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就是山大王！我来了，有你这么说话的吗？不是山大王又是什么！”
屋子里原来融合的气氛霎时间凝固了。大家都觉得周春林太霸道了，又不好直说，只好我说，总不能因为我的来到让别人也尴尬吧。
“我叫你山大王，是瞧得起你，你还别不识抬举……”
周春林涨红着脸细听下文，他自己也觉得说话太不合时宜，等着下台。
“乡政府有好人吗？个个都是土匪，你不是山大王是什么！不愿意干，说话！”
我说完，包括他都哈哈大笑。
其实，他的领导艺术和才能都体现在这里，只有你服从的份，他的尊严才得以体现。后来他承认，他当着许多领导评价我，说我是唯一“不受话”的人，我不会唯唯诺诺。我不是“不受话”，我是不受歪曲、贬损、小觑的话。
5 本土的上司（十类干部）（2）
5本土的上司（十类干部）（2）
周春林从部队转业来到乡政府之初，任农会主席。这个农会成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它都干了些什么，既没有人知道也没有历史记录可查；后来是什么时间取消的，取消没取消，只有天知道。
形式主义创造了许多类似的机构，类似的机构记载着形式主义永不泯灭的足迹与历史文字。这也是一种世俗，就像当官也讲究论资排辈那样。周在部队是连指导员，给转业军官安排一个适当的位置也是约定俗成的天理和世俗。农会主席算老几？谁还以为这个角色是土改时地主眼中的怪物值得很多人哆嗦吗？“主席”的名称很伟大，但放在他身上就不那么炫目了，没有一个人称呼他“主席”，他自己也觉得这个官当得可笑也可怜。时来运转，过了不久，公社有了纪检委员的空缺，我们的周主席天经地义地补位啦。
俗话说的好，“多年的大道变成河，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周春林在仕途上从不运动、活动、走动，而是靠水到渠成和水大泡倒墙当上了副乡长。
周乡长主管过农业，后来主管乡镇工业。他所分担的工作从来不让主要领导操心，这就是水平和能力吧，就是领导“器重”他的原因吧。
1994年9月末，正是乡镇工业全面启动大力发展的高潮时期，比当年大跃进还气势磅礴如火如荼。在周乡长的主导下，乡政府决定兴建一家皮鞋厂，其全称是“沈阳市晴天省力保健鞋厂”。鞋厂刚筹建的时候，谁来任厂长还八字没有一撇。筹办过程中，一切事宜均由周乡长直接领导下的乡企业公司代管。
代管不是长久之计，况且在周乡长心中，企业公司一班人没有一个可以胜任厂长的料呢？在一方缺人，一方“毛遂自荐”的情势下，我就成了这个厂的厂长了。
为什么我要“毛遂自荐”啊？原因有两个：其中之一是从一则民谣说起，这民谣把乡政府的干部分成了十类（和前面我说的略有不同）：
一类干部是乡长，搂完这厂搂那厂；（类似当今的官商勾结）
二类干部属党委，喜欢什么都得给；（到企业见啥好就拿啥）
三类干部武装部，大盖帽子遮羞布；（吃拿卡要全靠绿军装）
四类干部农田水，一项工程就够本；（高预算低投入包私囊）
五类干部管民政，国家钱财我私用；（不花白不花为己巧花）
六类干部企业办，老婆孩子酒桌转；（花天酒地加鸡犬升天）
七类干部实体站，中午有酒也有饭；（垄断经营又肥吃肥喝）
八类干部青妇联，笔墨纸张都犯难；（有职又无权办事真难）
九类干部事业编，工资奖金真可怜；（文化广播站啥都难赚）
十类干部临时工，上班早点别看钟。（勤奋辛苦看领导颜色）
“十类干部歌”需要注释的地方，就是其中的奥妙。其中一类干部包括党委记，他们的奖金除了“按章所得”之外，“业余”的奖金不计其数。比如，计划生育部门完成了指标得到的奖金，就有记乡长和主管领导的份。一年下来，哪个部门都会完成超额完成本年度的工作任务与指标，都会有一笔可观的奖金等待“合理”的分配。也就是说，领导的奖金是各个部门的综合、总和，盆满钵盈多多益善。“农田水”，过去叫农田办，就是这时的水利站。一有外地的工程下来，上边拨钱，下边齐钱，他们的腰包自然在刹那间膨胀了，弄得他浑身上下都是油水。“实体站”，指的是“农科站”、“农机站”、“电管站”、“运输站”和“兽医站”、“农经站”、“林业站”。这些站都有行政性的执法权力与收费，靠政策吃饭，有权有钱，开心快活。“青妇联”，就是共青团和妇联，有职无权也没钱，干啥啥难，这里仅仅是个向上攀爬的阶梯或避风港。
