旨意，等于拍马屁，不得人心，人格荡然无存。
我是个急性人，平时就是“倔”字当家，“实”字为人，自然话一出口就不会模棱两可。我说我说两句，吴乡长示意我发言，会场更是鸦雀无声了，都想听听我要说什么。
我说，这农场办还是不办，我说的不算数。我接着问吴乡长，如果是劳动改造，我天天参加，不迟到也不早退。要是为了大家谋利益，秋后分大米，我不参加任何劳动，大米我一个粒也不要！请吴乡长告诉我！
话音未落，吴乡长的脸色就很难看了。等我发言结束了，气得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这样，沉默了一两分钟，也没有第三者为他打圆场，包括党委委员以上的同志。等吴乡长的气憋足了，再也憋不下去了，终于恶狠狠地道出两个字，“散会！”
大概他头一次碰钉子，而且很疼痛，甚至痛定仍然思痛。不久，就传出来农场解体的消息。
吴乡长不走运，倒不是因为我给他当头一棒。“代理”两个字犹如长在他脸上的恶疮，怎么治也治不掉。就在他期盼不治自愈的时候，“代理”两个字终于没了，恢复了原状——仍旧是副乡长。
他做半年代乡长后，上级派来了新的乡长，吴乡长退居二线，成了调研员。
接替他的乡长姓赵叫赵国林，对吴乡长高看一眼重视十分。在宣布吴乡长退居二线的机关大会上，赵乡长十分郑重又十分虔诚地表示：
“……吴乡长出行优先用车，其他领导，包括我用车在其后考虑……”
这就是说，假如赵乡长是皇帝，那么吴乡长就是太上皇，可见赵乡长是多么的谦虚。这句潜台词不难理解，大家都心领神会。不过，吴乡长确实有自知之明，退居二线后，从来没有用过乡里的车。赵乡长也有“自知之明”，吴乡长能用他的车吗？就好比吴乡长能坐赵乡长办公室的椅子吗？尽管你真诚地让他去坐。
吴乡长退居二线后，还是一派军人风范，每天里都是按部就班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什么职责？一个一般机关干部的“职责”：遵守工作时间啦、和领导保持一致性啦、开会准时到场啦、学习积极参加啦……有时也去完成领导交给他的临时性的工作，比如：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
农村有个习惯，大概是尽人皆知的吧（其实除军队以外都如此）。那就是，不管是正乡长还是副乡长，一律称乡长；不管是正记还是副记一律称记，以此类推约定俗成。再就是即使你退休了，别人对你的称呼依然是你感到最得意的那种。按此惯例，“吴副乡长”是从来没有人这样称呼他的，而叫他吴乡长。这很重要，否则就是对他的不恭，甚或有贬低人家的味道。
称呼是极其重要的，赵乡长就把第四次人口普查的重要工作，交给了重要人物吴乡长。
吴乡长授命于天，身体力行，既挂帅又出征。在全乡动员大会上，吴乡长慷慨激昂，表示一定要夺取这项具有深刻历史意义战斗的胜利！然后就是各村各单位，以及乡里负责这项工作个小组头头的表态。大家表态的开场白清一色的“在吴乡长的领导下”如何如何，一个小时就可已结束的会议，活生生地开了半天。此时此刻高涨的热情、高潮迭起的热烈，比起当年办农场时的叫板，行成强烈的对比，造成极大的反差。吴乡长春风得意又胸有成竹，他笑津津地坐在主席台的正座上，悠闲地吐着一股股浓烈的烟圈，神情尽情的舒展，“丢官”后的失落倏然间找回了平衡，我从来没有看见他如此的惬意。
乡里的这项工作由吴乡长牵头挂帅，并成立一个人口普查领导机构，下设一个专门办公室。我在办公室负责宣传报道工作，另外还有两名机关干部负责技术指导。技术指导，有个专用官衔，叫“普查指导员”，全国统一的称号。
我的工作就是宣传人口普查的意义目的，程序法规等等，要做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段时间，我经常深入到各村检查宣传工作，掌握掌握写了多少条标语，出了几期板报，开了多少次座谈会……由于各个阶段工作的内容不同，所以宣传的重点和方式也不同。我清楚，这项工作马虎不得，该走的“形式”必须走好，否则，一环扣不严，整个链条就脱节了，影响全局，乃至全国的普查质量。再说了，乡里所以抽调我搞宣传，还是吴乡长的钦点。他为什么用我？绝不是他的大度，是他怕用人不当砸了他的台面。
为了搞好这次人口普查，整套班子人马10多个人，都是吴乡长筛选钦定的。自从他退居二线后，这次是他做的惟一一个实质性的工作。他要干好它，证明自己宝刀不老。
赵乡长心里也清楚，只有吴乡长才能实施这个浩大的工程。因为他曾经是这里的最高权力人，人刚走茶还热，下属绝不会那么无情无义。相反，会大大地支持他，来证明他们该有多么的有情有义多么的仗义。
