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专辑做缩混，他要带我去熟悉一下情况，好为以后我的加盟打下基础。
录音棚在人大附近的一个地下室里，设备很简陋。我们刚到不久，录音师就开始工作了。这是他们乐队第一次录制专辑，作为主唱，小五很认真，他与乐手们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调制着同一首歌，直到后来我发现自己已经会唱这首歌了，他们的录制工作才算告一段落。
晚上，我们回到树村，这时已经有一个音乐杂志的女记者等在那儿准备采访小五他们这支乐队了。这位女记者３０来岁的样子，长得不算漂亮，但很有女人味，小五把她领到自己屋里，把她让到屋里仅有的那只凳子上坐下，我们则坐在他的床上，采访就算正式开始了。
风雨过后，请在歌声里为我祝福（6）
采访结束后，女记者请我们去村子里最好的一家饭店吃了一顿饭，然后就打了辆车回去了。她的出租车刚一离开，大家就开起了这个女记者的玩笑，对她裸露在外及被紧紧包裹着的部位逐一作了大点评。
点评了一番后，大家得出了一个“这妞有点意思”的结论。于是就有人提出，如果谁能把她泡到手，大家就集体出资请他到王府井烤鸭店吃一顿烤鸭。在烤鸭的诱惑下，小五摩拳
擦掌，做出一副跃跃欲试、志在必得的样子。仿佛只要他一出手，就可以马上泡到“这妞”，就可以马上吃到王府井的烤鸭。
几天后，专辑的缩混工作完成了，我又参加了乐队的几次讨论会。这时，我和大家都已经混得很熟了，互相都习惯了拍着肩膀称兄道弟。在这儿就是这样，只要你是搞音乐的，相处起来就特别容易，五湖四海皆兄弟，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才走到一起来的嘛。
在讨论会上，他们甚至也请我发了言，毕竟对摇滚还不太熟悉，我的发言就显得有点门外汉的味道，但没有人嘲笑我，相反在我发言的时候，大家都听得很仔细，尤其是那位鼓手兄弟，一边点着头听我说话，还一边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仿佛对我的发言挺感兴趣似的。
我们在一起讨论着专辑的封套设计、照片、歌曲的排列顺序，憧憬着这张专辑发行后一炮走红的美好前景。
这张名为《零点，向太阳出发》的专辑，一共花了３万多元才制作完成，这３万多元是小五他们乐队几个人东挪西凑用了半年的时间才筹措到的。专辑制作完成后，乐队开始到北京各个唱片公司推销他们的产品，不久就有一家唱片公司愿以５万元的价格一次性购买这张专辑的版权。
乐队中有人动了心，觉得５万元也不错了，起码收回了成本还能小赚一笔，毕竟是第一张专辑，以后有的是机会，但小五觉得５万元的价格太低，如果这张唱片发火了，乐队岂不是太吃亏了？于是，小五力排众议，鼓动大家不要为这点蝇头小利而贱卖了自己，最后大家就听了小五的，拒绝了这家唱片公司。
拒绝了后，大家又开始为唱片的事分头去跑，结果跑了一个多月，也没人再愿意买这张唱片，他们大多听了一首歌就给唱片判了死刑，说这样的摇滚基调太灰暗，听起来太忧伤，听这样的摇滚简直就是和自己过不去，根本就没有市场。最后大家不得不回过头来，再去找原先那家愿出５万元买他们唱片的公司，没想到那家公司却死活都不愿意再与他们谈了，别说５万元，就是１万元他们也不要了。
一赌气，大家都不愿意再去碰钉子了，这张唱片就成了一文不值的玩意儿，扔在那儿都懒得再看一眼。这件事，给小五带来的打击最大，若不是他劝大家不能５万元就贱卖了自己，会给乐队带来这么大的损失吗？
当初策划这张专辑的创意就是小五提出来的，为了能把专辑制作出来，所有的人都尽了全力，不惜动用所能动用的关系，求爷爷告奶奶的，厚着脸皮向亲戚朋友借钱，并答应赚了钱一定尽快把钱还给人家。现在可好，全赔进去了，这让大家怎么向那些债主们交代？
小五很内疚，觉得是自己害了大家。见小五背上了思想包袱，乐队里的兄弟就劝他别这样，这件事其实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他大可不必为此事而感到欠大家什么。可无论怎么劝，都无法让小五从失败的情绪中解脱出来，相反兄弟们越是对他好，他就越是觉得对不起兄弟们。
就这样，小五的思想包袱越背越重，情绪显得非常低落，整天垂头丧气地一个人坐在小酒馆里喝闷酒，醉了就一个人跑到村外的树林里大吼大叫，然后就在那儿痛哭一场。严重的是，他的这种情绪还影响到了工作，影响了整个乐队的形象，在酒吧里演出时，他显得没精打采的，常常唱错词，有几次差点被台下的客人轰了下去。
