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入侵虽然开始时具有破坏性，但确也起了联结的作用，创立了一个比在古典时期时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欧亚核心地。这一新的中世纪核心区已有商路网和周游范围广阔的旅行者。
中世纪后期，西欧不再实行自卫，转而采取攻势。这一扩张主义是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人口激增和宗教好战诸因素相结合的产物。其结果是出现了接二连三的十字军东侵，促成东侵的有宗教方面的考虑，也有世俗方面的考虑；东侵向四面八方展开。
由于西欧在全球探险中起着领先的作用，所以人们常常忽略 15世纪初期中国人进行的一系列探险活动。这一系列探险活动比起同时期西欧的探险活动，要雄心勃勃且范围广阔得多。
与中国人和葡萄牙人在航海方面的差别同样惊人的是，东欧的拜占廷人和俄罗斯人有着迥然不同的命运。拜占廷帝国在查士丁尼一世的统治下曾地括整个地中海流域，但在以后数世纪里，疆域不断缩小，只是个别时期里恢复过原状；到 15世纪时，仅剩两个很小的立足点，一个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另一个在君士坦丁堡附近。北面，情况正好相反，俄罗斯人正在俄国的领导下四处掠取土地。
在这同时，与欧亚大陆类似的发展正在非欧亚世界展开，只是其速度比较慢。农业和冶铁技术传入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后，促进了当地经济、商业的发展和帝国的建立。在美洲，农业是独自发展起来的，而且非常成功，因为那里驯化、栽培了大量的植物。但是，由于美洲与世隔绝，冶铁技术从未象它从欧亚大陆传入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那样，到达过美洲。不过，繁盛的农业为建立可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帝国相比的国家，提供了基础。
作为上述所描绘的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到 1500年，也就是欧洲人开始海外扩张、第一次使所有地区相互发生直接交往之时，世界各地区已达到各种不同的发展水平。发展水平的不同具有根本的历史重要性，因为它决定了欧洲人在以后数世纪里进行扩张的路线和速度。海外地区的发展愈迟缓，欧洲人的侵入就愈迅速、愈具有压倒之势；相反地，海外地区愈先进，他们对欧洲人的抵抗则愈有效、愈持久。
《全球通史》上
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后记
本书作者L。S．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是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
1913年生于加拿大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在克拉克大学获文科硕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现在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历史教授、西北大学的荣誉教授和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斯塔夫里阿诺斯博士曾因杰出的学术成就而荣获古根海姆奖、福特天赋奖和洛克菲勒基金奖。他的著作甚多，主要有《1815－1914年的巴尔于各国》、《巴尔干联盟：现代巴尔干统一运动史》、《1453年以来的巴尔干各国》、《现代人的史诗》、《人类的全球史》、《希腊：美国的困境和机会》、《奥斯曼帝国：它是欧洲的病人吗？》、《即将来到的黑暗时代的前途》、《全球历史：人类的过去和现在》、《全球分裂：第三世界充分发展》等。
本书是作者近年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分为《1500年以前的世界》和《1500年以来的世界》两册。由于作者在本书中采用全新的史学观点和方法，即将整个世界看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的统一体，从全球的角度而不是从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的角度来考察世界各地区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把研究重点放在对人类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诸历史运动、诸历史事件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上，努力反映局部与整体的对抗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以，本书一经问世，立即被译成多种文字，流传甚广，影响很大。
