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
有时，国内需求的限制或需求的不一致是政府干涉的结果。例如，在航空器产业中，政府阻碍空中旅行，而鼓励地面（特别是铁路）旅行。在东京、大阪和其他城市，政府阻碍小型民用机场的发展。日本航空器工业失去了为潜力极大的、超短距离的国内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机会，而实际上日本国内市场的需求与欧洲的相似，并可以引发出口机会。即使日本政府实际上没有损害国内的需求状况，它也忽略了提升这个产业的时机。再如，在巧克力产业，政府对巧克力中可可粉和可可油的数量制定的产品质量标准比其他领先的国家要宽松得多，这加强了日本生产者扩散低质量产品的倾向。
政府部门之间和部门内的办公厅之间的竞争有时阻碍了新生的市场需求，抑止了新产业的产生，并延缓了向创新产品的转移。例如，在大藏省里，银行办公厅和证券办公厅之间处于强烈的敌对状态。每个办公厅都想要保护其传统上所管理的企业领域，因为可能使银行和证券公司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不清，所以诸如浮动利率票据和中期票据等新产品。始终未能推出，结果使得日本在金融服务方面缺乏竞争力，并且阻碍了日本的公司使用现代的金融产品。
信息技术（软件、计算机和半导体等）和电信服务产业受害于另一个敌对状态—通产省和邮政省之间所谓的“电信战”。通产省不希望邮政省染指计算机产业，而邮政省希望通产省远离电信产业。这个敌对状态严重阻碍了信息技术和电信的联合所能引发的进步。
对日本政府模型的检验
作为这些详细的产业案例研究的补充，我们更进一步系统地探讨日本政府模型贯穿于整个经济的两个核心举措，即合法的卡特尔和合作R&D。
第一部分第二章 对日本政府模型的质疑（7）
卡特尔与日本的竞争力
人们普遍相信，日本的国际成功部分是因为政府通过软弱的反垄断强制力量和合法化的卡特尔调和了地方的敌对状态。的确，这些政策转移了堪称美国产业特色的“破坏性”竞争，鼓励了被认为使得日本公司更有效率的集体行为和合作活动。在某些方面，比如合作研究和联合生产，美国的反垄断法已经仿照了日本的经验做了放松。世界其他地方的竞争政策也受到了日本的影响。
日本的反垄断政策是从美国引进的：盟军占领军司令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把这个概念介绍到日本。日本第一部反垄断法于1947年颁布，它起码与美国的法律一样严格。其目的是分解财阀集团，这个集团被认为是战后日本民主化和竞争的障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法律被放宽了，执行起来也很不严格。
中小规模的公司的卡特尔在最初的法律中是得到认可的。它们是试图通过创造集体交易的力量在大买主和大卖主中保护公司。用这种方法保护小公司被看做有利于竞争，因为它限制了大企业的力量。在这种类型的卡特尔中，公司被允许达成任何协定，包括产量、价格、销售条款和能力的扩张。这些卡特尔所要满足的条件要比其他卡特尔更加开放。
在1953年，为了适应朝鲜战争后的衰退，所谓的衰退卡特尔（recession cartel）得到许可，以度过严重低迷的时期。衰退卡特尔对于公司大小没有限制。在衰退卡特尔中，公司可以就生产水平、价格和能力扩张的限制达成协议。正如先前所发现的，其目的是为了避免失业。
合理化卡特尔（rationalization cartel）也是在1953年推出的，其设计是为了帮助降低成本和提高质量。在这种类型的卡特尔中，公司可以协商标准、在参与者中指定式样设计、共享仓库和运输设备、共享技术以及集体处理废物或副产品。合理化卡特尔追求在某个特定的技术或生产过程中实现产业投资的整体水平最小化。人们认为这项措施的实施是为了帮助日本的产业赶上西方。
最后是于1952年推出的进出口交易卡特尔（export…import trading cartel），其最初的目的是试图阻止小公司以低价出口进行的“倾销”行为。日本政府为倾销引起的外汇收入减少而烦恼，这在战后早期就受到了密切的关注。在进出口卡特尔中，公司可以就出口商品的数量、价格和质量达成协议。
除了这四种普通的卡特尔之外，特殊产业卡特尔也偶尔通过诸如《机械产业促进暂行方法》和《电子产业促进暂行办法》等特殊法律而得到批准。
为了研究卡特尔在竞争中的作用，我们根据公平交易委员会的报告收集整理了日本从1953年到1994年所有注册的卡特尔的数据，并按照卡特尔的类型对数据进行了归纳，见图2…3和表2…5。需注意的是，每种卡特尔的数目并不具有直接的可比性，因为各种卡特尔的产品范围不同。
