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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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通史- 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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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诸民族操的是德拉维语,包括泰米尔语、泰卢固语和卡纳拉语,与北方人所操的印度雅利安语不同。另一方面,南方又接受印度教、佛教及其社会习俗,并将梵语作为其经文和学习的用语。这样,形成一个单独的文明,它不管诸民族根本不相同的种族和语言背景,也不管南方数国独立并存的局面,牢牢地将形形色色的民族结合在一起。 

  笈多帝国似乎享有过引人注目的繁荣,而这一繁荣由于旃陀罗笈多二世实行货币改革、采用标准的金币和银币而又得到进一步的促进。当时,无论半岛内的贸易还是对外贸易,其贸易量均达到新的高度。没多统治之际,安全的程度也有了提高,这在对外贸易贷款的利息率的降低这一点上反映出来:孔雀时期,贷款的利息率为240%;笈多时期,降为20%。 

  当时,最重要的一个工业是纺织业。纺织品包括丝绸、平组细布、印花布、亚麻布、毛织物和棉布。这些东西由于国内外市场的需要而被大量生产。 
  其他重要的行业有治金业、制陶业、雕刻业和宝石切割磨光业。 
  从中国佛教朝圣者的报告判断,笈多帝国的统治比孔雀帝国温和。法显曾在401至410年间在印度逗留,周游了一所所寺院;印度礼仪周到的服务和普遍的繁荣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发现,虽然王朝信奉印度教,但并不歧视佛教徒。乡村是—派安宁、繁荣的景象,不象在孔雀帝国统治时,受到警察和密探的骚扰。法显还注意到:人民众多,都很幸福;他们无需登记自己的家庭成员,也不用侍候任何地方行政官或留心他们订下的规章制度;只有耕种王室土地的人需交纳(一部分)收益。 
  如果他们想去,则去;如果他们想留,则留。国王的统治不依靠砍头或(其他)肉刑。罪犯只是被处以罚金,罚金的多少视罪行的轻重程度而定。 

  即使遇上一各企图进行万恶的叛乱活动的人,也只是将他们的右手砍去。国王的警卫人员和随从都有薪水。……市场上没有肉店和卖酒的商人。 
  在语言学和文学方面,这是梵语获得成功的时代。从前婆罗门学者使用的颇为陈旧的语言——梵语,现又卷土重来,传播到政府和世俗文学中。诗歌和散文由于王室的慷慨资助而欣欣向荣。 
  其中最杰出的是“印度的莎士比亚”迦梨陀婆的著作,他把古代传说和民间故事改编成戏剧和抒情诗。18世纪后期,他的七幕剧《沙恭达罗》被译成英语,从此以后,一直受到普遍的喝采,并被搬上外国舞台。将《摩呵婆罗多》和《罗摩衍那》这两部伟大的民族史诗编成定本,可能是笈多时代最大的文化成就。 
  这两部史诗的早期改编本虽然在公元前的许多世纪以前就有了,但现在已完全失落。今天只能看到以笈多作家赋予的样式出现的编定本。这些编定本仍是印度文学的经典和印度传统的宝库。 
  书中的男女主人公是人民生活中的一部分,书中大量的故事为世世代代作家所采用,书中的哲学诗《薄伽梵歌》成为印度教最重要的圣典。 
  在科学方面,笈多时代的成就也是很杰出的。与希腊人的交往使双方的思想发生有益的交流。 
  公元476年生于华氏城的阿耶波多是天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他教导说,地球是一个球体,它围绕地轴自转;月食是地球的阴影落在月亮上所引起的;太阳年的长度为365.3586805天——这一计算的误差极小。另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彘田精通希腊科学,而且极有天赋,他实际上对所有各门自然科学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无疑,最伟大的贡献是提出了“0”的理论和作为演算基点的十进制。这—基点可以是任何数;印度人选取10大概是因为他们靠10个手指计数。有了十进制,需要的单数仅为0,1,2,…9。 
  而古代希腊人则不同,对他们来说,888中的每一个8都是不同的。对罗马人来说,888就是DCCCLXXXVIII。若应用这些进位制,要进行乘、除法运算显然是很困难的。 
  这些简单的印度数字被阿拉伯商人和学者传到西方,并被称为“阿拉伯数字”。尽管这些数字具有明显的优点,却长期受到藐视,被认为是异教徒的东西,而且太易伪造了,因为短短的一划可以把0变成6或者9。直到15世纪后期,印度阿拉伯数字才在西方流行,打开了现代数学和现代科学的大门。 
  现在回顾起来,印度的这一贡献是很突出的,可与轮子、杠杆或字母表这些发明相媲美。 
  第十章 中国文明 
  可得到贤明的人时,政治就兴盛,得不到贤明的人时;政治就衰落。 

