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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记上台伊始，首先遇到的就是这类“祸端”，弄得他食不甘胃，夜不安寝。那时我做办公室主任工作，负责信访，党委那边还有秘配合，处处为他排忧解难。日常的信访来访，我们对来访者进行苦口婆心地说服教育，调查研究，以事实为依据，以有关文件精神、政策、条例为准绳，进行处理，信访工作开展得很正常，上访的群众对处理的结果很满意。但对于重大的问题，则由我们及时地交与领导表态处理。我所接触到的最为重大的信访案，就是曹家村集体越级进京上访了，引起新民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因为省市也给新民市加了压力。
上访者共四人，提出不用调查就能解决的13条“上访理由”。经过我与秘碰头后，决定向王记汇报请示如何操作，以期解决。王记对此大为震惊，并责成乡长牵头调查处理。
有关情况清楚后，又经过几个反复，党委会在王记的主持下，给“被告”定了处理意见。我们调查组对这个意见觉得偏轻，不足以平息“民愤”，尤其是用党纪衡量是难以说得过去的。然而，王记一意孤行，独断专行，容不得不同意见，拍板断定了。结果不出所料，集体上访再次发生，惹了大麻烦。
又经过一番“研究”，王记表态了：
“他们不就是想把记和会计干掉吗？干脆把他俩换个地方算了，上访的也就心平气和了……”
这一次，我和秘反复提醒王记，问题不那么简单。但是，王记依然固执己见，党委会又做出了新的决定：
调换记职务，到乡政府农机管理站上班；撤掉会计职务，到乡农经站当会计。
党委的决定怎么也得向上访人做个交待吧？这可倒好，“平息叛乱”的新决定，成了“发动暴乱”的动员令了。群众指着王记的鼻子怒不可遏：“你真会处理啊，把有贪污腐败问题的村干部，处理道你们乡政府去了！”
就这样，更大的麻烦来了。
王记见势头不对，但悔之晚矣。这个案子最后只好交由新民市监察局来处理了。
他们调查的结果与我们的如出一辙，脱裤子放屁——多费了二遍事。这就是王记领导下的党委政府的工作效率与执政能力。
根据有关规定，监察局处理的意见，也与我们当初的处理意见相同——勒令被告退回所有“非法所得”，“革职为民”。
问题虽然简单，怎奈头脑简单的人，把本来简单的问题给复杂化了。一个简单的群众上访，却反复地进京上访，影响极坏，王记负有不可推卸领导的责任，责无旁贷，遭到市委的严厉批评。
当了3个月的党委记，是从群众上访开始而开始的，是到上访结束而结束的。他也像那村记会计似的，别看有重大的“过失”，反而从乡里干到了市里，被调到农牧局任第五副局长了。他知足，要是调到水利局，他只好做十把手了，因为那时水利局的正副局长已经有9个人了。他比那村记会计幸运，没有群众告他，也没有群众指着市委的鼻子说“你们就这样处理干部啊”！
新民市委找王记谈话的时候，据说他事先没得到半点风声。他想不到，自己这么快就“落架”了，下台了。他更没想到，他本来就不是那块当官的材料。他甚至连假公济私的技法都不会，为了个人的情感，为他人办事都办得十分露骨露肉，成为尽人皆知的笑柄。
4 如毛的上司（鸡飞蛋打）（13）
4如毛的上司（鸡飞蛋打）（13）
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很欣赏他坦荡的为人，有股义气劲，不会玩手法是他的最大优点。王广福由副记到乡长、党委记，在罗家房这块黑土地上辛辛苦苦勤勤恳恳跋涉五六年了，辛苦之劳有之，莫逆之交也有之。为了安排“朋友”的一个孩子到乡里上班，可是尽心尽力地思谋了。
行政、事业没有编制了，就让他去给农经站开车吧，大小也是个差事，总比无所事事“遛垄沟”体面得多。
这个孩子很年轻的，稚气未脱，各类汽车倒是看过很多，开车则是大姑娘坐花轿——头一回。与其说让他开车，倒不如说让他学开车，拿公家的车练手。当然是了，这比学开车要划算多了，一不花钱交学费，二还可以得到不菲的开车工资。可就是那车倒了大霉，三天两头去修理，仅修车费用就够买一辆车的了，油钱和工资不在其内。
农经站也叫农民基金会，是农民自筹自贷的“金融机构”（后来因为不合法解体了，曾经兴盛一时），属于服务型的事业单位，是讲效益的。如此的赔本买卖，农经站心疼得痛心疾首，一咬牙，做出了一个卖车的决定。