图2…3 1952年－1994年日本盛行的卡特尔
资料来源：公平交易委员会各年年报和作者的分析。
表2…5 日本的卡特尔在许多部门广泛存在的证据
*在剔除了地区及目的的重复之后。
资料来源：从公平交易委员会各年年报计算而来。批准的数目由FTC按产品提供。当卡特尔有两类以上的产品得到批准，每种所包含的产品都计算在内。
卡特尔的数目在20世纪60和70年代达到顶峰。1989年以后，尽管日本在90年代遭受了严重的衰退，也没有再批准衰退卡特尔。绝大多数的卡特尔是进出口卡特尔。其中，在50和60年代成立的卡特尔主要被大藏省用来限定最低出口数量以限制外汇分配。日本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纠纷早在60年代就开始了，1969年日本与美国签订了自愿出口限制合约（VER）。在1962年以后成立的出口卡特尔中，有67个是为了实施VER而设立的。
卡特尔趋向于在有限的几个产业中建立，在这些产业中一再组建卡特尔（见表2…5）。卡特尔出现最频繁的部门是纺织/服装、食品/饮料、材料/金属（特别是钢铁）和石油、化学制品。从所有的卡特尔来看，64％（包括46％的曾经经历过卡特尔的产品）落入这四个部门。这些严重卡特尔化的部门是非常不具有竞争力的。相反，在半导体和计算机等具有高度竞争力的部门却没有卡特尔，在电信设备业只有一个，在办公产品业只有两个。日本仅有少量的具有竞争力的产业曾经与卡特尔密切相关。在大多数产业中，卡特尔执行VERs协议，目的是方便政府的控制和减缓出口。
第一部分第二章 对日本政府模型的质疑（8）
在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中，曾有过卡特尔的有钢铁（1962年－1964年、1965年－1966年、1971年－1973年、1975年－1977年卡特尔化）、汽车轮胎（1965年）、船舶制造（1979年－1982年）、照相机（1965年－1966年）和滚珠轴承（1956年－1966年）。但是，这些产业之所以具有竞争力是因为卡特尔还是与卡特尔无关？我们略微详细地研究了三个有代表性的案例：钢铁、汽车轮胎和照相机（摘要见附录B）。在钢铁业，卡特尔既没有因原材料而影响生产，也没有影响价格的稳定性。汽车轮胎业的所有卡特尔也没有达到限制竞争的预定目的。照相机业的大多数卡特尔是进出口卡特尔，其目标是阻止廉价的、低档的日本照相机的出口，却没有一个卡特尔对出口价格或出口量产生显著的影响。
因此，整体来看，在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很难找到卡特尔。具有竞争力的产业中只有相对很少的一部分曾建立卡特尔，但是因为产业结构的原因，这些卡特尔并没有强大到足以有力限制竞争行为的程度。相反地，在日本不具竞争力的产业中卡特尔却很普遍。因此，合法的卡特尔不是竞争力的根源，它们实际上并不利于竞争力的形成。即将在第四章讨论的统计分析进一步验证了这个发现。
合作R&D与日本的竞争力
政府资助的合作R&D计划是日本政府模型的另一个得到广泛赞誉和仿效的重要措施。许多人相信R&D公会分散了R&D的固定成本，以在参与者之间分配任务的方式避免了浪费资源的重复研发。日本政府不仅组织这些项目、“鼓励”公司参与，还在融资中发挥了主要的作用。
也许最为广泛赞誉的日本合作研究计划是VLSI（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它的目的是帮助日本在半导体技术上赶超其他国家。这个计划于1975年到1985年实施，预算达1 300亿日元（以当时1美元兑换220日元的汇率计算，相当于5。91亿美元），包括了日本所有主要的半导体生产商。政府负担了22％的成本。这个计划开发了当时最高水平的半导体生产技术，日本的半导体公司迅速获得了世界的领导地位。这些事件被看做互为因果，而且人们普遍相信这个成功的故事只是许多成功故事中的一个。
其他国家仿效了“日本式的”合作研究。1984年在美国颁布了《国家合作研究法案》，放松了反垄断管制（还有许多其他措施），以鼓励建立合作投资的研究。半导体技术（Sematech）是由美国14家半导体公司组成的联盟，于1987年建立，目的是联合开发半导体生产技术。1995年，Sematech的总预算达到16亿美元，其中的半数是由美国政府提供的。1993年的《国家合作生产修正案》通过进一步放松反垄断法来鼓励生产中的合作。政府支持合作的努力最初在平面显示器、电动交通工具和计算机集成生产等产业发起。这些联合所得到的结果实际上是好坏混杂的。
