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反抗“皇民文学”开展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是妥协、投降，摧毁台湾新文学的民族解放的精神，还是反抗、斗争，高举民族解放的旗帜引导台湾新文学走向新的胜利？两种对立的文艺思潮，两条对立的文艺路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不幸的是，这一段历史，在台湾文坛，现在也被篡改了。人们看到，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20年的时间里，文坛“台独”势力丧失民族气节，和日本学术界的右翼势力串通一气，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美化“皇民文学”的浊浪，企图由此而进一步美化日本当年的对台殖民统治，为殖民者招魂，并使“受惠”于这种殖民统治的台湾在政治上、文化上、思想上与祖国分离。
这真是文坛“台独”势力在痴人说梦。无情的历史，在纪念那些为反抗“皇民文学”而坚决斗争的先驱者的时候，也早就把“皇民文学”的炮制者、鼓吹者和推行者钉死在耻辱柱上了。
为了更好地认清文坛“台独”势力美化“皇民文学”的反动本质，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历史。
第一战时体制与皇民化运动给新文学带来浩劫
“七•；七”事变之前，日本帝国已经进一步法西斯化了。其中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1936年2月26日，皇道派青年将校率领1400余人的部队，举兵蹶起，杀死了内阁大臣斋藤实、藏相高桥是今、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首相冈田倒是得以免。哗变的部队占领了皇宫周边的永田町一带，要求改造国家，由军人执政。冈田内阁总辞职。第二天，东京戒严。29日，戒严部队开始讨伐，叛军投降。3月9日，广田弘毅内阁上台。7月5日，东京陆军军法会议对“2•；26”事件作出判决，17人被判死刑。7月12日，除矶部、中村外，其余15人被执行死刑。“2•；26”事件虽然被平息下去，但整个日本帝国的法西斯化进程加快了。比如，7月10日，平野义太郎、山田盛太郎、小林良正等讲座派学者，左翼文化团体的成员，都遭到了逮捕。同时，又加紧了和德国法西斯的勾结。这一年的11月15日，在柏林，日德两国就签定了共防协定。日本国内，几经动荡之后，1937年6月4日，第一次近卫文内阁上台，终于完成了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的准备。
为了配合这一战争的发动，日本侵略者在台湾加紧了殖民统治。比如，1936年6月3日，《台湾拓殖株式会社法》公布。6月17日，在台中公园的始政纪念日的庆祝会上殴辱爱国人士林献堂，制造了“祖国事件”。6月23日，日本政府为大力奖励来台移民，成立了秋津移民村。9月2日，日本海军大将小林跻造继中川健藏任台湾总督，20日，就实施了《米粮自治管理法》，进一步加强了控制。10月，清水人蔡淑悔以中国国民党身份在台组织众友会，提倡民族主义，也立即遭到镇压。到1937年4月1日，这种殖民地迫害更形疯狂，总督府命令禁止报刊使用中文。《台湾日日新报》、《台湾新闻》、《台南新报》三报停止了中文版，《台湾新民报》中文版则缩减一半，并限定6月1日全部废止。卢沟桥事变爆发当天，台湾军司令部就发表强硬声明，对台湾民众发出警告，并召开临时部局首长会议，议决设立临时情报委员会，同时下令解散台湾地方自治联盟。8月15日，台湾军司令部进入战时体制。9月，根据日本帝国近卫内阁提出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计划”，制定了台湾“皇民化”方针，强迫推行“皇民化运动”。10日，就设置了“国民精神总动员本部”，开始强召台湾青年充当大陆战地军。接着，9月18日公布《军需工业动员法》，11月1日公布《移出米管理案要纲》，11月2日公布《防空法台湾施行令》。这以后，几年之内，日本帝国政府和台湾殖民当局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紧推进“皇民化运动”。比如，1938年1月23日，台湾总督小林跻造发表关于台民志愿兵制度之实施，声称这一制度是为“皇民化”彻底之同一必要行动。31日，日本内阁议决台湾生产力扩充四年计划。4月1日，日本政府公布在台湾施行《中日事变特别税令》及其他有关法令，横征暴敛。