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仪。对于台湾固有的民间信仰，则采取寺庙整理、撤废等措施，只允许保留少量庙宇，其余的神像集中焚毁，美其名曰“诸神升天”。虽在长谷川清总督时期对此项政策略有放松，但经过了这次所谓整理，台湾的寺庙斋堂数目减少了约1/3。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统治末期台湾史论集》，允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03，第41、44页。祖先崇拜蕴藏着台湾人民对祖先神灵的敬畏和对祖国故地的怀念之情，日本人也曾将其作为善良风俗予以褒扬，但在皇民化运动中，却斥之为不利于以“天皇为中心之大家”的迷信活动，“妨碍了皇民炼成”而遭取缔。此外，台湾人原有的汉民族风俗如传统节日的春节、中元节，及婚冠丧祭习俗，被斥为“弊风”，要予“打破”。家庭中则要使用日本式的风吕（澡盆）、便所、榻榻米，妇女穿日本和服，等等。
日本殖民者还在台湾实施改姓名运动，于1940年2月11日宣布“恩准”台湾人改用日本式姓名。早在“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台湾总督府就曾策划允许部分台湾人改换日本式姓名，条件是该人家须为国语常用家庭，且在思想、宗教和习惯上都内地化（即日本化）了的。对于这次的改姓名运动，总督府总务长官森冈二郎称：“本岛土地已是帝国完全的领土，作为本岛人也必须在实质上和形式上都与内地人毫无相异之处。”“亦即在精神上形式上都与内地人一样才称得上完全的日本人化。”近藤正己：《创氏改名研究之探讨与改姓名》，《日据时期台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历史系，台北，1993，第240页。
台湾的改姓名运动实行的是所谓的“许可制”，开列的条件是：①国语常用家庭；②具有努力涵养皇国民之资质的深厚意念，且富于公共之精神。表面上由人民自行申报，然后经知事厅长许可，但实际上是强迫执行的。日本人除了陆续刊行有关更改姓名的煽动性书刊外，还设立更改姓名推行会，由警察胁迫改换姓名。据旗山吴氏的回忆，1942年正月，他突然接到一名宪兵的盘查，责问为什么不改姓名。一个月后，便接到被军队征为军夫的通知，送到马来西亚前线去了。富泽繁：《台湾终战秘史》，いずみ出版株式会社，东京，1984，第45页。1941年改换姓名者有71785人，1942年约为10万人。种村保三郎：《台湾小史》，东都书籍株式会社，台北，昭和20，第428页。
日常生活的日本化，在皇民化运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日本殖民者企图使台湾人民“通过日常生活的充分日本化，来首先体会日本人的心境，然后在不知不觉中感受皇民意识，并达到这一境界”。白井朝吉：《台湾皇民化之诸问题》，《台湾时报》昭和15年1月号。
第三，强制推行皇民化思想教育。
学校教育历来是日本殖民者实施皇民思想灌输及同化宣传的骨干。“七七事变”前，台湾学校教育除了普通技能和日本式修身教育之外，最大目的正如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所说的：“不过为普及国语的起见而已”。皇民化运动时期，在1941年初等教育的国民学校教育原则是“以皇国之道为准绳”，“进行国民基础锻炼”；至于中等教育目标是“锻炼中坚有为的皇国国民”，高等教育则是“以修炼皇国之道为准绳，锻炼国家有用的人材”，师范教育则是“以修炼皇国之道为主旨，体会皇国使命，培养不辱皇国国民资格的人物”。1943年起，台湾实施义务教育制度。而所有这些“教育制度的扩充，特别是义务教育的施行，目的是以教育的彻底来促进本岛人的皇民化”。盐见俊二：《台湾统治方式与印度尼西亚统治方式》，《台湾时报》昭和18年11月号。
此外，日本殖民者还加强社会教育设施。在各类日语讲习所，除了教授日语外，还向学员灌输日本皇民精神，宣扬总督政令，学唱军国主义歌曲。各地普遍成立部落振兴会，设置部落集会所，开展各种活动，如祝祭日参拜神社，对日本国旗的崇敬，学用日语，奉斋神宫大麻，完纳税收，宣讲时事等等。
第七部分皇民化运动（4）
青年是社会生活的主干，训练青年是日本殖民者推行皇民化运动的重心之一。广大青少年被纳入青少年团组织，施以训练，宣扬所谓的日本精神、国体明征、大义名分等。为了培养各地青年中坚，1940年7月成立了勤行报国青年队，将各地青年集中进行3个月的兵营式训练。为配合日本帝国主义的南进政策，设立了拓南工业战士训练所、拓南农业战士训练所、海洋训练所等，“推动培养活跃于华南、东南亚地区的干部”。防卫研修所：《有关台湾问题的基础研究》（其一），《研究资料》第41号，东京，1965，第89页。