  孔子 
  与印度文明的不统一和间断相比,中国文明的特点是统一和连续。中国的发展情况与印度在雅利安人或穆斯林或英国人到来之后所发生的情况不同,没有明显的突然停顿。 
  当然,曾有许多游牧部族侵入中国,甚至还取某些王朝而代之;但是,不是中国人被迫接受入侵者的语言、习俗或畜牧经济,相反,是入侵者自己总是被迅速、完全地中国化。其原因在于中国较与世隔绝,它仅仅受到西北游牧民的侵略。中国无需与侵入印度的一批批具有较复杂的文化,因而能在不同程度上保持其种族和文化特点的民族打交道。 

  中国人一开始都是蒙古种人,他们在向东扩张至太平洋、向南扩张到越南的过程中,同化了那些游收入侵者和较为原始的部落。因而,中国人在他们整个历史上享有同一种族和同一文化。在古典时期,这种同一性如我们将看到的,得到进一步加强,因为中国人统一了文字,它使操各种极为不同的方言的人能互相交往。 
  而印度则不同,那里今天仍有14种“民族语言”;英语是其中的一种,用尼赫鲁的话来说,它在其他13种语言中起着“连结”的作用。 
  在中国,与文化同一性一样重要的是,各时期都存在着惊人的政治上的统一。这一点在相当大程度上可解释为:是由于中国文明,这个唯一在任何时候都未产生过祭司阶级的伟大文明,具有独特的现世主义。 
  固然,皇帝也是祭士,他为了所有臣民的利益而向苍天献祭,但是,他履行的宗教职责比起他的统治职责来,始终居于次要地位。因而,存在于欧亚其他文明中的教士与俗人之间、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巨大分裂,在中国是不存在的。中国也没有与印度史诗相当的东西,因为印度史诗饱含玄学,其内容多与个人的灵魂得救有关。 
  中国人的经典都强调人在社会中的生活,尤其是强调家庭成员之间、国王与臣属之间的关系。这种对现世的强烈偏好为政治组织和政治稳定提供了一个坚固的、根本的基础。而这一基础又由于中国人在这些世纪里实行一种独特的制度——在全国竞争性考试的基础上选任文官——而得到进一步加强。 
  与这类似的情况在西方或其他任何地方过了二千年才出现。 
  以上所述的这些历史背景情况,可用来帮助说明本章所要阐述的中国文明和中国历史。 

  一、过渡时期 
  东周时期(公元前771-256年),王朝软弱无力,封建主相互混战不绝,表面上是个多事的时期(见第六章第四节)。不过,这也是一个社会经济发生根本变革,从而决定而且永久地决定中国发展进程的时期。 
  变革的根本原因如同在印度那样,是由于铁得到采用。铁传入中国的时间很晚,直到公元前600年前后才大量出现。但是,到公元前5世纪和1世纪时,它已给中国社会和中国政府留下了自己的标记。 
  铁发生影响的方式是大家熟悉的。新的、更有效的铁制工具使农业有可能从原先的黄河发源地向南扩展到森林茂密的长江流域(相当于从印度的印度河流域扩展到恒河流域)。铁制工具还促进了流域地区大批的排水工程、为长距离施运大批商品而进行的运河开挖以及西北干旱地区的灌溉工程。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生产率有了巨大增长,生产率增长又转过来促进贸易和工业,并最后使大部分经济商品化。货币在较早时候就已开始使用,通常以贝壳的形式出现。现在又出现了铜币,并日趋广泛地使用于各经济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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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通史》 第4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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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通史》    第40节 
作者: 斯塔夫理阿诺斯 
         
  在经济商品化的过程中,产生一个新的商人和匠人的阶级。他们自由且富裕,因而不再象过去那样依靠封建主;相反,他们组成新的货币贵族,并很快向封建主至高无上的地位提出了挑战。 

