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这一次的情况就不同了，对方不是浑浑噩噩的伪满军，而是有丰富实战经验的凶恶、机敏的日本军。相比起来，我们是只有一次战斗经验的初学者。
当时，我们还不懂遭遇战应该怎么打。
无论从远征目的来看，还是从游击战的基本原则来看，在长途行军过程中，最好避免对我军行动产生不利影响的冲突。古时的兵书上也说要“避实击虚”。
那么，该怎么办呢？
全队都以紧张的表情注视着我，显然是在等待我的决策。我认定，在敌人的基本力量赶来之前，先占据有利的地形，是掌握战斗主动权的最好办法，于是把部队迅速移到先遣队正在接火的高地北边的山坡上。然后，把部分力量派到公路南边。部队在公路南侧和北侧同时开火，猛打敌人的先遣队。
敌人的行军纵队不久就出现了。他们全副武装沿路跑来。看来足有一个连的兵力。
敌人知道了他们的先遣队已被消灭，就企图包围我们。
我下令，信号枪不响，就不准射击，我们监视前方，等着敌人进入火力圈。因为我们没有多少子弹。
我打响了信号枪，全队一齐开始射击。
我倾听着从四面八方响起的枪声，力求从中了解队员的精神状态。我从一发发枪声中，听出了反映着战士们兴奋、高昂情绪的心声，但也感到他们有些慌张，失去自制。
敌人不顾大批的伤亡，仗着他们力量的优势，迅速重整战斗序列，向我军占据的阵地两侧猛烈攻击。
我从部署在公路北侧和南侧的主力中抽调了部分力量，迅速地拉到我军的两翼。队员们一到阵地，就以神速的狙击战歼灭了翼侧的敌人。
可是，敌人主力寸步不退，凶猛地朝我军占据的地方扑过来。我们从上往下滚大石头，坚守阵地，而敌人还是拼着命往上冲。
我乘敌人的攻势稍有松弛之机，下令全队冲锋。冲锋号声响彻山林，队员们一个个像猛虎似地从山坡上冲下来，扑向逃跑的敌人，狠狠地追击。敌人的一个连在我军冲锋面前被打得一败涂地，除了几个逃命外，全部被歼。
金日龙在进行肉搏战时，每见敌人倒下去就喊“又一个鬼子完蛋了！”我们游击队也有好几名队员阵亡。
我们把牺牲的战友们安葬在不知名的山岗上，在他们的坟墓前举行了永诀仪式。望着手握军帽饮泣的队员，我用颤抖的声音说了些永别的话。当时我说的话，现在一句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当我说完抬起头时，看到队员们的肩膀都在抖动，再就是我们的队列比从刘家粉坊出发时显得短多了，致使我全身战粟。
过了一会，我又向队伍下了出发的口令。大家都到公路边整队，唯有车光秀还趴在坟墓上。他不忍心就这么离开无主的坟墓，连一块七星板都没能给铺上的战友的墓地。
我跑上山岗，使劲抓住车光秀的肩，摇晃着吼道：
“光秀！你怎么这个样子！还不快起来！”
因为我的声音又大又严峻，车光秀才拄着膝头蓦地站起来了。我低声在他耳边劝导：
“队员们都在注视着我们的脸色你那百折不屈的气魄到哪儿去了？”
车光秀擦去眼泪，站到队伍前面默默地迈开了步。
后来，我对那天的事后悔不迭。安图－－抚松县境战斗后，过了四个月，我接到了车光秀阵亡的噩耗。那时我最先想起的就是那天的情形。
“那时，我怎么对车光秀说了那样的话，难道就不能用别的话劝他站起来吗？”
说起来，在失去了战友以后，我也是几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那时阵亡的队员都是从“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时期就和我同甘共苦的骨干分子。
诚然，不会有没有牺牲的斗争。革命总是伴随着牺牲的。在改造自然的和平的劳动中也会有这样那样的损失，何况是动用一切兵器和工具决一胜负的武装斗争呢！但是，我们在安图－－抚松县境战斗中付出的牺牲太残酷、太不应该了。当时我想，就算革命是要伴随着牺牲的，可是怎么可以给我们刚迈出第一步的队伍带来这么惨重的损失啊！
若以算术来计算，我们只不过损失了不到十名的有生力量，损失可以说不算太大。在一次战斗中，会有成千上万人伤亡的现代战争中，损失十个人算不了什么。可是，我们失去战友时，从不是以算术来计算损失的大小。算术不能成为我们换算人的价值的手段。同我们一道走过革命道路的每个战士，都是世间无与伦比的宝贵的人。一百个敌人也不能与一名游击队员相抵，这是我们的信条。敌人可以发布他们的国法和动员令，在一天之内征集几千、几万兵力，大批地投入战场，但我们没有那种物质手段或实权。即使我们有那种力量，一个个革命同志仍是价值千金的。得到志同道合的同志、生死与共的战友，再由那样的人组成一个队伍，这要付出莫大的努力，经历无数的艰辛困苦。
