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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呀？”卫宁在门里问。 “我。” 卫宁打开门：“你们怎么来了？”他脸上带着笑容。 “你出来一下，有话跟你说。” “什么话？进来说吧。”他发觉苗头不对，想往屋里退，我和方方两柄匕首夹住了他。吴迪从屋里出来，见状护住卫宁：“干什么你们，有话跟我说。” “没你的事。” “你回去吧。”卫宁说，“没事，我跟他们说说。” “告诉你，”吴迪对我说：“这事跟卫宁一点关系也没有。” 卫宁推开她，跟我们下了楼。在一个僻静的角落，卫宁说： “你回去吧。”“是她来找我的，说她缺钱，想挣点省事的钱。她说她跟你没有关系了，一点也没有了，所以我才答应帮她牵线。要说出了什么误会，不能怪我，她是那么说的。” 我的手无力地垂下，方方也收起了刀。 “怎么，你们还没断？” “她干多久了？” “已经一个多月了。今天晚上她让我把她的房间号告诉你，说跟你开个玩笑。” “你也跟她睡了吧？” “睡过。”卫宁说，“她这段时间一直在我这儿住。怎么啦？” “没怎么，对不起，卫宁。别生气。” “没事，上去一块儿坐坐吧。” “不啦，我们走了。” “对不起，卫宁。”方方也和卫宁握握手。 “你要是不愿意让她干，我可以不再安排她。” “算了，她乐意干就让她干吧，别管她。” 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开口笑着对方方说：“我真成感情冲动的傻瓜了，真窝头翻个儿。” 方方看看我，没说话。 我吹口哨，吹得不成调。 “臭流氓，你怎么不出牌？这流氓，也不知又想什么呢，又在街上看见什么迷人的小姑娘了？” 吴迪披散着头发，描着蓝色的眼影，搽着厚厚的口红，叼着一支香烟，把骨牌出得啪啪响。
她现在已公开和我们搞在一起，晚上去各大饭店拉客，白天和我们整日鬼混，谁想和她睡觉她都笑吟吟地躺到人家怀里，放荡、淫乱比亚红她们有过之无不及。对我却日趋刻薄，从不叫我的名字，一口一个“流氓”，“松货”。当着众人面对其他姑娘说： “这松货没劲透了，我可知道，蔫的还不如七十岁的老头子，跟他睡觉简直活受罪。我怀疑他有病。” “你甭理她。”方方私下劝我，“这姑娘已经完了，不要脸了你能怎么办。” “我没事。”我笑着对他说，“我才无所谓呢。” 我真是从不跟吴迪致气，她爱说什么说什么，爱怎么踩乎我踩乎我，我不吭气，或者跟着笑笑。只是晚上到大饭店“干活”时，我开始揍那些嫖客，有几次方方不得不拉住我，使我别把人打坏。
我也抛弃了一贯小心谨慎的做法，经常喝得醉醺醺地穿着警服在饭店里瞎转，惹人注目地调戏女招待，言语冲撞饭店工作人员，甚至向外国游客挑衅。后来，吴迪更加放肆大胆，大白天也到饭店拉客，在餐厅和外国人一起吃饭喝酒打闹。一晚上和好几个客人同时睡，这房间出，那房间进。乘挂外交牌照的汽车兜风，在外交公寓一住就是几天。方方不得不严重警告我，必须立即和吴迪脱钩，不许她再来我们这里，她已经在屁股后面招来了几十个侦探。我们也得停止活动，各大饭店的警卫已经开始注意我们了。我对方方的警告置若罔闻。一天晚上，我没出去，方方和亚红不在，卫宁又把吴迪领来了，还带了两瓶外国酒。吴迪这段时间很少来，她显得既疲惫又憔悴，妆化得乱七八糟。我们把酒喝了，没说几句话，她就和卫宁到另一间屋子睡觉去了。半夜，我突然被吓醒，一个人紧紧抱着我，低低地啜泣。是吴迪，她什么也没穿，大概是赤脚偷偷溜进来的。 “你怎么啦？”我扳着她脸问。她什么也不说，只是把脸深深地埋下去，紧紧拥抱我，哀恸地抽泣。 “出了什么事？告诉我，我能帮你什么？” 她只是哭，伤心痛苦地哭，难以自抑地哭，哭了很长时间，泪水湿遍了我的胸膛。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卫宁在另一间屋里叫： “吴迪，吴迪，过来。” 我搂住她，她推开我，下了床，拿枕巾擦干了脸上的泪，鼻子堵塞地说：“让我再好好看看你。” 她拧亮台灯，俯脸凝视我。她用手轻轻擦去我脸上的泪水，仔细地把我看了又看，凄楚一笑，关灭台灯。屋里又陷入一片黑暗，她走了。那最后一闪而逝的是张什么脸哟！那样姣好、美丽，又充满深深的绝望和惨淡。那天晚上，我们都感到了巨大危险的迫近和前所未有的恐惧。第二天晚上，我和方方从“丽华”饭店的一个房间刚出来，看到服务台前站着几个警察和饭店保卫人员。跑是没处跑了，我们只好硬着头皮迎着他们走过去。他们注视我们，我们注视他们。 “等等。”我见过两次的那个警官从背后叫住我们。我慢慢转过身去，方方悄悄按亮电梯呼唤板。一个年轻的警察飞快地向我们刚出来的那个房间跑去。警官走上前来：“你们先别走。” “有事吗？” “有事。”他冷冷地点点头，眼珠在我们脸上转来转去，“我们见过。”