在欧洲，协作的动力产生得更早、更强烈。为日本的第五代计算机计划所激励，数十亿美元的欧洲信息技术研究开发项目的战略计划（ESPRIT）在1984年启动，以提高欧洲在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上的竞争力。从1985年至1999年，拥有26个成员的欧洲研究协调机构（EURECA）已经发起了764个已经完成的和682个正在进行的从半导体到移动电话到生物技术的联合技术R&D项目。截至1999年，EURECA下的累计投资达215亿美元，包括一项50亿美元的欧洲联合亚微型硅（JESSI）半导体项目。在英国，于1983年开始的Alvey计划旨在开发第五代计算机。这个计划有了113家公司、55所大学和工艺学校及5个国家实验室参加。政府和产业共同承担了4。7亿美元的预算。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公司在这些领域中的大部分取得的进展很少。
与对待日本模型的许多问题相似，关于R&D合作对日本产业竞争力的作用的争论是基于轶事一样的证据或者凭着几个高度公开的项目进行的。①为了更系统地考察合作R&D的作用，我们收集了1959年到1992年日本全部237个政府资助的R&D公会的数据。②大部分的项目是由通产省资助，而另一些是由运输省、农林水产省、邮政省和厚生省资助的。所有项目的总预算在34年间共为2。3万亿日元或105亿美元，平均每个项目的规模为4500万美元。每10年开展的项目数从20世纪60年代的18个增加到80年代的143个（见图2…4）。平均起来，在1952年－1992年间，每年有42个项目在进行。
图2…4 1959年—1992年各年启动的R&D公会的数目
日本实施的项目跨越了许多不同的产业。大的预算项目集中于半导体/计算机、发电及送电和石油/化学产品等产业。从单个项目来看，因为与能源相关的几个大型项目的实施，发电及送电上的政府预算要远远高于其他项目。
但是，与一般人的感觉相反，日本政府支持R&D公会的总支出之有限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整个政府的预算在34年间是75亿美元，或每年2。2亿美元及每个项目320万美元。然而，仅仅Sematech在1987年到1995年就得到了美国政府8亿美元的资助。
在合作R&D项目和竞争力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关联。如表2…6所示，在不具竞争力的部门，比如石油/化学制品和食品/饮料，R&D项目很多。相反，在高度具有竞争力的部门，比如娱乐/休闲及办公产品和服务，R&D公会很少，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没有。
第一部分第二章 对日本政府模型的质疑（9）
关于R&D公会对竞争力的贡献的详细数字，正如日本的管理者所意识到的，实际上支持了这个模糊的发现。我们调查了67家公司的合作R&D高级管理人员，这些公司已经参与了86个政府资助的R&D合作计划。根据398份反馈，一个有代表性的项目被评价为大体上成功，而且日本的管理者没有感觉到R&D公会对于他们竞争地位的提高很重要。①
对于合作R&D作用的感觉已经极大影响了VLSI计划，这也许是惟一一个公认成功的计划，而许多项目被普遍认为是失败。其中一个是在1982年到1992年实施的第五代计算机项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对其他国家产生了影响—目的是开发平行处理计算机，总预算是541。5亿日元（3。61亿美元），100％依靠政府融资。在项目进行期间，分布式处理的出现使得大型计算机并不那么重要，导致这个项目开发出来的结构从未进行商业化。
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是高清晰度电视（HDTV）计划。日本广播协会（NHK）在30年间注资1。1亿美元开发诸如发射器、解码器指令计数器和照相机等HDTV系统的核心设备。虽然1964年HDTV采用的模拟规范已经陈旧，但是NHK并没有修正计划的目标而转向迅速发展的数字技术。美国的竞争者却越过了模拟技术，开发更高级的数字系统。这些案例暴露了日本式的合作R&D的缺点：僵化和对一致同意的要求，这些减缓了进步的步伐，并完全妨碍了革新。
既然合作R&D不灵活，并且不是日本竞争力的重要来源，为什么公司还会参与？这是有日本的具体原因的，这些原因暴露了日本革新体制的重要缺陷。一种解释是，在日本，进入新的商业领域常常是通过已经设立的大公司的内部多角化而实现①，这些公司参与合作R&D计划以获得它们所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