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国语来改造台湾的土语。换句话说，我们欲把台湾人的话统一于中国语，再换句话说，是用我们现在所用的话改成与中国语合致的。”所以，“国语”是其惟一的标准和依据。再说，台湾话是汉民族语言中的一种方言——闽方言的分支，或者是客家话方言，书面语言就是用的整个汉民族的书面语言——汉字，主要的差别只在于语音，所以，以国语改造台湾话是完全可能的。
2、这样改造的意义在于“我们的文化就得以不与中国文化分断、白话文学的基础又能确立，台湾的语言又能改造成合理的”。张我军说，这“岂不是一举三、四得的吗？”
3、具体做法，张我军说，“如果欲照我们的目标改造台湾的语言，须多读中国的以白话文写作的诗文。”在这之前，他专门写了《研究新文学应读什么书》一文，发表在1925年3月1日《台湾民报》3卷7号上。这篇文章特别推荐了祖国大陆的白话文学佳作。新诗集有《女神》、《星空》、《尝试集》、《草儿》、《冬夜》、《西还》、《蕙的风》、《雪潮》、《繁星》、《将来之花园》和《旧梦》；短篇小说集有：《呐喊》、《沉沦》、《玄武湖之秋》、《蔓萝集》、《超人》、《小说汇刊》、《火灾》、《隔膜》等等。此外，还向读者推荐了新文学期刊《创造周报》、《创造季刊》和《小说月报》。
与此同时，张我军还写了《文学革命运动以来》一文，发表在《台湾民报》的3卷6—10号上，转引了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一节的全文，目的是“欲使台湾人用最简捷的方法来明白文学革命运动的经过”。而张我军的《诗体的解放》一文发表在1925年3月1日至5月3日3卷7、8、9号《台湾民报》，也在催促台湾新诗坛“开放几朵灿烂的鲜花”。
和张我军相呼应的是，蔡孝乾在《台湾民报》3卷12—16号上的一篇长文《中国新文学概观》。文章具体地介绍了祖国新文学的发展。此外，《台湾民报》还陆续刊载了祖国大陆新文学的作品，如鲁迅的《故乡》、《狂人日记》、《阿Q正传》，郭沫若的《牧羊哀话》、《仰望》、《江湾即景》，冰心的《超人》，西谛的《墙角的创痕》，淦女士的《隔绝》，徐志摩的《自剖》等等。这，已经成为台湾新文学先驱者们从事创作的重要借鉴了。
再看新文学创作。
在张我军等人的文艺评论文字引导下，在祖国新文坛上“无数金光灿烂的作品”（张我军：《随感录•；二十一》。《台湾民报》3卷12号。）的启示下，台湾新文学终于开花结果了。
还是新诗最早问世。1924年5月11日，《台湾民报》2卷8号上，张我军署名“一郎”发表了白话《沉寂》和《对月狂歌》。这两首诗写于北京，是台湾新文学史上第一次被刊载的汉语白话新诗。其中，《沉寂》一诗缘自张我军当时暗恋来自湖北黄陂、同在补习班上课、就读于北京尚义女子师范学院的罗文淑的一份情感。当时，在《台湾民报》上发表的新诗还有张我军的《无情的雨》、《烦恼》、《乱都之恋》（其中7首），崇五的《误认》、《旅愁》，杨云萍的《这是什么声？》和杨华的《小诗》。1925年12月在《人人》杂志2期上也有新诗发表，有郑岭秋的《我手早软了》，江肖梅的《唐棣梅》，纵横的《乞孩》和泽生的《思念郎》。1925年底，台湾还出版了新文学的第一部诗集，即张我军的《乱都之恋》。1927年杨华又在狱中写了《黑潮集》。
当然，成绩最为突出的还是小说。1926年《台湾民报》的新年号发表了赖和的《斗闹热》和杨云萍的《光临》。此外，还有赖和的《一杆称仔》，杨云萍的《兄弟》、《黄昏的蔗园》，张我军的《买彩票》、《白太太的哀史》，天游生的《黄莺》，涵虚的《郑秀才的客厅》等，上述作品也都在《台湾民报》上发表。
戏剧方面，则有各种题材的“文化剧”活跃在群众中，只是剧本不多，《台湾民报》上刊载的也是寥寥无几。当时刊登的剧本，有张梗的独幕剧《屈原》和逃尧的独幕剧《绝裾》。
和祖国大陆一样，新文学作品数量最多的还是散文。其中，政论文、杂文、随感等散文体，随着白话文的推广与普及，显得相当繁荣。其中，文学性较强的散文，有赖和发表在1925年8月87号《台湾民报》上的《无题》，蒋渭水发表在1925年3月的《台湾民报》上的《狱中日记》。
这第一批新文学创作的成果，宣告了台湾新文学的诞生，也为台湾新文学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个基础，首先就是，从此，白话文学，也就是“国语的文学”成为台湾文坛的主流，进而主宰了台湾文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新文学的先驱者要做到这点，要从日语写作和古文写作转换到现代汉语白话文写作上来，并不容易。
这个基础，也表现在，台湾新文学一起步，就高举着五四新文学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大旗，成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运动的重要的方面军。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二（7）
