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8日，是高考的第一天，我们决定去报案。当时，我们知道考生母女只给了程鹏1000元钱，他们约好第一场考试结束后再联系的。如果作弊成功、答案满意，再付后面的钱。所以，从理论上说，我们本应能够抓住程鹏的。但是报案是极不顺利的。到现在我都不明白寿光市公安和教育主管部门是怎么想的，要知道，我们是直接向寿光市公安局和教育部门的负责人报的案呀！
听说我们是《焦点访谈》的记者，当地领导的第一个反映不是怎么抓坏人和解决这件事，而是十分冷淡地回答我们：“寿光恐怕不会有这样的事。”在我们反复申明之下，主抓教育的副市长终于同意配合，但居然说：“我们只能在考场里配合你们看一看，要跟踪追查你们自己去跟好了！”好像抓高考作弊团伙是记者的职责！而公安局的副局长态度更奇怪，一直推三阻四，还笑嘻嘻地说：“需要我们怎样做你们就说好了，我们会尽量让你们满意的。”这是什么话！搞得我和老曲还有朱邦录一阵阵地糊涂，恍惚之间觉得自己变成了公安，而对面的人都是炸油条烙大饼煮茶叶蛋的。
后来有个城区派出所的所长来了，问我们什么事在这里吵，我就把作弊团伙的事情和他说了。所长大急，说：“哎呦，这是个案子呀！”当即被公安局某局长打断，该领导说：“去去去，你懂什么？”搞得所长瞪了半天眼没说出话来。
这种态度其实一直贯穿在当天的采访中，虽然朱邦录一直以老大哥的身份奉劝当地执法部门控制住考生一家人，以便考试后和程鹏取得联系，但这一切都没有实现。没有人去找考生的爹，也没人找考生的妈，考生口袋里的手机还是我们问出来的。寿光市的教育、公安等部门好像都特别不情愿这个作弊的考生被发现，因为这样就给寿光抹了黑。至于她是否参与作弊团伙的行动，是次要的事了。就这样，在失控的情况下，考生爸爸一个电话打给程鹏，把他痛斥了一番。于是，程鹏再一次消失了，并且至今搜寻未果。
第二部分：黑洞不相信眼泪矿难如麻
让我奇怪的是，这个女人遭受如此大的打击，没有一滴眼泪，整个采访过程中，她的叙述非常有条理。应该说采访他们的感觉是复杂的。那个叫龚文伦的矿工，说起工友的死，说起矿难，始终面带微笑。6月23日凌晨，他还曾下井往外抬过尸体，这样的经历他说起来也很平静。他说这样的事常有，在山西这些矿里，死人算不了什么大事。“他们不在乎，一点都不在乎”，说完他终于收起笑容，叹了一口气，“人活着有什么意思——”最后他问我：“我们来这就是为了赚钱，死了就死了，有什么意思？——真的没意思。”
2002年6月22日，山西省繁峙县义兴寨金矿发生爆炸，黑心矿主藏匿、非法焚烧了遇难矿工的遗体，6月29日，其中的三十七具遗体被警方找到。面对这样一起情节恶劣的特大矿难，新闻评论部审时度势，做了几期《焦点访谈》节目，并以最快的速度播出了。
第二部分：黑洞不相信眼泪黄金罪恶
黄剑
说来也奇怪，来《焦点访谈》的这一年多时间，似乎和矿山事故结下了不解之缘。光2002年一年就做了四期有关矿山安全的《访谈》节目，其中湖南小煤窑的两期，综述一期，广西南丹事故一期。正因为这样，组里的同志们戏称我是专做小煤窑生意的“黄老板”。
7月2日，制片人翟树杰派出了我和陈洁两位编导，以及张予北、孙国明两位摄像赶往山西省繁峙县，担任前方的采访记者。晚上9：00多，包括司机在内，我们五个人乘坐一辆富康车从北京出发了，五百多公里的盘山路，我们足足走了八个小时，直到第二天早晨5：30才到达事发地点——位于五台山脚下的繁峙县砂河镇。由于富康车的后座与前排距离很小，一路上我们只能保持着促膝谈心的姿势，大家开玩笑说是亲密无间了，一下车，双脚麻木得连路都走不动了。等我们找到宾馆，安顿下来，已经是早晨7：00多钟，简单地吃了点早餐，就立即投入了工作。尽管是一夜没睡，大家的斗志却都很高昂，我们临时请来的司机伟哥似乎也被感染了，硬是坚持要把我们分别送到采访地点后，再在车上睡一会儿。
按照分工，陈洁负责采访遇难者家属、发现尸体的公安干警和爆炸目击者，我负责采访国家安全生产管理局的官员、国务院联合调查组和繁峙县的地方领导。因为这件事情在我们到达之前，已经被各种媒体炒作得沸沸扬扬了，如果不能有新的东西呈现给观众，那么，采制这期节目的意义就会打折扣。可是，要在一天之内挖掘到新的内容，究竟有多大的可能呢？
说实话，我心里没底。