他们算了一笔账：养车费、燃油费、修理费、“人头费”，几笔大的费用加在一起比打车的费用还费用，还得为车和司机操心担心，何苦啊！再有就是，车是你的，“不归你用”！你要用车出门办事，车坏了，正在修理呢。车没有问题了，司机受伤了，也修理呢，在医院。再说了，司机是有背景的，有时候你玩不转他，他逍遥去了，爱咋咋的。思来想去，卖车才是硬道理！
硬道理碰到了硬钉子，你就硬不起来了。车虽然是农经站的，农经站还不是记乡长的吗？王记听说农经站要卖车，脖子一歪，向站长打3个问号：
“啊？卖车？司机上哪开资去？”
这就是圣旨，所有的领导都有这项专利，任何他管得着的人都不敢说个“不”字。可笑吗，可气吗？是的，太露骨太直白了，不卖车的原因竟然是为了给司机开工资！太人性化了吧……
1993年，一个“目不识丁”的青年农民，因做点买卖有了点积蓄，便打起“卖官鬻爵”逆向思维的主意来。这主意不馊，事情果然办成了，你能说他馊吗？他堂而皇之地当上了乡企业公司的经理，由农民一跃成为乡政府的机关干部，正式的合同干部。
包括我在内，没有人会反对农民当干部，干部中的大多数人都是曾经的农民嘛，干什么和同类过不去！可是，那个时候得有多少农民也想当个什么经理呀，业务什么的啊，至少得有几十几百的吧。为什么不去公开招聘？为什么昭示天下？为什么不让有资格参加评议的人去“评头品足”？为什么一个说了就算？问号太多了，但答案只有一个——吃谁想着谁，拿谁向着谁！从此，这位领导的威信滑入谷底，微词倍增，但“效益”上扬，一发不可收。
1998，新民市各个乡镇又一次大幅度的精兵简政到来了（几年一轮回，不需千年等一回）。这位经理的民主评议之分低的可怜，几乎得了零分。理论考试那天，他也来到新民考场想碰碰运气。试卷刚刚发到手里，他便问监考：
“我说，让不让抄啊？”
“你说呢，让抄的话还来这里干什么？”
他二话没说，抬腿就走了。
这位监考太不了解他，假如我是监考，我会让他抄，准许他一个人抄。你想，那么多的试题，那么多的复习资料，他看了都眼花缭乱，他是绝对找不到答案的！
不要说在全国了，不值得，就是在全新民市，或者是罗家房一个乡，选个当经理的料也不难找到，难的是能找到他当经理。有人说，一个村的人才就可以组成个乡政府；一个乡的人才就可以搭建一个县的班子。我看这话并不夸张，夸张的是，有些机关部门怎么竟然由这样的人充斥其间？不可思议！
每当一位领导“乔迁”的时候，（除冯贵清“戴罪”离任外，余者都是“乔迁”），同志们对他或多或少都有留恋之情，也有个别人感到“树倒猢狲散”忧伤。忧伤什么，没有靠山了，开始走自己的路，心里没有半点的信心。
其中一个堂堂的股长，日子开始艰难了。1996年，在实行公务员制的民主评议中，他得到了最低的分数，尴尬至极。理论考试的时候，因为胸无点墨当了文抄公，又不听从监考三番五次的警告，被扣掉了10分。结果，两项分数加在一起的成绩还是名落孙山了，只好和乡政府大院“拜拜”啦。人们这时才认定，靠个别领导混日子最终混不过“群众的眼睛”，尤其是那一颗颗平常又平凡的心。
后悔药是无处买得到的，想吃后悔药的滋味比买后悔药还要难。人到了这般田地，才懂得“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滋味，悔之晚矣。什么记、乡长，全都成了画中之饼，难以充饥。
你还别说，够哥们意思的真就为他奔走呼号了，为他递过来一根救命的稻草来，他做了临时的“税务”。这个铁哥们是新民市的副市长，他每每来乡里视察工作时，第一个得先看看他，然后才是记乡长。他管他叫哥们，相互称兄道弟，亲密无间。不过，这是最后一次对他的“挽救”了，他得对得起他们曾经的“情感”，一种价值“千金”的情感。试想，他会有多少“千金”再交换这样的情感啊？
每当一位新领导来到的时候，所有人都在期盼。期盼他为民作主，期盼他革故鼎新，期盼他开创一代新风……
王记壮志未酬地走了，刘记、刘国成风尘仆仆地来了。刘记家住本市大红旗镇，与罗家房相距2百来里路，他在那个大西南，我们是这个大东北。在他还没有来到之前，消息灵通人士就掌握了他的有关参数：刘国成，男，53岁，老高中毕业，任柳河沟乡乡长……