同时，日本殖民者也不放松对原住民的皇民化思想灌输，他们进一步强化头目势力者会、家长会、妇女会、男女青年团的活动。初步统计，1937年有日语讲习所176处，学生15985人，日语普及会21个，会员618人，头目势力者会86个，会员980人，家长会351个，会员23612人，妇女会84个，会员4276人，男女青年团372个，团员14175人，几乎囊括了原住民青壮年中坚人物和部落中的名望人士。日本殖民者还招集全岛原住民青年骨干举行碰头会，宣讲时局，挑唆对中国的敌视心理。岛田昌势：《台湾国精运动的新开展》，《台湾时报》昭和14年9月号。
第四，强迫台湾人民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服务。
“奉仕”（日语服务、效力之意）是皇民化运动期间台湾最流行的字眼，它迫使台湾人从事无报酬的低级繁重的劳动。皇民奉公会时期，“奉仕”更是被摆在了主要的位置，日本人宣称：“皇民奉公运动不光是口头上说臣道实践，而是挺身于实际在遂行臣道实践。”《台湾年鉴》昭和17，第178页。要求台湾人民以实际行动体现皇民思想，并证明自己正走在皇民化道路上。显然，这是日本殖民者为无偿使用台湾劳动力而耍的花招，也是强制皇民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于是，形形色色的“挺身队”、“奉公队”纷纷出笼，学生要参加“热汗奉公”劳动，工矿企业组织各种产业奉公团，大幅度增加劳动强度，廉价榨取台湾工人的劳动成果，商业界则成立商业奉公团，配合战时经济统制政策，稳定市场。1944年，进一步提出“全岛无一人不为圣战而劳动”的口号。
为了支撑战争机器的运转，日本殖民者还通过迫售金银、发行公债和强迫储蓄来搜括台湾人民的财富，这一切都是在皇民奉公的旗帜下冠冕堂皇地进行的。1937年开始的“金报国运动”，强迫人民出售金、银、铜、铁、锡等，以家庭主妇为中心，由台湾银行牵头，通过储蓄组合、信用组合、保甲部落团体，挨门逐户推行，到1939年3月，金额达5000万元。太平洋战争前夕，在金献纳的名义下，台湾人民被迫交出的金品价值180余万元，在日本帝国内仅次于东京、大阪而居第三位。1941年12月至1943年1月间，更高达500万元。随着战争的扩大并陷入胶着状态，台湾总督府大力宣传国家总力战，强调经济战的重要性，要求台湾人民将手中资金投入储蓄，展开所谓的“储蓄报国”运动，其金额为1938年5000万元，1939年15000万元，1940年2亿元，1941年23000万元，1942年36000万元，1943年仍达到3亿元。1937～1942年还发行国债及债券87609505元，台湾人民的军事费，1937年为600万元，到1944年高达15000万元，增长了24倍。参阅陈小冲《1937～1945年台湾皇民化运动述论》，《台湾研究十年》，厦门大学出版社，厦门，1990。
日本殖民者还将支援战争作为皇民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以实现征兵制为皇民化的追求目标之一，把台湾青年送上前线，来填补其日益枯竭的人力资源。早在1937年，日本殖民者就将台湾人征为军夫到军队充当杂役，此外还有通译，主要派遣地是大陆的华中、华南及东南亚。1943年，台湾实施陆海军特别志愿兵制度，海军志愿兵第一回募集约有316097人申请，陆军第二回志愿兵募集约有601147人应募。至陆海军特别志愿兵制取消，计有约16500人服役。征兵制在1945年4月实施，殖民地军事动员达到了高潮。日本人将台湾青年送到训练所日夜苦练，然后派到南洋各地，甚至派到大陆地区，使之与自己的同胞自相残杀。据战后日本厚生省的统计，台湾出身军人数为80433名，军属（含军夫）126750名，合计207183名，其中死亡30304名。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统治末期台湾史论集》，允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03，第141页。
第七部分抵制与伤痕（1）
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实施的所谓皇民化运动，是一场对殖民地人民的空前的强制同化运动，同时也是对殖民地人民的战争动员。这一运动以斩断中华文化脐带、灌输日本皇国精神为核心，企图将中华民族一分子的台湾汉族及原住民强制同化为日本皇民，塑造一批在日本统治者面前俯首帖耳的畸形的日本人，并借战争之机驱使台湾人民、搜刮台湾富源。