跟随国家安全生产管理局副局长王德学和山西省一位姓靳的副省长察看事故现场时，我发现有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神情紧张地站在一边，时不时地想跟领导们解释点什么，可领导们没有问他，他又不敢上前大声说。由此我判断，他可能是一位知情者，仔细一问，原来他就是繁峙县的县长王彦平。好家伙，正愁找不到他呢，没想到在这里碰上了，拿着话筒我就去采访他。于是，我们独家的内容出来了：在事故发生的当天，繁峙县没有派人到现场调查，第二天，县里的调查组既没有下矿井察看现场，也没有经过仔细核实，听信了矿方的一面之辞，向上级报告称事故中只有两人死亡、四人受伤，从而致使这一起特大矿难被隐瞒，遇难的矿工被毁尸灭迹。
另外一部分的独家内容是我们对繁峙县地质矿产局的采访。义兴寨矿区矿业秩序混乱，县地质矿产局作为当地的主管部门，不仅知情，而且多次下达停产整顿通知，甚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但是，由于县里的某些领导从中作梗，非法金矿越开越多，到事故发生时，一平方公里的范围内竟然有三十三家非法小矿同时在盗采黄金。这些非法小矿之间为了争夺矿产资源，事故经常发生，平时，矿主就是采取用三五万块钱打发死者家属的办法来瞒报事故。
拿到了这些独家内容，我们的心里才略感踏实。为了赶在7月4日播出节目，我们决定通过微波传送的办法把节目传回北京，但从繁峙县砂河镇到省会太原还有二百多公里的路程，这一路上，我们就把编辑机放在汽车的后座上，一边火速赶往太原，一边在车上工作。
7月4日下午3：30，节目传送完成。
下午5：00，家里通知我们，审片通过，当晚播出。
第二部分：黑洞不相信眼泪挣扎在生与死的边缘
陈洁
干，生活还有可能改善；不干，一家人只能固守穷困——这描绘的是每一个在各种小矿谋生的异乡人真实状况。这一印象得以凸现，是因为又发生了一起矿难。
一段时期以来事故频发，“矿难”两个字早已让大多数人觉得麻木，然而山西繁峙矿难的各种迹象表明，这不是一起普通的事故——下午我们接到领导紧急通知，派两路人马赶往繁峙，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出节目。当晚6：30，我们一行四人携带好相关资料挤上一辆小富康。原以为汽车比火车快，谁知车主伟哥虽然威猛，却奈何不得一路的盘山公路，到达繁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5：30。谁也没想到矿难还能拉动服务业，整个砂河镇宾馆爆满，我们找不到足够的房间，最后迫不得已，有生以来第一次和两位男士混居一室，好在只有两个小时。7：00，我们就开始各自捕捉采访对象。谁曾想，我遭遇到——
一 个“ 面 团”
我的任务是采访七名犯罪嫌疑人，拍摄抛尸现场，寻找知情人。按时间计算，如果当晚播出，我们最迟应该在12：00拍完所有内容，然后赶三个小时的路到太原传送，并在路上完成初剪。能否顺利完成任务，就看采访接洽是否成功。
不幸的是，我碰上了一个“面团”。他是山西省公安厅的某领导，对于我的采访要求，他既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只是让我反复地听他“介绍情况”——在这个过程中，他时而让秘书核实这个细节，一会儿让那个来旁听，通过我一再地摆事实讲道理，他终于同意我去找办案民警。可我们刚刚出发，他又打电话让手下人把我们再次“礼让”到宾馆。时间这时已经指向10：00，不算联络沟通，我和这“面团”已经白白耗了一个小时，他居然还要商量！？我冲进他房间时，“面团”依然一团和气，满脸微笑，现实提醒我，必须像老记者那样狐假虎威——我扯起一面“大旗”，胡乱挥舞一番，这回“面团”终于明白表示：“犯罪嫌疑人最好不采访，以免打草惊蛇，影响其他嫌疑人的抓捕工作”、“目击者和幸存者我们做了笔录后，现在已经分散回家了，不容易找。”（事实证明这是假话，我们后来通过其他渠道联络的知情人其实都被当地警方集中安排住在一处，楼下还有声称保障知情人安全的警察看守）、“某副省长建议抛尸现场最好不要再过多报道了”……