本书原文厚达一千余页，上起人类的起源，下迄本世纪7O年代多极世界相待时期，上下数十万年，一气呵成。本书材料新，范围广，除了政治、经济外，还涉及军事、文化、教育、宗教、科学技术、人口、移民、种族关系、道德风尚、思想意识等各个方面。本书吸收了近二十年来肚界历史学研究诸领域的新成就，并以较大篇幅叙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世界历史，故全书读来颇觉新颖爽朗，有强烈的现实感。从文字内容来看，作者对庞杂的史料取舍恰当，对各种历史事件着笔简要，边叙边议，文字生动；从编写技巧来看，每章前冠以简明提要，承上启下，便于掌握线索，每章末附有选读书目，便于进一步研究（全书各章后所附选读书目，我们没有翻译，仍以原文排印，以方便读者查阅和研究），全书条理清晰，结构完整，可与一部小型的世界史百科全书相媲美。
本书的译校和出版，得到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张广勇同志的具体关心和大力帮助。他还为这一中译本撰写了导言，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书是分头译出的。前十章和地图部分为吴象婴所译，余下的后半部分和插图说明为梁赤民所译。第十一章前四节曾由许企平初泽，在此谨致谢意。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译文难免有舛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1987年7月29日于北京
《全球通史》下
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中文版前言
当然，我很高兴，也很满意我的《全球通史》能与中国读者见面。不过，我也感到有点不安，因为我担心中国读者在阅读时将不会给予足够的批评。人们阅读任何东西都应提出批评，这是因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没有任何东西能作为纯真理或完整的模式而被人接受的时代。
环顾 20世纪后期的世界，我们将意到一个陷入重重困境之中的世界，看到一个一切都被弄得乱七八糟、一切都在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世界。不仅一个国家、一种社会制度如此，全球如此，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世界和发达的资本主义第一世界也是如此。如今，这三个世界都在转动着它们的车轮。
由于不发达的第三世界日益落后，因此，尽管在“联合国发展的几十年”期间，我们作了种种努力，但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正在加大。联合国那几十年的发展失败惨重。以致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今天的处境比它们过去作为殖民地时更加恶化，因而，它们现在进入的不是“发展的几十年”，而是“生存的几十年”。
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世界同样面临着种种严重的问题。 1961年，尼基塔·赫鲁晓夫曾夸口说，到1980年，苏联的工业生产将超过美国。但事实恰恰相反。苏联在当今新的尖端技术方面，并不是一位领导者，而是一位追随者。所以，它的工业产量已越来越落后于美国，实际上也落后于日本；苏联不但没能赶上美国，而且落到了日本的后面。因此，苏联现在在全球工业等级中名列第三。今天，我们之所以听到持不同政见者安德列·萨哈洛夫以及领袖人物米哈尔·戈尔巴乔夫作出这样的宣布：根本的问题在于苏联的社会和实际做法需要彻底检查，原因就在于此。
在富有想力的美国，我们发现太阳并不明亮，人民也并非幸福。相反，今日的美国也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国家，许多严重的问题日益加深。在过去的几年中，它已从世界上第一债权国下降为第一债务国。工人失业，农民失去农场。美国报纸上尽是这样的报道：无家可归的人们露宿街头；营养不良和饥饿的现象不断增长、遍及全国；酒精中毒、吸毒成瘾、少女怀孕和青少年自杀的比率与日俱增。
19世纪，整个世界接受了一种社会模式，那就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如今，再也不存在什么世界性的社会模式，因为所有社会都处在深深的危机之中。当然，我们可以从国外学习某些独特的技术，但就总的社会模式而论，却没有一个可鉴用。或许，我们应该记住毛主席的劝告：我们能从反面经验中学到某些东西。的确，全世界有许多值得我们观察、考虑、并可以从中得益的反面经验。每块大陆、每个地区的各个民族都有各自独特的问题，他们有责任拿出自己独特的解决办法。这就是当今世界所做的社会实验和社会改革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多的原因。
我认为这是一种健康的、有前途的趋势。人类过去历史中的许多灾难都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社会的变化，色是远远落后于技术的变化。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人们十分自然地欢迎和采纳那些能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新技术；但是，人们却拒绝接受新技术所必需的社会变化，因为采纳新思想、新制度和新做法总是令人不快的。今天，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人民已发觉自己陷入困境，当今技术革命与技术革命所需要的相应的社会革命之间的时间滞差是造成这一困境的一个根本原因。