在乡政府，我那时就是个九类干部，被称为臭老九，玩文字的。县财政的定额拨款仅仅够三分之一的工资，其余的部分由乡财政补贴，成为花钱的累赘。县里可怜乡里，就对广播站隔三差五地下文件，今天让你搞自筹办实体，明天又说新闻工作很重要，不能削弱……总而言之，广播站就是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这种现状弄得你死去活来，又活来死去，谁不顺心都会拿你开刀，拿你当出气筒，获得“改革”“新政”的功绩，进行泯灭人性的改造与实验。于是，许多乡镇的同行们，为了能够吃碗安稳有序的饱饭，纷纷逃避这个是非之地，寻求新的“生活点”。那些暂时还没有出路的，都如同困兽一般在极力地挣脱着、挣扎着。我就是在这种形式下“下海”的，当上了厂长，以此来躲避一下“朝秦暮楚”的罹难与尴尬。
另一个原因也很重要，甚至占了主导。我这人有些意气用事，一心想和社会上的偏见做一回斗争。那就是，“难道乡镇企业真的搞不好吗”？真的是“大家拿，拿大家吗”？我不服气，决定试试！
乡镇企业，人人都认为是一块肥肉，一块乐土，一方“共产”主义的天堂，这是事实。是的，在那里，“大人大拿”、“小人小拿”，“是人就拿”，拿来拿去后，大家大业就被大家大爷拿空了。
罗家房乡70年代就有一个闻名遐迩的“新兴服装厂”，尤其是生产的童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曾占据北京沈阳等大市场的一角。到了80年代，也就是赵国林任党委记的时候，新兴服装厂江河日下，门户洞开，被“大家拿”得几乎是家徒四壁。先批伸手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些大人们，“大家”们。大人们“开拿”有很体面的说辞：“我看咱厂子的呢子大衣不错，给我做一件，我先给钱……”厂长笑着说：“好说好说，做不好不要钱，您别先交了。”
大衣很快就做好了，旋即由厂长亲自送到府上，合体、称心，但不如意！
这厂长姓张，抠门儿，收了人家的“成本费”，还觉得太照顾人家了，心里一个劲地“亏了”。厂长不甚如意，大人更是不如意，心里说“呵呵，哪有这么办事的？”
没过几天，张厂长“搬家”了，换了人家“可信”的人继任。这个人姓啥就别说了，相当于姓“赵”，天下第一姓。“赵厂长”的信条是“吃不穷，花不穷，看不出门道才受穷”。从此，好端端的服装厂，从大人开始拿开始，到吃穷、喝穷结束。门道就在其中，尽人皆知也。
罗家房乡还有许多前景可观的乡镇企业，他们的命运又是如何呢？
4 本土的上司 （烫手山芋）（3）
4本土的上司（烫手山芋）（3）
几乎所有的乡镇企业，都没有绕过这道“门道”的厄运，有的彻底破产，有的苟延残喘，剩下来的仅仅是残垣断壁高筑起来的债台。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指山卖磨”“靠河卖水”的买卖也寿终正寝了。
什么山，七星山，石头山。打下来的石头用不着加工成磨，就可以卖钱，且供不应求。这个一本万利的企业，等于是守着河卖水，也落个“赔”字，荒唐至极。原因何在？还是那三个字——大家拿！
大大小小的大人们建房所用的石料白拿自不必说，“星星点点”权当合理损耗，一咬牙也就算了。叫人摇头不止的是，他们的亲属们盖房子的石料也要免费供应啊。怎奈大人何其多，亲属何其多，“损耗”何其多？不堪重负！凡是比厂长大的人物都是大人，凡是跟大人有些关系的都是亲属……这种“合理损耗”加上生产内耗和酒肉消耗，耗尽了山场的最后一滴血，山场成了一具没有一丝气息的僵尸。于是间，七星山变薄了，“人情”变厚了，管理变乱了，企业变黄了。在老百姓的心里眼里，“大家拿”是乡镇企业百药难医的绝症。
可我就不信，乡镇企业真的是病入膏肓了吗？于是，我就想亲自体验一下企业的“门道”为什么这么厉害，为什么非要亏损不可！
我自告奋勇当厂长，首先得到周乡长的认同。他在党委会上说：“原来我也想到他了，但怕人家不干。”周乡长的认同得到党委的一致通过，1992年9月29日我走马上任，开始主持鞋厂的全部工作。
这个鞋厂是同沈阳一个叫李晴天的专利人联合开办的，所有投资由乡政府解决，专利和技术由李晴天负责。鞋厂的班子有5人组成，副厂长是沈阳方面的李德英，主抓生产。技术员也是由李晴天“委派”的，叫金都。这两个人是一个单位的退休人员，李德英是原沈阳第六鞋厂的厂长，金都是技术员，都是鞋业生长的行家里手，没的说。两名财务人员是本乡的段文强张秋香，年轻人中专毕业生。