正因为如此，在整个抗日革命斗争期间，即使是一场消灭了一百名敌人的战斗，如果我军有一名牺牲，我就没把它当做值得夸耀的战果。
历史学家们把安图－－抚松县界的战斗评为灵活地指挥遭遇战，使之转为反击战，从而歼灭了敌人一个连的成功的战斗。那是一场取得胜利的战斗，这是毋容置疑的。这次战斗的意义，不仅在于年轻的反日人民游击队完全消灭了一个连的日本正规军，还在于在游击斗争史上第一次打破了日军天下无故的神话。我们通过这场战斗，认识到日军虽然强大，但它决不是无敌的，也不是战无不胜的，更不是打不垮的。这使我们有了这样的信心：只要我们用符合游击战特点的战法，很好地进行战斗，完全可以用较小的力量打赢强大的日军。
可是，我们失去了将近十名“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第一批骨干，我们在这场战斗中付出了太大的代价。
试想，为消灭一个连的敌人，失去了将近十名战友，那么为打赢朝鲜和满洲的十多万日本侵略军，该要付出多大的牺牲啊！
这是我在离开硝烟还未消散的安图－－抚松县境战场时，回头望着埋葬了战友们遗体的岗子所想到的。
我们经历了那场遭遇战后，大家都领悟到，在打游击战的过程中，今后要吃很多苦，要作出很多牺牲。
在安图－－抚松县境战斗后，我们在十多年的抗日战争中，实际上经受了以人们对战争的原有概念根本无法想象的痛苦、困难和牺牲。
四合作是不可能的吗？
从安图到通化这条反日人民游击队的行军路上，有很多只有在我国北部边境一带才能看到的险山峻岭和溪谷。由安图到抚松，有长白山脉绵延不断；由抚松到通化，有龙岗山脉的三岔子岭、三道老爷岭等山岭重重叠叠。
部队沿着这些山脉艰难行军将近一个月。白天，避开可能有敌人警戒的公路，抄山路行军；夜晚，找朝鲜人居住的村庄住下，忙着进行政治工作和战斗训练。
为了做革命组织的工作，我们在抚松也住了几天。在这里我见到了张蔚华。
因为我们逗留的时间太短，张蔚华感到非常惋惜。他挽留我说，看在学生时代的友情，在抚松多住两三天。我心里也很想答应。抚松和我在感情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有意义的地方。可是我还是按原计划住了三五天就带部队出发了。不管对往日的回忆多么宝贵，挽留我的情谊多么深挚，为了同梁世凤司令会晤，不得不忍心同张蔚华分手。
据说，从抚松到通化约有500里路。它被称为“山外山”，越走山势越险峻，行军越艰难。翻越怪异的山峰，跨过深沟，进行几百里的强行军，队员们都筋疲力竭，开始出现病号了。我也相当疲劳。
远征队行军到达通化附近时，车光秀忽然跑来建议说，要在二道江休息一两天，喘口气，再进通化。
我模糊地猜到了车光秀说这话的意图，可是我不能同意他的意见，便故意问道：
“我们在抚松很想多住几天，可是忍心离开了，一直跑了500里路，通化就在眼前了，要休息，这是什么话？你说这话，还像车光秀吗？”车光秀在回答之前，摘下眼镜用手绢擦起来。这是他认为需要固执己见时特有的习惯动作。
“大家都精疲力尽了，队长你也疲劳到了极点。你可能不承认，可是，你瞒不过我的眼睛。病号不少，扶着病号行军，怎么能和梁世凤司令会晤呢？”
“梁世凤先生不是那么计较的人，连这点情由都不能谅解。”“就算梁司令眼光远大吧，可是他几百个部下的眼睛会怎么看呢？让他们说我们是乌合之众，那不就糟了吗？我怕把这次长途行军弄得前功尽弃啊！”
这么一来，谁也拗不过车光秀的固执劲。
我认为车光秀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如果我们以这样邋邋遢遢，疲惫不堪的样子出现在通化，独立军就会瞧不起我们。如果他们小看我们，我们就无法按我们的意图实现合作。按照车光秀的建议在二道江休整一两天，恢复元气，然后秩序井然地、生气勃勃地进入通化，也没有什么坏处。
我命令全队停止行军，在二道江宿营。然后派联络员通知梁司令，反日人民游击队为了同独立军合作，离开安图行军到通化附近，正在休息。
我们一面等着联络员回来，一面休息解乏。