2日，公布《台湾农业义勇队抬募纲要》。5月5日，实施国家总动员令。28日，日本政府大肆移民来台。6月20日，台湾银行开始收购民间黄金。7月1日，统制石油类消费。9月17日，公布台湾重要物产调整委员会官制。1939年5月19日，台湾总督小林跻造在赴东京途中对记者发表谈话称，治台重点之“皇民化、工业化、南进三政策，及时开始”。他所说的“南进”，指的是日军南侵以台湾为基地。7月8日，公布《国民征用令》。10月，公布米配给统制规则。12月1日，牛岛中将任台湾军司令官。12月19日，台中州开始所谓“米谷贡献报国运动”，强行征用粮食支援日本帝国的侵略战争。1940年2月11日，公布台湾户口规则修改，规令台民改日本姓名办法。11月25日，国民精神总动员本部公布《台籍民改日姓促进要纲》。1941年2月11日，《台湾新民报》被迫改称《兴南新闻》。3月26日，公布修正台湾教育令，废止小学、公学校，一律改为国民学校。4月19日，日本当局成立“台湾皇民奉公会”，发行宣传杂志《新建设》，为适应战争需要，在台推行“皇民化运动”。12月1日，公布《国民劳动协力令施行规则》。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台湾原住民被秘密编成“高砂义勇队”，派往南洋各地参战。30日，公布《台湾青年少年团设置纲要》。1942年4月，台湾特别志愿兵制度实施，强迫台籍青年参军到南洋战场。1943年1月5日，实施《海军特别志愿兵制度》。6月21日，募得第二批陆军志愿兵共1030人。11月30日，日本政府强召台湾、朝鲜籍留日学生赴前线，在东京日比谷公园举行所谓壮行大会。12月1日，强行抽调学生兵入伍。1944年1月20日，公布《皇民成所规则》，加强“皇民化运动”。3月6日，公布《台湾决战非常措置实施要纲》。本月，台湾全岛六家日报，即台北《日日新报》、《兴南新闻》，台南《台湾日报》，高雄《高雄新报》，台中《台湾新闻》，花莲《东台湾新闻》，合并为《台湾新报》。8月20日，台湾全岛进入战场状态，开始实施台籍民征兵制度。
这是日本在台殖民统治最黑暗的时期。“皇民化运动”的罪恶目的，就是要殖民地台湾向着日本“本土化”，用日本国的“大和文化”全面、彻底地取代中国文化，消灭台湾同胞的民族意识。日本殖民当局把日语定为台湾岛上惟一合法的语言，取缔中文私塾，禁开汉语课程，报纸杂志禁用中文出版，甚至于，在日常生活中，台湾同胞也必须讲日语，比如，“在火车上不讲日语就不卖给火车票”。（②转引自陈碧笙《台湾地事史》。）强迫台湾同胞将中国人祖传的姓氏一律改换日本人的姓氏，更是阴狠毒辣。当时，对于坚持使用汉人姓氏的，日本殖民当局竟然不给登记户口，不给战时“配给品”，以至开除公职，投入监狱。在改换姓氏同时，日本殖民当局还强制推行了“寺庙神升天”的活动，取缔中国寺庙，捣毁神像，改换家祠中祖先神主和墓碑，强迫台胞奉祀“天照大神”，参拜神社。甚至于，连中国年节的习俗也予取缔，强令台胞按日本习俗过日本人的节日。日本殖民当局这样消灭中国文化，就是要把“日本国民精神”“渗透到岛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去，以确实达到‘内台一如’的境地。”②那臭名昭著的“皇民奉公会”，强制推行“皇民奉公运动”，举凡“米粮自治管理”、“移出米管理”，“米谷供献报国”、“军需工业动员”、“收购民间黄金”、“统制石油类消费”、“国民征用”、“报国公债”、“国防献金”以及“贮蓄报国运动”和“农业义勇队招募”、“增产挺身青年运动”等等，又都使得对于台湾人力、物力的榨取几乎达到了极限。这样“皇民成”和“皇民奉公”的结果，就是在“战时体制”下，强召台湾青年为日本侵略战争充当炮灰，也充当帮凶。从1937年到1945年，八年间，强召“大陆战地军”，强召“义勇队”，实施“特别志愿兵”制度及“海军特别志愿兵”制度，“陆军特别志愿兵”制度，“学生兵入伍”，还有实施“台籍民征兵”制度，其结果是，据陈映真在1998年4月2日—4日台北《联合报》副刊上发表《精神的荒废——张良泽皇民文学论的批评》一文披露，总共有20万7千余名台湾青年分别以“军属”、“军夫”和“志愿军”战斗员等名目被征调投入战争。战死、病殁、失踪者计5万5千余人，伤残2千余人，其中，因受“皇民化”愚弄摧残，中毒过深者，在南洋、华南战场中误信自己是真皇军而犯下严重屠杀、虐杀罪行，在战后国际战犯审判中被判处死刑者26人，10年以上有期徒刑者147人！
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三（2）
就在“皇民化运动”疯狂推行之时，日本殖民当局对台湾新文学也进行了疯狂的摧残。
