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和1985年，叶石涛用两个夏季写成了《台湾文学史纲》。尽管还顾虑于时局而不得不谨慎下笔，但是，在《文学界》上先行发表时，叶石涛还是强烈地表现了他分离主义的台湾文学史观。如前所述，叶石涛反复强调的是。“跟大陆分离达五十一年之久的台湾，难免对大陆的近代文化有疏离感和隔膜”，“在三百多年来的跟异民族抗争的血迹斑斑的历史里养成的坚强的本土性格，……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它获得了“异族的文化形态”，“希望台湾文学扎根于台湾的特殊性，建立自主性的文学”，等等。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叶石涛在1985年12月为这本书写的《序》里就说，台湾文学“在跟大陆完全隔离的状态下吸收了欧美文学和日本文学的精华，逐渐有了较鲜明的自主性性格”。叶石涛还说：“现代台湾文学的重要课题之一，便是如何在传统民族风格的文学中，把西方前卫文学的技巧熔为一炉，建立具有台湾特性及世界性视野的文学。我发愿写台湾文学史的主要轮廊（outline），其目的在于阐明台湾文学在历史的流动中如何地发展了它强烈的自主意愿，且铸造了它独异的台湾性格”。
这时，1985年8月，陈映真应邀到香港作了一次演讲，讲题是《四十年来台湾文艺思潮的演变》。针对台湾文学史构建活动中出现的叶石涛等人的分离主义言论和活动，陈映真指出，以1975年为起点，集结在《台湾政论》周围的“中生代党外资产阶级政治运动开始发展”。动荡中，“长年来依赖美国、依赖西方的思潮开始动摇，右翼爱国情绪和台湾分离运动中‘革新保台’以抗共防共的思想有了新的发展。保钓爱国运动鼓起民族主义情感，也激起改革图存的知识分子运动。但这运动又因体制派改革论、分离派改革论与民族统一论间的龟裂而相互抵消。”
第四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五（2）
随后，到80年代，又有重大变化。陈映真说：
随着香港问题的解决，美国与中共关系的缓和与发展，台湾地位问题日趋敏感。统一、独立的问题，虽然无法完全公开讨论，但在暗中形成了一种日重的焦虑，也等比例地反应在台湾文学思想界。
在文学上，一向处于暗流的素朴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八○年代涌现为表流，并与党外运动产生比过去更显著的结合。“台湾文学自主论”，——即强调台湾文学“独特”的历史与个性及台湾文学对大陆中国文学的分离性的“台湾文学论”，自此以比较公开的方式提出。
另外，主张台湾文学为中国文学之一部分，台湾文学应以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第三世界文学的连带而发展的理论，和台湾文学自主论形成对立。
此外，与台湾大众消费社会的发展相应，一种新的通俗文学也逐渐发展，使通俗文学与纯文学间的界限，显得模糊化了。
最后，由于长时期以来台湾在文化与思潮上的贫困，使台湾文学的发展因为这内容的贫乏化而受到严酷的阻碍。处于重大转变前期的台湾，也因为思想的贫困，使党外运动也一如文学一样，无法提供结构性、前瞻性的指导作用。无力感、焦虑、不安、不动员症，成为当前台湾文学的一个重要的问题点。
应该说，指出了这两种台湾文学观、台湾文学史观的公开对立，是陈映真对于台湾新文学史的构建工作作出的一大贡献。
鉴于叶石涛在《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展开》一章之后，分别以40年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为一段，弄出了个台湾新文学史的分章结构体系，陈映真尽力把它校正为6个阶段，即：（1）1945年以前，（2）1945年到1950年，（3）1950年到1960年，（4）1960年到1970年，（5）1970年到1980年，（6）1980年以后。而在方法上，则以“世界大事”、“台湾大事”、“一般性思潮”、“文艺期刊和团体”、“文艺思潮”为序，力图科学地构建台湾新文学史的体系。陈映真解释说：
一时代的思潮，就是一时代共同精神在思维上的表现，这思潮在表面上常常是由一个或几个人主倡，由一个或几个杂志、文化或文艺团体提倡，终至蔚为潮流。但究其实，一时代的思潮，受到当时社会、经济、国内外政治形势所制约。人和杂志，只不过是一时代社会、经济等条件上建立的上层结构的表现工具而已。此外，思潮有主要的潮流，也有次要的潮流。要全面理解一时代的思潮，就要兼顾主要的方面，也要注意次要的方面。
这，也是他就文学史观、方法论表明的观点和态度。
