们受了独立军的不少折腾，而且由于独立军的失败尝到了无数次绝望的痛苦。
我努力给他们讲得通俗易懂，简单明了。
反日人民游击队不是什么特殊的军队，和字面一样，是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的人民的军队。这个军队正是由像大家一样的工人、农民的子弟、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组成的。反日人民游击队的使命是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争取朝鲜民族的独立和社会的解放。
反日人民游击队既不同于义兵，又不同于独立军，是新型的军队。独立军的指导思想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日人民游击队的指导思想是共产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思想，简单地说，就是要建立一个没有贫富、贵贱的差别，让所有的人都能过自由、平等生活的美好社会的思想。
如果说建立富人当家作主的社会是独立军的理想，那么，建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就是反日人民游击队的理想。独立军把你们这样的普通老百姓看做光复运动的协助者、同情者，而我们把你们看做抗日革命的承担者，即主人。独立军对外部势力寄予很大期望，想借他们的力量实现国家的解放；我们却更相信我们自己的力量，要靠这个力量光复祖国。
独立军继义兵之后，在满洲山野和祖国的北部地区，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浴血战斗十多年，受了很多苦，这是事实。可是，独立军的军力渐趋衰弱，现在处于自身难保的危急关头。因此，我们组织了新的军队。我们怀着要由我们来完成独立军未能实现的光复祖国大业的决心，组织了反日人民游击队。
我这么一说，村里的一个青年又问我，反日人民游击队有几千人？
我对他说，现在还是初建，没有几千人，只有几百人。现在游击队虽然人数不多，但不久将增长到几千、几万人。
那个青年听了我的话之后，又问要参加反日人民游击队，需要办理什么样的手续。
我说，没有什么特殊的手续或规矩，只要是有决心战斗的青年，谁都可以参加，不过体力要够格。可以通过革命组织的推荐，也可以直接到部队申请入伍。
一听这话，村里的几个青年就把我围住，问我，如果他们提出申请，能不能即刻接收他们为队员。
这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一笔横财。
“当然接收。不过入了队，暂时还没有武器。武器要在战场上自己解决。
如果这样也愿意的话，我们可以马上接收你们为队员。”青年们说，没有武器也好，只求允许他们跟着游击队走。
就这样，我们把好几名青年吸收为队员了。这是刘家粉坊送给我们年轻游击队的意外的礼物。我们大家为此感到莫大的喜悦。那时为得到一个革命同志，有时甚至要牺牲两三名同志。在这里，一下子接收将近十名青年为新队员，我们的激动心情是不难想象的。在艰苦道路上啃着雪团，风餐露宿的革命者，享有资本家、市侩之流绝对享受不到的乐趣，那就是获得新的战友时那种令人心潮澎湃的精神上的充实感。昨天还是陌生人，今天他们心甘情愿地冒风险志愿入队，我们给他们穿上军服，背上枪，这时候所感受到的崇高而庄严的喜悦，是平时绝对尝不到的。我们认为这就是我们独有的喜悦和享受。
那天晚上，我们开了欢迎新队员的联欢会，我和车光秀也都唱了歌。
我们所以能够没下多大功夫就获得了这么大的成果，原因是九·一八以后民心大大地倾向于抗日游击队。日本连满洲都鲸吞了，朝鲜人在这里也无法过太平日子。既然在满洲也不能扬眉吐气，干脆去决一死战，这就是当时朝鲜青年的共同心理。我们一直谈到深夜，快到凌晨时，才在篝火旁铺上席子睡下，这是游击队成立后的第一次露宿。
游击队来到朝鲜人住的村庄却要露宿，刘家粉坊老百姓的面子往哪儿搁？村民们这样说着。村组织的负责人要把我们安排到各农户去住。可是我们没去，就在外边过了一夜。我们以不侵犯人民的利益为理由谢绝了村民们的好意，这固然是事实。但我想，一个革命者应该心甘情愿地选择粗陋的卧处，而不选择温暖的热炕头，这样一种浪漫情绪，也使我们谢绝了村民的诚意。
我们在结束南满远征回来时，又在这个村里住了一宿。那时，我们是在名叫吕修文的中国老大爷家前边宿营的。他家前边有一个挺大的做过土豆窖的窝子。我们把谷草编好围起来，在里面生了火，这样过了一夜。
吕修文老大爷看到我们不进他家，在外头做饭吃，又在外头露宿，便来找我说，如果部队全都移驻不方便的话，队长一人也该到他家里去住。他劝我说：
“成柱先生又不是和我素不相识的人，我们不是早在旧安图的时候，就认识了吗？”
老人说，没想到我这么过于认真，他还说他感到很遗憾。
我和那位老人是早就认识的。我们家借住在马春旭客店的下屋时，我在那里见过两三次吕修文老人。老人豁达、热情的风度，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老人说，为了抗日，从千里远征回来的军队在露天吃、睡，我怎么能舒舒服服地钻进被窝！于是他陪着我们说话，直到深夜。
他和刘家粉坊的大多数人一样，对时局很敏感。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队炮制了一个叫满洲国的傀儡国家，把长春改称新京，定为首都，把溥仪安置在那里，这些事他都知道。
我在同老人的谈话中，至今不能忘记的是关于安重根的事。
老人说，在朝鲜的烈士当中，他最尊敬的伟人是安重根。他说：
“安重根先生的确是东洋的巨人。难怪连袁世凯总统都做诗，称颂过安义士的义举。”
老人这些话，深深地感动了我。
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后，在满洲地区的中国人当中，他就成了传奇式的人物，广为人知。有的中国朋友，还把安重根的画像挂在家里，很是尊敬。
“老大爷，你又不是朝鲜人，怎么对安重根那么熟悉呀？”因为吕修文对安重根表示深厚的爱戴，我便这样问他。
“住在满洲的人哪有不知道安重根的人啊！还有人提议，要在哈尔滨车站立一尊安重根的铜像哩。我现在也常对孩子们说，要想成为革命家，就要成为像孙中山先生那样的革命家；要想成为大丈夫，就要成为像安重根那样的大丈夫。金队长，你既然组织了部队，不想把关东军司令官那个大头头干掉吗？”
我听了老人这样淳朴的话，不禁笑了。
“干掉那么一个关东军司令官，管什么用啊。正像杀了伊藤博文，又出现了新的伊藤博文那样，杀了本庄，还会有新的本庄出现。靠恐怖行动是不能扭转大局的。”
“那么，队长你将用什么方法跟他们斗呢？”
“据说，关东军有十万人，那就要以他们十万人为对象进行战斗。”吕修文老人一听这话，非常激动，紧紧握住了我的手。
“金队长，你真了不起。你真是和安重根一样的伟人啊！”我笑着说：
“过奖啦。我虽然不能像安重根那样了不起，但我决心不做亡国奴。”第二天，游击队离开村庄时，吕修文老人舍不得离开我们，一直送了很远很远的路。当我想起刘家粉坊的时候，总是亲切地重温与吕修文老人相逢的往事。
我们部队离开刘家粉坊，来到二道白河附近，又宿营了一夜。然后沿着大路继续行军，不料途中遇到从抚松往安图方向转移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先遣队。我们在每次行军时，也派三四名人员组成的先遣队，走在队伍前面。我们的先遣队和日军先遣队接上了火。
坦率地说，那时，我们心里慌得厉害。因为这是游击队建立后第一次与敌人的遭遇战，而且是和自称天下无敌的日军的第一次战斗。小营子岭那次战斗，是我们经过周密计划进行的埋伏战，对敌人进行了先发制人的打击。
可是这一次的情况就不同了，对方不是浑浑噩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