那么，结果如何呢？
4 如毛的上司（焦头烂额）（6）
4如毛的上司（焦头烂额）（6）
万事俱备，舆论先行。全乡的宣传工作在全县有声有色，吴乡长得意他自己用人有方。“技术指导”这块令他焦头烂额，常常出现严重的技术错误，那可是要命的，弄不好所有的程序都得推翻重来，影响全局、大局，前功尽弃。忽然间，吴乡长就好像掉进万丈深渊，惶惶不可终日。怎么向赵乡长交代？怎么向县里交代？那可是有责任状的！他清楚，推倒重来可不是你一个乡的问题，甚至涉及到全沈阳市，或更大的范围。因为人口普查是有时间界定的，时间出了问题，全国的人口普查还会准确吗？倏然间，吴乡长感到头重脚轻，自觉得自己有点大意失荆州，忧心忡忡。于是乎，他“要挥泪斩马谡”，从来不会骂人的人，骂起人来比谁都厉害。
两名负责技术指导的普查指导员，一个是乡政府企业办的会计赵玉田，一个是乡政府的统计李志民，都是他钦点的。论能力论水平，干相对比帐目要简单得多的普查，那还有什么说道吗？是的，不然吴乡长哪能选定他俩？可偏偏县里的工作组一来检查，技术问题被抓住一大堆。吴乡长的牛皮白跟人家吹了，想露脸却现了眼，火得嘴上满是泡。
一天，赵李二位正在给各村的指导员讲具体的技术操作课，吴乡长亲自与会旁坐静听。他突然发现了某个问题讲错了，而讲课人自己还没有发现讲错了，更谈不上纠正了。吴乡长火了：
“妈啦个b的，瞎讲啥！对吗？”
吴乡长脸都气白了，烟斗把桌子敲得山响，讲课的听课的不无愕然。谁也没想到，“下台”的吴乡长竟然会发这么大的火。
赵乡长听说吴乡长骂人了，还有“妈啦个b的”那句脏话，他暗自发笑。笑什么？也是“用人得当”。别看赵乡长来的时间不长，但对吴乡长的为人做事脾气秉性却了如指掌。吴乡长是个特别要强的人，性子也急，是个干工作不干则已，干就干个明白的人。他对吴乡长骂人给予极大的支持。
那么，吴乡长的火发的对不对？反正我赞成！
乡村两级干部中的许多人神经麻木，敷衍塞责惯了，分不清轻重缓急，实则是缺乏政治敏锐性。农民把这种糊涂人形象地说成是——打铁的烤糊卵子，看不出火色来。人口普查是个政策性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也竟敢稀里糊涂地应付，就得有“振聋发聩”的举措，才能使其清醒！
历时半年多的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结束了，罗家房乡获得新民县和沈阳市的嘉奖，我们乡乡村两级共30多人获奖，吴乡长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为了纪念这次人口普查工作的圆满成功，新民县专门编辑出版了一个集子，记录着许许多多人在人口普查中的感人事迹，罗家房一个乡就占了7篇，名列前茅。在这7篇事迹中我没有写吴乡长，原因并不复杂。我认为，作为领导和政府的工作人员，这么干工作是你的本职本分，否则你还称职吗？而山西孟家村的朱晓燕才配榜上有名。在人口普查中，她唯一的一个儿子不幸溺水身亡。在撕心裂肺中，她继续她的工作，没有丢掉任何一节“链条”，使全乡整个普查程序一环扣一环，正常地运转。这才叫非凡，才叫迹，才叫典范。我写她，吴乡长会计较吗？
从此之后，吴乡长由二线退到了“后线”，以人口普查的“点球致胜”来谢幕，他正式退休了。2004年9月9日的老人节，乡政府把所有退休的老同志请回“家”做客，见到了吴乡长，我们分别已有8年了。我们不约而同地紧握着对方的手，很是感慨。他拉着我坐在他的身边，把乡里为我们准备的香烟推到我的眼前，又给我拿水果……我们没有谈往事，话题也只是关注对方的健康与生活。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还有重复的必要吗？我很耿直，当年得罪了吴乡长。吴乡长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也不是完人，对我曾经的耿耿于怀我理解。他对我的报复我记得，但我不会计较了。
“农场风波”过后不久，我有一个从事业编制转为行政编制的好机会，被吴乡长一票“点球出局”了。对天发誓，当时我没有一点的怨恨怨言，是我“咎由自取”。因为这个我没如愿，但我不后悔，做人就要有个性，那是立人之本。俗话说，“有仇不报非君子”，以此衡量，吴乡长报复我也是君子，他也取得做过许多“君子”的政绩。
他退休了，家还在罗家房，但他从来不去乡政府的大院走走，除非开工资的时候。他回家后，和他同朝称臣的“老领导”也相继调动了，新任的领导根本不认识他。但是，吴乡长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口碑很好，说他是个办实事的领导。