  随着经济商品化,土地成为可以自由买卖的一种财产。富有的商人获得了大笔地产,贵族们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不再象过去那样向村社头领收取一定量的地租,而是派人直接向农民索取更多的地租。 
  伴随经济变革而来的是重大的政治变革,即封建分封制转变为中央集权制。 
  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商品化为各封建国家的统治者提供了建立中央集权所必需的财政资源。当时还新开垦了不少土地,这些土地的管理不属于封建关系范围之内,所以地租都直接交入诸侯们的府库,这一点尤其增加了建立中央集权所必需的财源。除此之外,诸侯们还为了牟利,愈来愈对盐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垄断。 
  其结果是,诸俟们能够把从前分给贵族们的封地转变为由他们自己的中央政府派官员管理的行政单位。这一发展过程是很缓慢的,可是在其发生的地方,大大增进了统治者的财力和权力,并相应地削弱了首都的周王朝。实际上,秦统治者所以能成功地征服整个中国,一个基本原因就在于他们率先采取了上述这些措施,并因此而得益。 
  我们将在本章第三节论述秦朝。 

  二、哲学家和经典 
  我们前面论述的混乱和改革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思想象,迫使他们重新估价自己的传统,或将其抛弃,或使之适应过时期的需要。因而,东周时期是一个思想文化大变动、富有创造力的时期,它使人联想起希腊的理性主义哲学家和印度的怫陀以及其他宗教改革者在类似情况下所取得的成就。 
  由于中国文明具有注重现世的性质,所以中国杰出的思想家都倾向于首先当注重实际的政治家,对争取各国统治者接受他们的观点很感兴趣。他们在旅行和辩论的过程中,吸引信徒,逐渐形成各哲学学派。当时思想十分活跃,以致中国人把这一时期称为“诸子百家”时期。 
  这里,我们将探讨存在过许多世纪、对中国文明的发展有重大影响的几家学派。 
  虽然这些学派的创立者往往是一些大胆的改革者,但他们几乎全都认为在遥远的过去有一个黄金时代,渴望能从这一黄金时代得到启发。这一倾向在大多数文明中都可见到。 

  黄金时代不仅存在于中国作品中,也在《伊利亚特》、《埃涅阿斯纪》和《吠陀》中得到描述。但是,对过去的意识和崇拜在中国人中表现得特别强烈。因此,他们小心地保存和研究较早时期的著作,认为这些著作是处理私事和公众事务所必不可少的。 
  这些古代著作中最重要的是与儒教相联系的《五经》。按照通常论述它们的次序,第一部是《易经》,即占卜用书。这部书充满民间流传的预兆和占卜术。 
  例如:如果一只公羊冲撞树篱,而且回不来或进不去,那么,你要做的事将完全失败。第二部是《书经》,即历史书。此书由周朝早期的历史文件和演说辞组成,不过其中有些材料据现在所知,是后人伪造的。 
  第三部是《诗经》,即诗集,由约300首诗组成,其中大部分诗始于周朝初期。第四部是《礼经》,即仪礼书,由最广泛的哲学见解至最详细的日常生活行为准则汇编而成。最后一部是《春秋经》,是一部简短的编年体历史书,记载了公元前722年至481年间影响鲁国或在鲁国发生的诸重大事件。 
  鲁国是孔子的祖国,这部编年史是孔于按照传统,依据较早的地方记录整理而成的。从这些经典转向研究、利用它们的哲学导师,比较起来最为杰出的是孔子。他的影响极度深远且持久,所以过去2O00年间,中国人生活方式的特点可以公正地用一个词即“儒教”来表示。 
  孔子(孔夫子的拉丁名字,即孔大师)于公元前551年出身于下等贵族的一个贫困家庭,他必须在这个世界上求得成功。而他当时面临的世界是没有希望的,到处是封建割据的混乱状态,无论在宗教还是世俗方面,都没有一个较高的权力可以赢得国民的忠诚。这种情形驱使孔子周游于诸朝廷之间,希望寻得一位统治者,能采纳他关于理想政治的见解。 

  他确实得到过几个较小的职位,但他对实际政治的影响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他转而教育年青人,希望他们能较有效地贯彻他的训导。孔子终于发现自己的特长并加以发挥。他证明自己是一个具有罕见的热情和擅长教育的教师。 
  他的教导和他个人的品格都记录在《论语》一书中,此书最古老的本子似乎成于他去世约一百年时。这书不是一部以殉难结尾的充满自我牺牲的史诗,但是它记录了一个人的迷人的个性——明智、仁慈、为其成年时的愚笨而苦恼;这些记录使人相信,他能够恢复平静,此外,他还具有一种可取的幽默感。 
  孔子的学说从根本上说是保守的。 
  他不打算损害现存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主张“君君、臣臣、父父、于子”。不过,在他坚持统治者有统治的权力的同时,他还坚持统治者应在正确的道德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统治。他和柏拉图一样,要国王做贤者;认为,如果他们具有一个绅士的五条美德——诚实、正直、忠诚、恩惠和仁爱(也就是通人情),他们就能成为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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