这方面，赖和堪称开风气之先的奠基人。
1909年，16岁的赖和考进台湾医学校，1914年毕业时，为自己立下了两条生活戒律：一辈子都穿中国的民族服装；一直坚持用中文写作。这表现的是一种崇高的民族气节。毕业后，先后在台北、嘉义行医，1916年回彰化开设赖和医院。1919年夏天，赖和前往厦门博爱医院任职。这时，恰逢五四运动发生，新文化运动、新文学浪潮风起云涌，赖和体验到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1920年，赖和辞职返回台湾。1921年，他参与组建台湾文化协会，任理事，开始投身台湾新文化运动。1923年12月16日凌晨，台湾殖民当局借口违反所谓的“治安警察法”，突然袭击，逮捕了全台湾抗日爱国志士40多人，赖和是其中的一个。出狱后，1924年末，当台湾展开新旧文学激烈论战的时候，他坚决占在新文学一边，参加了论战。更重要的是，他和张我军、杨云萍等人一起，以文学创作的实绩宣告了台湾新文学的诞生。他以他卓越的成绩和贡献赢得了“台湾新文学之父”的美誉。
赖和的《一杆称仔》写镇西威丽村靠租田耕作谋生的佃农秦得参一家的故事。秦得参受继父的虐待，受业主、制糖会社的残酷榨取，借了几块钱去卖菜，不料，又祸从天降，巡警寻衅找上了他。他不懂市上的“规矩”，觉得穷人的东西就不该白送给巡警，觉得做官的不可以任意凌辱人民，不仅敢和“买”他生菜的巡警论斤两，而且敢于顶撞巡警，敢于顶撞那和巡警狼狈为奸的法官。结果，他宁愿坐监三天，而不愿交出三块钱的罚款。妻子闻讯，拿着卖取金花的三块钱到监狱里赎回了丈夫。秦得参感到十分痛苦，觉得“人不像个人，畜生，谁愿意做。这是什么世间？活着倒不如死了快活”。元旦，他杀死一个夜巡的警吏后，便自杀了。
赖和是怀着深沉的悲愤写完《一杆称仔》的。赖和通过秦得参的口，对“强权行使”的殖民当局发出了抗议。当秦得参“觉悟”到不能再像“畜生”一样任人宰割的时候，他杀死了警吏。这是自发的个人反抗，却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可侮的民族精神。
赖和在这里表现的是台湾新文学的一个特殊主题。
日本帝国主义占据台湾时，警察是他们实行殖民统治的重要工具。作为鹰犬，警察还兼有辅助行为的职能，每个警察都对生活在台湾的中国人操有生杀予夺的专制大权。开始，警察全是日本人充任，人们讽刺他们叫“查大人”。1898年后，日本殖民当局又用一些台湾人充当“巡查补”，这就是“补大人”。“查大人”和“补大人”的专制和残暴，使沦亡的台湾人民深受其害。赖和在《一杆称仔》里揭露和控诉了这些走狗，而且写出了秦得参这样的人民对这些走狗的痛恨和反抗。作者说它是个悲剧，但这悲剧里有着壮烈的美。
这个特殊的文学主题，经赖和表现之后，曾经一再为台湾爱国文学家所表现。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台湾光复，作家们还一再重复写这样的题材，表现这样的主题。助纣为虐的殖民走狗，在人们心中留下的罪孽太深重了。
《斗闹热》是描写台湾的旧风俗习惯的。当时，生活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中国作家们，作为抗日的爱国者，同时又是民主思想的启蒙者，在反对日本殖民者及其爪牙和走狗的斗争中，他们也反对形形色色的亡国奴思想。在台湾现实社会中，眼前封建落后的旧思想旧习俗成了台湾人民的精神枷锁。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既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统治者对台湾人民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又鞭挞民族败类、汉奸的丑恶思想，同时也表现了台湾人民的穷困生活以及被封建礼教、旧习俗和迷信思想愚弄的痛苦。《斗闹热》的思想意义就在于此。
当时，参与奠基的，还有杨云萍。
1920年，杨云萍考取台北中学，读书期间又热切地学习祖国的文化遗产。从好友江梦笔那里读到《小说月服》、《诗》、《东方杂志》等期刊，又使杨云萍如饥如渴地见识了祖国大陆的新文学。1925年3月杨云萍和江梦笔合作创办白话文学的《人人》杂志。前面已介绍过，在这个阵地上，他积极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促进了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发展。