那年的国庆节我没有时间休息，经过紧张繁忙的筹建，10月初鞋厂就正式生产了。据专利人说，这种鞋是专利产品，穿起来既省力又保健，走起路来十分轻松，很多人士都期盼它早日面世。
对于“专利”二字我并不陌生，但对于“省力”一词我不能恭维苟同，持怀疑态度。天下哪有什么“省力”一说？能量是守恒的，何谓省力，为何省力？我曾经“请教”过专利人李晴天，这力省在哪了？他不快地回答：“你不懂，一句两句说不清楚……”我也不和他计较，但我坚信是他不懂装懂的，反正合同上规定，销售的事他负责，合同是乡政府的企业公司与周乡长早就和他签订好了的。这个合同没有我一笔签名，我做好管理工作就是了。
按李晴天和李德英金都的设计方案，鞋不停地生产，销售却没有前行一步。作为一厂之长，我开始替别人分忧了，也替自己犯愁。原材料需要钱来购进，工人的工资需要按时发放，而鞋一双没卖，怎么能寝安食味？更为糟糕的是，按李晴天的专利设计，鞋的质量根本无从谈起。做出来的第一双鞋由我试穿，掉鞋跟折鞋底，裂帮，一无是处。
鞋厂开业不顺，宗宗样样没有一样与预期的相吻合。对此，周乡长也很怅然一筹莫展，但他始终没有说出那句话：我们上当了！这句话打死都不会说。
在这之前，也就是1992年暑季，贾记请来沈阳的两名教授来乡里讲市场经济课。目的是开拓开拓全乡各界的视野，换换脑筋，振兴本乡经济发展，坚定和落实“无商不活，无工不富，无农不稳”这样一个喊得很久的口号，特别是强调前两条。此举无可厚非，无弊有利。哪会想到，在教授一行人中，混进来一个叫李晴天的说客。虽说他没有登台表演，做什么宏篇大论的讲演，但课后的“辅导”却使贾记一班人茅舍顿开，把罗家房辅导到一片“新天地”中来。换言之，李晴天和罗家房在这一天都得到了意外的收获，皆大欢喜弹冠相庆。罗家房得到一项专利，价值168万（其实一文不值），这在当时可是一个天文数字了，令人瞠目结舌！李晴天也高兴，他的专利也嫁给了一位如意郎君。
现在一切都清楚了，“我们上当了”！上什么当？假专利的当！号称“省力保健鞋”结构全新，包治百病的功能，犹如昙花一现。所谓全新，新就新在鞋跟处有一弹簧，那就是“专利”的核心部分。不久，我和两位沈阳人合作得很好，据李德英金都透露，这个“专利”是李晴天从朋友那窃取来的。专利转让的手续——只不过是一张国家专利局复印的“受理”，而不是专利证。不懂得专利的头头们，就把这个当成了“专利证”了。李晴天则瞒天过海，轻易蒙混过关。李晴天把它以投资的价码转让给了罗家房，其目的有三：
一是他找到了一个一心朴实为他的“专利”做进一步论证实验的场所，以期后发。二是以168万的无形资产（现在叫知识产权）作为投入，他成为这个企业的董事长，再分得大比率的红利。三是控制了销售权，等于控制了财政大权，掌控着企业的命门。
使双方都预料不到的是，生产出的1000多双专利鞋，双双质量有问题，尤其是那鞋跟问题更大，无法销售。
在铁的事实面前，罗家房乡损失惨重，十几万元的贷款归还无期，鞋厂难以运作，面临崩盘。李晴天想捞一把的打算，还不如肥皂泡破灭得有声有色，他的“专利”匆匆问世，就悄悄地仙逝了。这对于贾记、周乡长无疑是个重大的失误，面子何在？公信力安在？在建厂之前，他们无条件无代价地成为李晴天专利的鼓吹者，热衷者。如今，“专利”成了烫手的山芋，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4 本土的上司 （又是陷阱）（4）
4本土的上司（又是陷阱）（4）
1993年春节前，李德英、金都二位见势不妙悄悄地卷起铺盖回了沈阳，不告而辞，从此杳无音信。对他们明里来暗里走，我很理解，人家是来挣钱的嘛，现在赚不到钱，就像壶里没有酒留不住客人一样。与其说他们对鞋厂失望，不如说对李晴天彻底地丧失了信心和绝望。事到这般地步，难道鞋厂就这样倒闭了吗？我在反复思考中，春节即将来临。在家家户户都在办置年货的氛围中，我意已决：鞋厂不能黄！改生产专利鞋为生产一般商品鞋。
这一想法很快得到周乡长的赞成，起死回生的鞋厂在冰天雪地的隆冬里艰难地复苏着。
过了春节，在缺少资金作为动力的情势下，“鞋”的脚印在残雪的地表上慢慢地前行滚动着。走了“洋技术”李德英、金都，聘来了“土专家”王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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