罗家房原来是个种高粱玉米的旱田区，现在是沈阳市第一水田大乡，辽宁省名列第二。旱改水，经济效益大增，吃大米改变了这里上千年的饮食历史。人们不会忘记，吴乡长在旱改水的进程中，他的足迹遍布全乡21个行政村，12万亩土地，水田从无到有，他功不可没。所以，吴乡长除了“吴大烟袋”的雅号外，还有一个昵称——老吴头。
80年代初，在社会上崇尚知识的热潮中，也悄悄地漂浮起“文凭热”。老吴头所以没有摘掉“代理”的帽子，其中的一个原因与文凭不无关系，起码是领导不提拔他的一个有力的借口。
吴维新当代理乡长的时候，是因为冯记被免职了，群龙无首。那么，当时的乡长在干什么？他又是谁？他在乡里，为什么还要吴维新来代理？
他出车祸了……
4 如毛的上司（金凯事件）（7）
4如毛的上司（金凯事件）（7）
他就是正乡长，张永信。
张永信和冯记几乎是同时来到罗家房乡的，他很年轻，个头与肤色和冯记一摸一样。冯记走后，张永信任党委记，没有几天就出车祸了。这个昙花一现的一把手虽然年轻，但不能算有作为，或者没等他有作为，他就出了车祸。
80年代的乡政府没有工作车，大小领导和同志们下乡都是骑自行车，像郭记那样的“农会干部”，干脆安步当车。冯记到任不久，领导的交通工具有了质的飞跃，人力的变成了机械的，乡里有了一辆摩托，幸福牌的，绿色车体。那时候会骑摩托的也没有几个人，张记也是新学的。一次，他带我去下乡，就险些撞到树上。没有几天，他与一台小托在李家村道口相撞了，颅骨塌陷，生命垂危。
就在他大难不死的时候，冯记走了，由他继任。县里考虑他的病情和身体状况，被调到司法局任副局长。
他和我的感情不错，说起来我们算是校友，是他主动和我说的，不然我怎么会知道。
1961年我考上了新民高中，他也考上了这个学校，这不是校友吗？那我怎么不认识他？我问他是怎么回事，才知道原来如此。
那时的新民高中既有高中班又有初中班，他是初中班的新生，我当然不认识他了，我和他不在一个学区。他所以提起校友这件事，是想找到他当年真正的同窗学友邹和昌、赵文泉两个人。这两个人和我都是一个村的，1961年我们是一起去新民高中报道的，能不熟悉吗，张记他们很快就接头了。
我和张记的感情不错，实际就是我对他的印象不错，一个领导能想着他的同学很不容易了，何况他们都没有他“出类拔萃”啊。
他住院的时候，很多人都去看望他，也包括我。九死一生，见到谁他都泪眼汪汪地感慨。我去看他没有花一分钱，也没有鲜花和其他什么礼物送给他，但我们的手握得很紧，久久不愿分开。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种交情，我们同时是一对情侣的介绍人，我是男方的，他是女方的。这期间，他对我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是认定“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交友之道，气味相投何必用金钱做交易？此外，从我内心的原则出发，我最讨厌给领导送礼，甚至“嫉恶如仇”。
刚刚开始搞责任制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令我十分作呕的事情，至今难以从我的记忆中抹去。有一次，冯记、张记、还有我，一起去新安堡村（那时叫大队）搞调查。回来的时候，大队的记弄来好多鲤鱼，分成两份，当着我的面，分别送给冯记和张记各一份……
是的，他们是领导，我是一般同志，我不会理会等级与“待遇”的区别，习惯了。但我觉得很是尴尬，势力眼怎么会这样肆无忌惮？如此公开交易，行为如此龌龊，实在是令人作呕！
那个记姓王，和我是小学的同学同桌，却没有一点同学的情感。在公社，我们是一个单位的“临时工”，都在农科站，却没有“同志最知心”的友情。王记是在精简的时候被精简了，回家务农。后来靠“关系”做了记，再后来又回到了农科站，最后，农科站解体了，他的官运也烟消灰飞，靠送礼却把自己送回了家。
人啊人，为什么总钟情于这一种套路于世？换一种活法，难道就是绝路吗？人活着是要有所依靠，当成拐杖也好，但迟早是要扔掉的。拄一辈子拐杖，你能走多远？
是的，拐杖也是形形色色，钱财可以买来拐杖，通过送礼买到的，然而这种拐杖能用几时啊，还得靠自己走路，走人生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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