1926年新年号的《台湾民报》上，杨云萍的小说《光临》和赖和的《斗闹热》同时发表。
杨云萍的《光临》写保正林通灵请客的故事。林通灵以为，伊田警部大人能光临他家，是他的无尚光荣，仿佛这K庄的人民再也没有比他更有信用，更有势力的了！不料，他费了三块多钱，鱼肉酒菜一大堆，全家不亦乐乎一阵忙碌，全部落空，伊田大人没有赏脸，而是跑到一个叫做陈开三的那里喝喜酒去了。林通灵扫兴极了，懊丧极了。杨云萍以不长的篇幅写他的举止，刻划他丑恶的心灵，活脱脱地描绘了他的一幅汉奸嘴脸，有力地批判了民族的败类。
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开火，向着汉奸的奴才性开火，向着落后的封建思想开火，这正是台湾新文学一起步就开始了现实主义的战斗传统。
台湾新文学的第一批成果，为台湾新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还表现在，它一起步，就十分重视作品的文学性。
杨云萍的《光临》证明了这一点。《光临》全文一千多字，只择取“保正”准备宴客的五个生活片断——他非常兴奋地拿着买到的鱼肉回家；吩咐家人和家工“料理”鱼肉，打扫环境，购买烟酒；点灯出门恭侯客人；接不着客人而疑虑；因客人到别家吃喜酒而懊丧，借酒消愁。杨云萍的笔墨真是十分简洁了，但那“保正”林通灵的奴颜卑膝的种种丑态却活灵活现地勾勒出来了。还有，《光临》不仅择取了生活的“横截面”（②③胡适：《论短篇小说》。）而且用了“最经济的文学手段”②生动而形象地“描写事实中最精采的一段”③比如第一节，从“形”入手，进而深入到“神”的深处，作品就刻划了一个可耻的汉奸的丑恶形象了。
林通灵巴结、讨好“警部大人”以及受庞若惊，洋洋自得，梦想着往上爬的心愿，都描写得十分逼真。质朴的写实中蕴含着的，正是作者的满腔忿恨。
由上可以看出，张我军、赖和、杨云萍等台湾新文学的先驱者们，已开通了台湾新文学创作的阳光大道，后来者就在这条大道上奋然前行了。
这，就是历史。
这历史，已经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台湾的新文化运动是在祖国大陆新文化运动直接推动下发生的，台湾的新文学是在祖国大陆五四文学革命的催生下揭开了历史的新的一页的。
就新文学而言，无论是发动革命的思潮，还是排除阻力引导新文学诞生之路的理论，还是为新文学诞生而在组织上、思想上、作家队伍和作品阵地的准备，还是一批证实文学革命成功的新文学作品，都已经表明，台湾岛上，这新文学的脐带和血脉，都是连接着大陆新文学的。说什么“影响微不足道”，说什么“不是从中国来”，而是从“日本殖民者”来的，等等，那都是“台独”派在痴人说梦，或者，它所显示的正是历史的不肖子孙对历史的公然篡改。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二（8）
（三）关于3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与台湾话文”的论争
1930—1931年发生的“乡土文学和台湾话文”的论争，是一场新文学如何进一步大众化的讨论。讨论是在新文学阵营内部进行的。双方最后虽然没有取得共识，但共同主张的文艺大众化的思想、确实对台湾新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文学台独”论者说什么“台湾话文的提出”，“有标明台湾主体性的意义”（游胜冠：《台湾文学本土论的兴起与发展》。台北前卫出版社1996年7月版。），论争显示了“台湾本身逐渐产生和建立自主性文学的意念”，（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高雄文学界杂志社1991年1月版。）还说什么“一九三○——三二年经过乡土文学论争、台湾话文论争，台湾文学的本土论终于形成”。（林瑞明：《台湾文学的本土观察》。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7月版。）事实又是怎样的呢？！
如实地描述和阐释台湾“乡土文学与台湾话文”的论争，还要从20年代初期新旧文学论争说起。当时，愈演愈烈的论争，其实已经开始涉及到“乡土文学”与“台湾话文”这个建设台湾新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的大问题。只是，由于当时面对的是要“打倒文言文”、“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个紧迫的历史任务，“乡土文学”与“台湾话文”的问题，还没有提到加以解决的日程上来。
早在1923年，黄呈聪在《论普及白话文的使命》（见李南衡主编《时居下台湾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