大家都觉得不能让小五再唱下去了，否则乐队就无法在酒吧里生存，唱片的事已经弄得大家一贫如洗，如果不能在酒吧里生存下去，不久所有人就都要面临挨饿的境地了。为了乐队的生存，所有人都明白，乐队必须把小五这个主唱换下来，但谁又好意思开这个口呀，那不更伤他的自尊吗？
幸好小五也很快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主动向大家提出自己退出乐队，大家也就顺水推舟同意了他的请求。小五退出乐队后，经提议，由我来接替他的工作。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我刚到这儿几个月，他们为什么偏偏选择了我这个“外人”来担此重任呢？我竭力推辞，但大家都认定我很有实力，是主唱的最佳人选。
众命难违，我只得答应下来，做了乐队的“主唱”。
其实大家从来就没有产生过抛弃小五的念头，我们更不想让小五产生这种被抛弃的想法。虽然让我做了主唱，但乐队还是让小五随队去酒吧演出，只是把他的任务由过去的主唱改成了贝司手。
小五的贝司弹得很不错，刚组建乐队时，他就是个贝司手，现在仍让他去做贝司手，也算是做的老本行。可小五不这样想，他觉得大家这是在可怜他，乐队里从来就没缺过贝司手，干吗还让他这个吃闲饭的去弹什么贝司呀，明摆着是在可怜他嘛！
干了几天，小五就撂了挑子，不愿再干这个贝司手了。大家没办法，只得暂且由他去，想等他心情恢复正常后，再劝他回到乐队里，到那时再让他做主唱也是可以的。可谁也没有想到，不久小五就出事了。
风雨过后，请在歌声里为我祝福（7）
小五自离开乐队后，整天泡在小酒馆里把自己喝得人事不醒。一天晚上，他喝了一瓶二锅头从小酒馆出来，他晃晃悠悠地从小树林经过时，突然一个女孩从树林里钻出来，把他吓了一跳。
那女孩穿着裙子，路过树林时有了便意，便去林中小解，刚把裙子提起来钻出树林，就碰上了醉醺醺的小五。由于没有防备，她也被小五吓了一跳，慌慌张张中她急步往前走，却
不料被路边一个土坎绊倒了。
小五一把抱起她，迷迷糊糊地，只觉得怀中软软的躺着个穿着一身素白的美丽女孩，他一时产生了幻觉，竟看见这女孩正一脸柔情地冲自己笑，他真的以为天上掉下了个仙女。他的心怦怦地跳了起来，他很兴奋，就一下子把女孩抱紧了。
女孩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傻了，半天才反应过来，不由得发出一声惊叫，然后用力挣脱开小五的怀抱，也许她是真的被吓傻了，竟撒开腿往小树林里跑去，一边跑还一边大喊救命。正是这救命声，把小五一直压抑着的某种欲望勾引起来了，他疯了一样，跟在女孩后面追进了林子，很快就追上了女孩，他将女孩扑倒在地。
从树林间隙透进来的如水月光，正照在女孩半裸着的皮肤上，把女孩映衬得愈发洁白如雪，如梦如幻。小五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他像个野兽似的，转眼就将女孩扒了个精光，将她死死地压在了身下……
女孩此时已吓得没了力气，只能任由小五摆布，可是，就在那一刻，他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吓得酒一下子醒了大半。这一吓，把他给吓傻了，他就那么趴在女孩的身上，不知道下面自己该怎么办。
正在这时，远处听到女孩救命声的村民闻讯赶来，将小五捉了个正着……小五被村民打了个半死，然后被扭送到了当地派出所。不久，小五就以强奸罪被判了刑。
发生这一切时，我们乐队正应天津的一位朋友的邀请，去他那儿的歌厅“走穴”，几天后等我们从天津回来时，才听说了小五的事。刚听到这个消息时，真如晴天一个霹雳，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吓得傻在了那儿，那个把小五称做五哥的鼓手，甚至还当场哭出了声。
小五的事曾在树村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村民们把我们视作了洪水猛兽，据说当时曾有人提议联合起来向政府请愿，让政府把我们这帮“渣子”通通赶出北京城，要不是有人担心赶走了我们，房子没人租，断了他们的财路，恐怕这个提议就得以实现了。
其实，受这件事牵连最大的还是我们乐队，因为小五是我们乐队的人，所以他犯了事我们也难逃其咎，从天津回到树村的第二天，我们就被派出所传讯了一次，但许多人都可以证明事发当天我们远在天津，所以派出所的人很快就把我们放了。