那个年轻警察跑回来向警官报告：“房客说，刚罚走五千元。” 电梯降下来打开门，一群客人拥出。方方一拳打倒警官，转身跑进电梯，其他警察冲过来，按住电梯呼唤板，使电梯不能开走，用电警棍击倒方方，铐上他。我也被两个警察死死扭住胳膊戴拷，疼得脸都抽搐了。警官从地上爬起来，整整警帽，不动声色地说： “把他们带定。” 饭店大门厅里的客人和工作人员纷纷站住看我们。四个魁梧的警察分别夹着我和方方，从嗡嗡议论的人群中穿过。警车灯在门外闪转着，街上也围得人山人海地看热闹。我被推上警车，车里的一个警察踢了我膝盖一脚，喝令我低头蹲着。方方跟着被搡进来，蹲在我身后。又过了会儿，亚红和别的姑娘也被塞进来、车门关上，警车拉着警笛开走。
当天夜里，卫宁也在“燕都”被捕。我们分别被关在市局看守所的牢房，根本见不着面，只是在预审时看到预审员出示他们的口供，提到他们的名字。我知道这次不是偶然的兜抄行动，而是作为重大案件立案后，经过周密侦查进行的有步骤的破获，警方已经掌握了大量证据。我对所犯犯罪事实均供认不讳。两个月后，我被正式逮捕，案件移交人民检察院。又过了一个月，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我和方方作为犯罪集团主犯被控犯有敲诈勒索公私财物罪；以营利为目的，引诱、容留妇女卖淫罪；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罪，数罪并罚，各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全部个人所有财产。
卫宁和亚红作为犯罪集图从犯被控犯有敲诈勒索公私财物罪；以营利为目的引诱、容留妇女卖淫罪，分别处以十年和七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没收全部个人所有财产。在预审和起诉乃至最后判决的过程中，我始终没有听到吴迪的消息，似乎她不在我们一案中。我真有点纳闷，从警方掌握的大量证据和同案人的口供（包括我自己）看，她决无脱逃可能，我不懂警察为什么有意疏忽这一重要线索。后来到了劳改农场，遇到卫宁，才知道，警察没有抓到吴迪，晚了一步。那天我们走后，她反锁在屋里，用刀片切开了自己手腕的动脉血管，血流了一地，没有遗书。
下篇（一）一、片警没去看那堵墙
下 篇
一
我在劳改农场种了两年葡萄，成了劳动能手。第二年底得了重症肝炎。起初感到乏力、食欲不振，试表有点低热，没介意，以为是一般流感，抗抗就过去了。可一天早晨起来，变成黄蜡样，接着出现谵妄、狂躁等神经失常症状。管教干部立即将我送往公安医院，路上，我就昏迷了。医院的大夫给我静脉滴注了大量肾上腺皮质激素和强的松，制止了病情恶化。但由于我过去长期生活不规律，酗酒，肝功能损害严重，在治疗时又并发了严重的胃肠炎，病程迁延，转变为慢性肝炎。
我在医院住了半年，除了个别单项指数居高不下，一切阳性体症都慢慢消逝。考虑到我愈后不良，监狱农场条件也不适于隔离休养，继续劳改有可能再复发感染，导致生命危险。原审法院改判我监外执行，保外就医。狱方为我联系附亲居住。我已无直系亲属，几门远亲确实勉强。狱方征求我个人意见，我黯然说不要麻烦了，自己回家去住。入狱后，我父亲原单位还算不错，没有收回那套小单元，属我父母生前购置，不在没收之列的一些家具什物还封存在内。我在农场存下了一小笔钱，另外银行中我母亲名下尚有一小笔刚解除冻结的存款，这样，暂时我的生活还不成问题。