新的党委记马上就要上任了，乡政府机关的空气似乎紧张了起来。早上，没有一个人迟到的了，晚上下班也看不见早退的了。谁都说不清新的领导什么时候驾到，又会在什么时候同大家见面，猜是猜不到的，只好等，早来晚走地等。等看见他了，好看看他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施政方略、嗜好习惯，等等等等。
刘记终于同全体乡政府机关干部、乡直各企事业首脑、各村的记主任见面了。看上去他很年轻，讲话不拖泥带水，其主要内容有三点：
一是自己没想到会到罗家房来，而且还升了一级（罗家房是新民市信访的重灾区，上层谈虎色变）。
二是抒发了自己为官之宗旨（不图有什么作为，只求不留骂名）。
三是希望各位各尽所能，努力工作，不断进取（他说他保证不埋没人才）。
最后，自赋诗一首，结束讲话。那七言诗的大意是：
来此遥遥之乡啊，乃受上级之命；撇家失业，难以孝敬父母啊，忠孝不能两全；而今我实属无奈啊，但必尽心竭力；承蒙诸位抬爱啊，我心感激……
哈哈，好诗：几分凄凉、几多惆怅、几许感慨、几次高唱，他要高唱自己谱曲的新歌。
4 如毛的上司（孤注一掷）（14）
4如毛的上司（孤注一掷）（14）
到任后，刘记没有急于去各村各单位进行礼仪性的初访，去接受属下的恭维与朝拜。他一边细心地听取有关人员相关的情况汇报，一边筹谋如何打开新局面的切入点。他对机关同志的了解，除兼听之外，更注重实地考核。在一次机关干部会上，他出了两则命题作文。其一，是让股站长以上干部完成的，题目是如何“保牛劲，振虎威”开展98年全乡工作。另一个题目是让一般干部写的，文题是“你心中的党委一班人”。
第一个题目明眼人都明白，那是一把手的主题让你来做，含义有两点。一是看看你距离一把手的水平有多远，量量你的能为有多大，试试你是真假李逵。二是让你出谋献策，集思广益，采取多数人的谋略来谋略未来。此举可谓谋略家之大谋略，非同凡响，独树一帜。
第二个题目是听听同志们对党委的评价、希望与要求，借以发扬优点改进不足，调整后续工作的重点与方位。
新领导交给你的新工作，好坏你也得完成，躲是躲不过去的。丑媳妇也好、俊媳妇也罢，娶进门来早晚也得见公婆。到了这个份上，丑与俊可不是“现上轿现扎耳朵眼儿”所能实现的。
指令一下来，“楷、隶、篆、草”，任你写；龙飞凤舞，大小由之。当然，也不管你挑灯夜战，还是刷刷点点，到时务必交卷就是了。
刘记倒也舍得时日，耐得住性子，他官不嫌字丑，每篇必读。没有交卷的他也不去催，文章不是“吹”的，催也没用。
不日，刘记从数十篇答卷中筛选出5篇来，一一做了点评。
又是一个机关干部会，在刘记的主持下，5篇文章的作者一一宣读了自己的作品。至今我依然记得5名作者有：组织委员孟繁华、武装部长郭士文、党委秘李士合、组织干事王洪鹏和我。
我们所以被刘记看好，其实就是三个字——“说实话”。
刘记能即兴作诗，也不会看错别人的文章。能看好别人的文章，也不会看错那些人，文如其人嘛。这次“作文大赛”，是一个展示自我综合素质的平台，容不下弄虚作假。是花拳绣腿，还是真刀真枪，个个看得明白，虚晃一枪能有几多掌声？是无病呻吟，还是真话真情，人人心里有数，官样文章能有生存的空间吗？
这些“论文”也是施政演说，从不同的视角概括分析了罗家房乡的政治、经济、地理、人文等现状，并提出未来愿景及实施的目标与方略。有的一针见血，切中时弊；有的开门见山，直抒经济发展的困扰与机遇……无遮掩搪塞避重就轻之词，无哗众取宠博领导欢心之意。在诸多考量中，刘记通过这次考试，他确立了谁是他依靠的对象，谁是他可靠的中坚力量，一目了然。
新的领导到任，都应该不失时机的去接近，对此，我大概是和他接火最慢的一个了。我是有意的，不愿意给人一个误会——和领导套近乎，说三道四的有违我心。所以，刘记来后有一个月的时间了，他根本不认识我，那是我在村里蹲点。但我的名字他是知道的，是从看过我的“试卷”知道的。
他对我试卷点评的篇幅很长，有些地方言过其实了，运用了夸张的笔法。试卷没有发下来，评价的内容是党委秘告诉我的，说他对我的印象很深。
我所以和刘记接触很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我的印象中，大凡领导是不喜欢直言性格的人，我也不喜欢他们这种“个性”（其实是共性）。
一天，李士合对我说：“咱们机关的同志都见过刘记了，你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