小五被判了刑后，我们的乐队就解散了。解散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这个乐队已臭名昭著，很难在树村待下去了；二是大家因为小五的事都有些心灰意冷，都认定小五的事和自己有关系，若不是把他的主唱地位让我取代，若那时能多关心一下他，他肯定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
乐队解散后，我搬出了树村，又操起了老本行——去地铁口唱歌。
在树村待了一年，我绕来绕去又重新回到了最初的起点，这让我不禁感叹起生活的无常与无奈。经过近两年的“北漂”生活，我变得成熟了一些，也沧桑了许多。我留起了长长的头发，蓄起了胡子，穿着露出膝盖的牛仔裤，故意把自己装扮得老气横秋，好让它配得上我这颗未老先衰的心。
地铁口的那位靠乞讨为生的老太太已经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断了胳膊的小孩可怜兮兮地跪在那里，脸上毫无表情、口中木讷地重复着一句话：“叔叔阿姨，可怜可怜我吧！叔叔阿姨，可怜可怜我吧！”
此时正是酷夏，小孩的胳膊上散发出阵阵恶臭，招来了一群群嗡嗡直叫的苍蝇，让路过的行人不得不一手捂着鼻子，一手将刚刚掏出的一个钢镚或一张纸币扔到他面前的盘子里。还好，人们在厌恶这个孩子的同时，还没忘了一点施舍。这说明人类的同情心，永远都不会泯灭。
我发现，到了晚上人迹稀少的时候，就会有一个鬼头鬼脑、穿着体面的中年人，不知从哪个角落里钻出来，匆匆收拾起小孩面前的盘子，把他的钱通通装进了自己的腰包，然后就把小孩领走了。
第二天，又是这个人，早早地把小孩送到了这儿，而他马上就会溜得无影无踪，如此往复，风雨无阻地坐收渔利。我相信这个人不是小孩的父亲，极有可能是他从别人家偷来小孩并把他胳膊打断后放在这儿做他摇钱树的。
我坐在地铁口，茫然地望着这个可怜的小孩，茫然地望着来来往往的人群，手机械地弹着吉他，嘴里声嘶力竭地喊着，不知自己的歌已经唱到了哪里，是否还要继续唱下去！
我想起，在许多外国影片中，我们常常看到在寒风凛冽的街头，某一个自由的手风琴手或长笛手又或是竖琴手旁若无人、无忧无虑地沉浸在音乐的伊甸园中。音乐，是他们精神的归宿，而不是他们为谋求生存而出售的商品。他们心甘情愿地为了音乐艺术而经受无尽的贫困与坎坷，他们如信徒一般的虔诚，无怨无悔地度过他们短暂的生命。天才往往与悲剧划上等号，贝多芬、巴赫、舒伯特、柴可夫斯基……几乎现在听来每一个无比尊贵显赫的名字后面都有一个曾经挣扎过的灵魂。
风雨过后，请在歌声里为我祝福（8）
音乐人是孤独的，就像一个潜心剪草或耕种的农人一样，得不断地克服浮躁、无奈，才能寄希望于秋日的点点收获。
我开始意识到，我不能再这样沉沦下去了，我必须寻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尽管我生来就是个很容易满足的人，可这并不代表我就心甘情愿地屈服于命运的淫威，我要像贝多芬那样“死死地扼住命运的喉咙”。
我暂时放弃了到地铁口唱歌，靠着那不多的一点积蓄，我把自己关在出租屋里，用了整整３个月的时间，自己作词作曲，创作了一大批歌曲。然后，我又背起吉他来到了地铁口，以一个新我的面貌，面带微笑，唱起了自己创作的这批新歌。
从行人那疑惑、惊异、欣赏的表情上，我愈加相信了这批歌的价值，我相信只要努力就会有收获。不久，我就有了意外收获：一个唱片公司的老总从地铁口经过，被我的歌声吸引了，他停下来与我搭话，问我愿不愿意与他们合作。我想了想，就跟他走了。
我实在是太幸运了，去公司与他谈了几次，这位唱片公司老总很快就与我签订了合同，答应把我创作的那十几首歌曲用专辑的形式推向市场。经过大半年的忙碌，专辑终于面市了，为了扩大我的知名度，也为了这张专辑的销量，老总特意为我安排了一次唱片的签售活动。
签售活动在西单一家著名的音像店举行，为了给我造势，老总动用各种关系，请来了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十几家新闻媒体对此次活动进行采访。一切都按照老总的设想轰轰烈烈地进行了，可让他也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签售活动开始了，尽管周围挤满了人，可就是没有一个人掏钱买我的唱片。
半个小时后，我简单地接受了几家媒体的采访，就灰溜溜地从音像店里撤了出来。临走时，我听到音像店的经理对老总说：“以后，像这种档次的歌手，最好别往我这儿领！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买他的唱片，我都替他感到难堪！”
音像店经理的话，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