我到家的头几天，心情还算好，休息得也不错，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有点自由的感觉。屋里的奢侈品悉数入官了，桌椅床柜还齐全，只是屋子长期没人住，十分阴潮，好在天气也渐渐热了，每天可以开窗通气。我终日一个人在家，亲戚自然是没人了，朋友也别提了，唯一有时来看看我的，是那个年轻的管片民警。他倒是个好心眼的人，拿我也当半个朋友看，有时，我们还聊聊天，他要不怕传染，也抽两支我的烟。
“当年，我真叫你给蒙了。”他高兴了，也无话不谈，“你那孙子装得可够匀实的。”
“那会儿是装的，这会儿可是真闹个肝炎。”
“肝炎没事，好好养能好。你也是瞎他妈折腾，怎么搂不着钱，憋那份坏，媳妇也没了。你媳妇的事你知道了吧？”
“我媳妇？”
“就是跟你合伙蒙我的那个女的。真媳妇假媳妇我也不知道，叫吴什么来着？”
“……你当时在场？”
“我领着市局的人来的。明听见屋里有人嘻嘻哈哈说话，门锁着，叫不开，踹开锁进去，窗帘当时拉着，人就躺在这张床上，胳膊搭拉在床沿，手腕切的口子肉翻得象小孩嘴唇，脸扭向一边，似乎自己都不敢看。血已经流尽了，遍地殷红，走不进人，你想想，几千ＣＣ血喷出来是什么劲头。她是学生吧？”
我点头。
“可惜。市局人说，其实她不死没事。她是你们裹进去的，顶多劳教两年，辩好了，当庭释放也没准。想不开，害怕。岁数太小，挺好的小妞就这么完了。”
我没说话，递给片警一支烟。抽了会儿烟，我问：“你说当时屋里有人嘻嘻哈哈说话？”
“没人，她开着录音机，录音带上有人说话。这是障眼法，她考虑得还挺周全，看来是下了决心，这样的人救也救不活。”
“录音带，那录音带没收了吗？”
“好像没有，那是她的东西。本来她父亲来时，我叫他上这儿把闺女的东西认认，老头怕伤心，死活不来。也许还扔在这屋里哪个旮旯，那种老式的ＴＤＫ带子，红盒，上面有颗黑白相间的多棱宝石。你干吗？”
“随便问问。”
“你们俩是不是真好过那么一段？”片警问。
“没有。”
“噢，”他颌首吸烟，“算了，甭说这事了，过去就完了。”
我们又聊了会儿，天色已晚，片警起身告辞。我送他到门口，他突然停住脚对我没头没脑地说了句：
“她死后脸上泪水还没干呢。”
门哐地关上了，我单独隔绝在这几间阴潮昏暗、悄无声息的屋子内。我走进卧室，看看那张凌乱、空荡荡的床。房间内灯泡被窗外的风吹得摇曳，人影黑黢黢地放大在墙上，像是一个面目模糊、形体虚幻却紧紧相随的灵怪。我开始翻箱倒柜，直到不抱希望后，蓦地发现那盘印着颗宝石的录音带就在桌上一个显然的位置。我把录音带放进我的小收录机，按下去，一阵节奏铿锵的老式爵士乐响过后，出现了对话：
“现在由著名的吴迪小姐为大家演唱，吴小姐是从埃塞俄比亚回国，她在非洲很受人民爱戴……”
“我……我第一次见到你，你放风筝在蓝天。”
“吴小姐很激动……”
我蹲在楼角黑暗处，看到片警晃晃悠悠骑个车过来。他看见黑乎乎的一团，片腿下车，犹疑地走过来，走到跟前，认清了我，大声说：“你在这儿干嘛？这么晚了，想劫道呀？”
“你干吗去？回所还是回家？”我问他。
“回所，今晚我值班。”
“到我那儿去呆会儿。”
“出了什么事了？”他看我脸色。
“没事，想找个人聊聊。”
“嘿，你倒瘾大。那就去呆会儿吧。”
我领着片警到了我家，殷殷勤勤地招待他。片警问我：“你怎么不睡那屋床上，倒睡这屋地上？”
“地上宽绰，在圈里睡惯了，再者说，日本人不也全睡地上？”
片警被我逗乐了：“你那会儿睡地上跟日本人是一个意思吗？”
我笑嘻嘻地跟他说：“我告诉你件事，吴迪自杀，不是怕折，为什么我知道。”
“嘁，你又知道了。”
“你们全弄拧了。”
“我这人，宁吃白煮蛋，不听摆活蛋。”
“不是摆活。她呀，”我神秘地说，“是因为爱我无望。”
“嘿，瞧你那一脸光荣。”片警十分腻味地说，“合着你巴巴儿地把我请来，就为听你这些缺德事？她怎么死的，与我无关，我得值我那班去，你呢，留神她的鬼魂吧。黑更半夜起什么腻呀。”
片警拍屁股要走，我忙拉住他：“等会儿，还没说完呢，我发现我有个特异功能。”
片警停住脚，疑惑地看着我。
“我一放这盘带，”我举着那盘印有宝石的录音带，“就能让时光倒流，打破三维空间，再现两年前的情景，不信你听。”我把录音带放进录音机按响，“你瞧，瞧这堵墙，看透那屋了吧？瞧瞧，吴迪又躺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