我们的指挥部住在有水碓房的一家农户。这家老人们竭诚照顾我。
我把十多名队员叫到指挥部，给他们上政治课，解释做独立军的工作应遵守的行动条例。这家老大爷看到这个情景，责备我说：
“古圣贤说，言杂伤气，喜过伤情，气激伤志。
”少思，少优，少事，少言，戒笑，便是自古传来的摄生之本，摄生之理。像队长这样话说得多，心操得多，多思多虑，怎能养气、去病？况且，你们是要争取朝鲜独立的军队啊！“
老人真诚地介绍了连记都不好记的几十种养生法，然后再三强调说，大事是不可能一两天成就的，为大事想，要好好照顾身体。我只好停止上政治①
课，让车光秀替我上了。我听老人的话，才知道他是许浚的崇拜者，他长时间给我讲的正是《东医宝鉴》里的养生法。不知他在哪里得到的知识，他对养生法造诣很深。
。。。。。。
①
许浚（1545～1615）：朝鲜名医，著有《东医宝鉴》（五篇二十五卷）。
我们离开二道江的时候，老人拿出用高丽纸包着的莲子和几包合蜜的枸杞子丸交给车光秀说，药不多，请你收下，用来保养队长身体。
我不好意思收下老人为保养自身精心配制的补药，婉言推辞说：
”老大爷，您的心意我领了，可是这药我不能收。我们年轻人还会因气虚、血亏活不成吗？您老一生饱经人间苦难，没有享过福，请您用这补药长寿，看到朝鲜独立吧。“
老人听了，面带愠色地责备我不领老百姓的情，就说：
”我嘛，已经是半截入土的人了，用不用补药都无所谓，你们可是争取朝鲜独立的先锋队呀！我已是烂树墩子，你们可是青松绿竹啊。“说着，把药包推到我的面前。
去通化的联络员回来报告说，梁司令接到我的信，表示欢迎反日人民游击队进入通化城，并命令部队作好欢迎反日人民游击队的准备。我们即刻离开二道江向通化进发。队员们都在二道江理了发，还把裤线弄得笔挺，按着指挥员的口令有时正步走，有时唱革命歌曲，威风凛凛地向通化市行进。
走上大路，把队伍交给金日龙带领，我就同车光秀仔细地重新讨论了同梁世凤的谈判计划。我的一切思维全集中于如何做独立军的工作上。水碓房的老人三番五次地强调说，少思，少忧，少事，少言，甚至戒笑，是摄生之本，可是我根本无法遵守那么多的养生法。我们做的事情全都是从无中创造有的过程，是开拓前人未曾走过的道路的独特的创造过程，所以不能不比别人都多思，多忧，多商量。
我最关心的是，梁世凤在这次交涉中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对这次交涉的结果，车光秀一开始就采取怀疑的态度，可是我始终作乐观的预测。
不久，通化市街全景映入了眼帘，这一刹那我忽然想起了一则关于梁世凤的令人愉快的轶闻。这是我父亲卧病时回忆起每一个志同道合的同志，跟我和母亲闲谈时说的。
三·一人民起义前夕，在梁司令的家乡，由贫农组成的契合打头，开展了旱田改水田的工作。梁司令家也参加了这个契合。他知道水田比旱田产量高，所以积极支持搞这项工程。可是契合中占据上层地位的长者派却借口种水田没有把握，坚决反对开水田，因此，春播前夕长老派和少壮派吵起架来，这是有了这个契合以来的头一次。
少壮派的青年怎么也拗不过那些长老派的老顽固们。那年少壮派想开成水田的旱地里也种上了谷子和大麦。老人们为契合的农事没有受年轻人的干扰，照常进行而感到庆幸，放下了心。
可是，少壮派的首领梁世凤却一直在窥伺贯彻自己主张的机会。到了插秧季节，青蛙在四处聒噪的一天晚上，他牵着牛到了地里，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几块已长出了嫩芽的麦地和谷子地翻了一遍，放进水造了水田。
老人们看到昨天还是好好的麦田和谷子地，一夜之间竟变成了水田，感到惊愕，威胁地说：”你这该死的东西，契合的农事都叫你给糟蹋了。今年要是歉收，你也免不了讨饭。“
梁世凤开成水田的那几块地，通常种谷子或大麦只能收9石，可是这年竟收了24石稻子。
契合的老人们不禁惊叹，顺着舌头说：”这个世凤倒是个人材。“从那以后，梁司令所在的村子和邻近村庄里，种水田的人家开始大大增加了。曾经任意摆布契合的老头子们，也都服服帖帖地听梁司令的话了。
离通化近在咫尺的路上，我为什么忽然想起了这件事呢？也许是因为我把自己一直认为这次谈判一定会成功的想法合理化，而往那个方面集中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