社会学家沃夫·林顿（Ralph Linton）指出：“一个社会的文化是其成员的生活方式，是他们的习得、共享、并代代相传的观念和习惯的总汇。”〔英〕哈拉兰博斯：《社会学》，中文摘译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上海，1986，第3页。在很大程度上，文化规定了特定社会成员的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指导他们的行动，限定了他们的人生观。台湾汉族文化是大陆文化的延伸，几百年来，大陆移民在垦拓荒原的同时，就将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带到了台湾，并代代相传。日本殖民者企图在短期内改变他们的文化，既违背了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又遭到了台湾人民的抵制，是很难得逞的。
强制推行日语，在一开始就遭到台湾士绅的反对，他们以台湾地理上与华南、南洋相邻为由，主张“（日本）南进目的地为华南及南洋，均为与台人同族同用汉文之闽粤人接触，为遂行国策，应充分授台人以汉文”。潘公昭等：《今日的台湾》，中国科学仪器公司，上海，1948，第245页。日本殖民者不予采纳。在乡间，传播传统汉学的书房仍顽强生存，直到1943年才被总督府强行禁止。台湾人在一些公务场合要说日语，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以说台湾话为主。所谓国语家庭的认定，据不完全统计，1937～1943年间台北州共有3448户的国语家庭，只占总户数的13％。台北是台湾的首善之地，台北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在日本殖民者强力推进的国语讲习所，人们在学日语之后，还有人利用配备的收音机收听祖国的广播，并且此类国语讲习所的绩效如何，亦颇值质疑。有报道称，一个少年在写给台北州知事的信中就说了他的母亲在国语讲习所学了一年的日语，却连一句日语都不懂。虽然日本人统计中懂日语者为数不少，但这一统计数字同样有问题，我们知道，按照日本人的口径，只要一个人在国语讲习所里学了一天的日语，不管他后来是不是坚持下去了，都算是“解国语者”了。周婉窈，上揭书，第50页。因此，官方的数字不能准确的说明情况。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些例子，如就在日本人声称日语普及率高达60％～70％的日据末期，所谓皇民奉公会演剧挺身队在全岛演出皇民剧的时候，很多地方就不得不用台湾话进行表演，因为用日语观众听不懂。1944年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召开大会，最初用日语进行，却因会议参与者不通日语而造成极大困难。村上嘉英：《旧殖民地台湾语言政策的一个考察》，《天理大学学报》第36卷第2号。
改姓名运动在台湾的推行则遇到了更大的障碍，首先，日本殖民者曾经对台湾人改姓名规定了以下几条禁止项：①历代的御讳御名；②历史上著名人物之姓；③与原来之姓有关之中国地名；④其他不当之姓名。周婉窈，上揭书，第56页。这里的第三项明显是日本殖民当局的预防措施。由于日语与汉字的特殊联系，万一台湾人将姓名取成祖国色彩浓厚的字眼，岂非大大有违日本人皇民化运动改姓名的本意。但是，不少的台湾人还是不顾这一禁令，姓陈的改成颍川，姓黄的改为江夏，所在多有。还有的如姓黄的改作共田，姓林的改作小林，等等，虽不一定有明显的民族色彩，但其与中国人旧姓名之间的藕断丝连的关系还是看得出来的。台湾人对改姓名似乎并不怎么热心，1940年2月允许台湾人改姓名后，到了4月才有12户改了姓名，到了1941年底，台湾改姓名者只占总户数的1％，按人口计则为12％。1944年后，随着条件的放宽，改姓名者增多了，但有人估计不会超过人口数的7％以上。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统治末期台湾史论集》，允晨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北，2003，第58页。难怪当时报纸说台湾改姓名者“意外之少”，再以台湾与同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相比较，1943年11月台湾改姓名累计数字为，户数占总户口数的169％，人口占总人口的206％，朝鲜却占了总户数的83％，差距之大，令人讶异。近藤正己：《创氏改名研究之探讨与改姓名》，《日据时期台湾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历史系，台北，1993，第243页。此外，一些民族意识强烈的人，对于改姓名则是进行了抵制，譬如林献堂，尽管遇到很大的压力，也不愿意改姓名。
第七部分抵制与伤痕（2）
宗教的改革方案也遭到了台湾人民的抵制，如所谓的诸神升天、奉祭神宫大麻、参拜神社等，不仅参与者少，就是表面上依照执行，背地里是不是真的皈依还很难说。台湾总督府对原有宗教的废止和诸神升天运动，后来鉴于民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