不知是不是“大旗”的作用，经过短暂商量，我们最后终于达成共识：让忻州市公安局局长介绍案情；抛尸现场一定要拍。而对犯罪嫌疑人的采访，由于“面团”顽强抵抗，我决定暂时放弃，有时间再另辟蹊径突破。转来转去跑了两个现场，顺手还采到了个目击者，完成采访任务回到宾馆已是下午1：30，当天播出眼看不行了，“面团”白白耽误了我一个多小时，教训证明：以后遇到这样的人要速断速决。
逝 者 如 斯 夫
既然第二天播出，深度必须加强。安监局主持工作的司长告诉我们，短期不会有阶段性进展。和“家”里沟通后，确定把县里的监管不力作为调查焦点。我的任务是找到家属、幸存者、目击者和矿上工人，调查事故发生后的情景和普遍存在的监管不力的情况。
通过最早的举报人邱洪刚，我们找到了这些人。虽然当地警方严守楼梯口，最终架不住内外交困，我们还是采访到了五位关键人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伍贤明。她的丈夫在事故中遇难，当时她就在井边。下午1：00她看见井口冒烟，工人要上来，工头说谁上来就把谁踢下去，果然没有工人上井，所有的人继续提石料。到下午3：00，燃烧的编织袋引燃了井下储藏的炸药（按规定，井下是不能储存炸药的），一声巨响，碎石四溅。伍贤明说：那时她就知道全完了，井下全完了。刚开始，还上来几个活的，都是管事的。后来抬上来八具尸体，负责抢救的人就不让抬了。他们封闭了井口。（警方从找到的遇难者遗体分析，他们身体没有明显伤痕，有可能是后来窒息而死，是否是封闭井口造成了他们的死亡还有待进一步的调查）。下午4：00，警车、救护车都来了，可井下的矿工并没能得到他们的救助，众多官员只是草草地听了矿主的汇报就匆匆离开了。官员走后，像伍贤明这样的知情人都被矿主骗到隐蔽的旅馆隔离起来，以此封锁消息，这一瞒就是一个星期。
让我奇怪的是，这个女人遭受如此大的打击，却没有一滴泪，整个采访过程中，她的叙述非常有条理。应该说采访他们的感觉是复杂的。那个叫龚文伦的矿工，说起工友的死，说起矿难，始终面带微笑。6月23日凌晨，他还曾下井往外抬过尸体，这样的经历他说起来也很平静。他说这样的事常有，在山西这些矿里，死人算不了什么大事。“他们不在乎，一点都不在乎”，说完他终于收起笑容，叹了一口气，“人活着有什么意思——”最后他问我：“我们来这就是为了赚钱，死了就死了，有什么意思？——真的没意思。”听说，那四具被焚烧的尸体，是家属拿到了钱，觉得尸体不好带走，让工头们烧的。如果真是这样，尽管我能理解家属这样选择的原因，但心底还是禁不住生寒。难道贫困真的会把亲情都腐蚀殆尽？
在几次矿难的采访中，家属和我们说的最多的是赔偿金的数目——钱少了，他主动要求记者采访；钱数满意了，他远远地看见记者就摆手。到现场的这些家属，大多带着家乡的能人来谈判，事故的处理因此变得冷漠而程序化。从他们身上，我很难看到“人命关天”的影子，可面对他们的贫困，我又觉得无话可说。
第二部分：黑洞不相信眼泪生与死的距离只有一百三十米
张天贺
海拔负一百三十米，这是我曾经到过的地下最深处。
罐笼有节奏地坠落，镜头里的蓝色洞口闪动着刺眼的寒光，井下的空气越来越潮湿、冰冷，我想三十七名死难矿工在那一天一定也感受过同样的潮湿冰冷。可我并不觉得这趟下井有多恐怖，因为我知道对于我来说这不过是一次体验而已。就像三年前在同样的夏天，我和栗严进入闷热潮湿的南丹透水矿井时一样，心里清楚很快就可以出去，因为我们只是来采访的，这样的机会只有一次。
而死去的矿工们呢？他们年复一年，无数次地上上下下，有谁会想到那一天，自己是在一步一步走近死神吗？
山西省繁峙县义兴寨金矿0号脉矿区是个不大的小山沟，但是最多时却有一万多名矿工挤住在这里。小山沟相当繁荣，从事故发生后被拆除的工棚窑洞来看，这里的设施相当齐全，有饭店、加油站、卫生所，还有好几个路边洗头房哩。反正镇里有什么，这里就有什么。
田正兵是个老实巴交的小伙子，像那种地方他可不敢去。2002年6月时，他和哥哥田正尧当上矿工还不到两个月。他们哥俩儿是陕西岚皋县的农民，听亲戚说矿上的钱好赚，就相跟着来了。果然，掏矿一个月下来七八百元的收入让正兵觉得很满足。虽然比不上有些老工人一千大几的收入，但比起在家种地来，不知道要好上多少呢。正兵结婚才一年，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