前已说明，1937年4月1日，台湾总督府禁用中文，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浩劫来临的一个标志。其直接后果，是杨逵主编的中日文并刊的《台湾新文学》接到台湾总督府命令，禁止刊登中文作品，6月，刊行到14期后，宣布停刊。
除了这一年创刊的《风月报》杂志还有中、日并刊到光复才停刊，其他的中文杂志，及至所有的文学杂志，一时间都不见踪影了。
1939年，长期在台的一些日本作家，以西川满为首，集合了滨田隼雄、北原政吉、池田敏雄、中山侑等人筹备成立“台湾诗人协会”。成员中，还包括有台湾作家杨云萍、黄得时、龙瑛宗等人。
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前，西川满的右翼的、反动的“皇民主义”思想已经明显地表现在他的作品中了。日本学者近藤正已的《西川满札记》就指出：“若要想从他的作品中，找出台湾人所处状况之深刻考虑、解释等描写则极为困难。”而他的作品，即使以台湾历史为题材写的片段，我们也可以明白无误地读到他的真实右翼思想。比如，在《赤记》里，西川满就写道：“在以高度国防建设为国家急务之今日，并非回顾个人自由平等的时候。个人无论如何要坚固职守，继承祖父之遗业，以为社稷。”在《云林记》里，西川满又写道：“如果我这一辈无法奉公，那个孩子、或孙子，过了两代、三代，只要是流着我的血，便使之尽皇民之赤诚，为乡土尽力吧！”（引自近藤正已《西川满札记》。文载《台湾风物》，1980年9月、12月之第33卷3、4期。）1939年筹组“台湾诗人协会”时的西川满，已经自踞于协力日本侵略战争的文化榜首，决心要充任日本“皇民文学”——文学侵略军的司令官了。
9月9日。“台湾诗人协会”正式成立。12月，协会的机关刊物《美丽岛》出刊，西川满、北原政吉任主编。《美丽岛》一共收有63人的作品。卷头言由日本右翼作家火野苇平执笔撰写。《美丽岛》只发行了一期。
同年12月4日，西川满拉着黄得时一起作筹备委员，筹备改组“台湾诗人协会”为“台湾文艺家协会”。1940年1月，改组完成，并于1月1日创刊协会机关杂志《文艺台湾》。西川满把持这一阵地，自任了《文艺台湾》的主编兼发行人。“台湾文艺家协会”共有台、日作家会员62人。其中，包括台北帝大、台北高等学校教授、警务局长、情报课长等，殖民统治当局的官方色彩极浓。尤其是，这一年，日本国内成立了“大政翼赞会”之后，“台湾文艺家协会”又因总督府情报部部长、文教局长、文书课长等高官担任顾问，“透过文艺活动，协助文化新体制的建设”的面貌越来越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
1941年2月，为配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体制和响应“皇民化运动”，“台湾文艺家协会”改组。台北帝大教授矢野峰人出任会长，西川满任事务长。矢野峰人虽然是个象征派诗人，但是，和西川满一样，也带有浓厚的殖民者统治意识。他曾以《文艺报国的使命》为题演讲。这“文艺报国”的话题，后来，在1942年6月由情报局指导在日本东京成立的“日本文学报国会”章程里有明确的阐释是：“本会目的在于……，确实并发扬皇国传统与理想的日本文学，协助宣扬皇道文化。”又在同年成立的“大日本言论报国会”那里有了回应。这个“报国会”就宣称：“不受外来文化的毒害，确实日本主义的世界观，阐明并完成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原理，积极挺身于皇国内外的思想战。”（参见朱庭光编著《法西斯体制研究》。）看来，“台湾文艺家协会”的这次改组，也是有定一定的政治背景的。
1941年3月，西川满另行组织“文艺台湾社”，《文艺台湾》改由“文艺台湾社”发行。《文艺台湾》以“台湾文艺家协会”机关刊物的名义刊行了6期。改组后，名义上是同仁杂志，其实是由西川满一个人控制的。
这一年5月，张文环与王井泉、陈逸松、黄得时、中山侑等人组成“启文社”。5月27日，创刊《台湾文学》，成员以台湾作家为主，除张文环外，还有吕赫若、吴新荣、吴天赏、王井泉、黄得时、杨逵、王碧蕉、林博秋、简国贤、吕泉生、张冬芳等。
也就是在1941年的12月8日，赖和遭到日本宪兵队和警务局的共同调查，被捕50多天。
1942年6月，“日本文学报国会”特派久米正雄、菊地宽、中野实、吉川英治、火野苇平等来台湾，在各主要城市巡回举行“战时文艺演讲会”。8月，台湾“皇民奉公会”设置文化部。“台湾文艺家协会”会长矢野峰人就任文艺班班长，“台湾文艺家协会”和“皇民奉公会”公开合流。10月，日本帝国政府在东京召开了“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妄图把亚洲文学界都拖进“大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