例如，由于现代技术的发展，世界目前生产的食物多于它的需求。如果林这些食物平均分配，我们将拥有一个人民过于肥胖的世界，但是，这些食物并没有平均分配。由于我们拒绝接受社会的变化，每个民族中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距，全世界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变得越来越大。因此，在我们的时代，古老的生产率问题首次得到解决之后，营养不良和忍饥挨饿的人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同样，科学家警告我们，现代核武器以核冬天即人类自取灭亡的危险威胁着人类。然而，所有的国家都在继续装备自己，继续备战，仿佛我们不是在用氢弹、太空武器和毒气，而是在用长矛和弓箭打仗一样。上述例子说明，技术革命和社会革命之间的时间滞差多么严重，多么可怕。
爱伯特·爱因斯坦既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又是一位伟大的预言家。广岛、长崎事件发生后，他立即警告我们：“原子弹的杀伤力已改变除我们的思想方法以外的一切，这样，我们会逐渐陷入空前的大灾难之中。”不幸的是，爱因斯坦告诫我们所要避免的向大灾难的陷入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有责任使人们警觉并认真考虑爱因斯坦对我们的警告。人类的前途取决于人们的觉悟程度；我希望，我的书能对人们的觉悟有所贡献。
L·S·斯塔夫里阿诺斯
《全球通史》下
L·S·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序言
见是序言，就应该写得简明扼要；然而，本序言应是一个宇宙容器、一艘飞船，它将载读者登上月球，使他能观察到地球全貌，就象本序言之后的篇章使读者了解到地球上诸重大事件那样。
研究历史的全球性方法并不是一种新方法。实际上，它表示启蒙时代的编史传统又得到恢复；在启蒙时代，对世界历史的意法如同当时所要求的那样，是与关于进步的流行观点相适应的。在启蒙时代之前，西方历史学家由于需要使所有已知的历史事件符合于僵硬的《圣经》框架，受到了束缚。他们习惯将过去划分成与《但以理书》中所预言的亚达、波斯、希腊和罗马这四大世界帝国相对应的几个历史时期。但是，到 17世纪后期，这一传统的划分面对有关中国和印度的新的历史资料而愈益显得不适当。首先明确打破这种世界史编纂旧模式的是伏尔泰的《论各国习俗和精神》（1752年）和多卷本的《世界史》（1736—1765年）；这两部书不仅论述了《圣经》中古代的几个传统地区，也论述了中国、印度和美洲。
但是，到 18世纪末，对全球历史的兴趣开始渐渐消失。而更科学的历史观念的产生，确立了资料须真实可靠的标准，这类标准是那时在论述除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以外的其他文明时所没有的。历史编纂视野狭隘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也许是由于好战的民族国家的兴起，它推动了民族国家历史而不是先前的世界历史的编纂。这种局限于民族国家历史的历史编纂至少一直盛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很大程度上一直盛行列第二次世界大战前。
不过，在过去数十年里，对世界历史的兴趣又开始恢复。历史研究的不断进步现已大大扩大了可靠资料的范回，而两次世界大战和科学技术革命的影响，随着通讯联络的飞快进步，迫使人们普遍承认“一个世界”的事实。表明这一新的历史编纂趋向的是 H。G。韦尔斯的《世界史纲》（1919年）、拉尔夫·特纳的《伟大的文化传统》（1941年）、威廉·H·麦克尼尔的《西方的兴起，人类社会史》（1963年）以及当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历史杂志》和《人类史》。
这种新的兴趣之所以迄今对课堂教学未产生什么影响，显然是由于对世界历史的教学法是否切实可行这一点存有疑虑。倘若按通常的看法，认为世界历史是世界上所有国家或所有文明的历史的总和，那么上述疑虑是完全有道理的。当然，这种看法是十分荒谬的。就欧洲近代史课程而言，它毕竟不是依次讲述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家、巴尔干半岛和波罗的海诸国家的历史。更确切地说，它虽然要讲述诸主要国家内部的基本发展，但同样重要的是，还要探讨那些曾对整个欧洲大陆有影响的力量或运动。世界近代史课程与此相同，虽然其目的是分析世界诸主要地区的基本特点和发展历程，但同样重要的是，还要研究那些曾对整个世界有影响的力量或运动。因而，现在的问题并不是世界历史课程涉及的史实繁杂，而是观察角度不同，即世界历史课是从全球的而不是从地区或民族的角度讲述历史。
如果考察从哥伦布航海到法国大革命爆发这一近代初期阶段，观察角度不同的含义也许可得到具体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