陈映真的演讲稿，是1987年6月发表在《中华杂志》上的。不久，7月间，以陈芳明为中心，新生代的“文学台独”势力有一次聚集，全面地宣布了他们有关台湾新文学史体系构建的观点。这就是我们在前面说到过的，陈芳明与郑炯明、李敏勇、彭瑞金等人在美西夏令会上的会见。
会见中，陈芳明与彭瑞金就文学史的撰写问题作了一次长时间的对谈。对谈的记录，前已说明，以《台湾文学的局限与延长》为题，于1987年的《台湾时报》、《文学界》和美国的《台湾公论报》上发表。记录分为10个问题加以整理，即：一、乡土文学论战之后的台湾文学；二、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三、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四、台湾文学不是边疆文学；五、台湾母语运动与母语振兴；六、文学与政策；七、写文学史厘清文学的发展；八、写一部没有政策阴影的台湾文学史；九、台湾文学史的分期；十、文学和时代环境一起运动。1988年2月，陈芳明在《自立早报》上发表他的另一篇文章《是撰写台湾文学史的时候了》，回忆这次会见和对谈的时候，曾说，有人以为，那对谈就是他“要撰写文学史的基本构架”。陈芳明解释说：“在那次对谈中，其实只在厘清整个长期遭到误解、混淆的观念而已。”
陈芳明和彭瑞金“厘清”了什么样的“长期遭到误解、混淆的观念”呢？从他们的对谈来看，无非是：
一、鼓吹用“台湾意识”对抗“中国意识”。
陈芳明认为，所谓“台湾意识”问题，“是对既有作品的不同解释态度而已，我个人认为这些纯出于不同的政治信仰，文学作品的本身是非常清楚的。”在他看来，这“台湾意识”，就是台湾“乡土意识”，就是“台湾本土意识”。他认为，“乡土文学中带有乡土意识也是本已有之的，不是外人、后来之人硬加上去的。台湾本土意识的文学早已存在，远在日据时代就有了，它是台湾文学的传统。只是战后数十年来台湾客观环境下，它受到了压抑，不得彰显而已。批评家本身可能由于勇气不够，警觉性不够，不敢表达，没有注意到，无论如何却不能说它不存在。”针对陈映真等人提出的“中国意识”，陈芳明攻击说：“我们便应该回到作品本身看看它的内容是什么，精神是什么，我们绝不能霸道地宣布作家都是使用中文的，所以这些作品都朝向中国。”
彭瑞金对此是一唱一和的。彭瑞金说，他“个人的台湾意识”就是“纯粹是读台湾文学，更精确说，是读台湾小说提炼出来的。”他以为，这种“台湾意识”，在“一代接一代的作家间”，有一种“一脉相承的精神承传可寻”。这种意识的文学，“始终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的型态延续着。”彭瑞金不无得意地说：“当我找到了这样的台湾人文学脉流之后，不但对台湾文学的发展历程了然于胸，也坚定了我个人的台湾意识。”
二、鼓吹“台湾文学不是边疆文学”，不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
陈芳明抓住“边疆文学”这个说法大做反对“以中原为中心”的文章，大做反对陈映真等人“站在中国文学的立场发言”的文章，声称：“台湾没有产生过中国文学。”陈芳明说：“要讨论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我不同意以‘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这样的主张来搪塞。除非证明，台湾社会的生活、政治、经济、历史的条件与中国完全相同，才有可能在台湾产生中国文学。”
由此而说到移居台湾的先民的文化传统，陈芳明更有谬论说；“从十七世纪以来，便陆续不断地有中国人移民到台湾来，这些移民到台湾来的目的何在？为求自己的生根立命？还是为了‘中国人’开疆拓土？答案是非常明显的。中国移民到了台湾以后，无不是以全新的台湾人心态在开垦、生活的，他们的经济、生活方式逐渐因地域、环境的条件与中国隔离而形成他们的特色，他们从有移民的念头，到如何在这块地方活下去，我相信没有一样是受到北京政府的指导、保护吧！”
第四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五（3）
对此，鼓瑞金也持一个腔调。彭瑞金说：“语言、血统与生活习惯、残留的文化痕迹，主张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一支流，往往还振振有词地指出，吴浊流、钟理和、杨逵，甚至巫永福、陈火泉等台湾人的作品里都提到了‘祖国’，是为台湾文学具有中国意识的佐证。这是又一个证明中国意识论者霸道不讲理的地方，台湾跟旧中国社会的渊源并不需要否认，重要的是我们在行事、思考上以哪里做基准？我们以什么标准衡量台湾文学的创作？台湾作家以台湾人的立场写作，对中国人、对父祖所从来的地方加以描写、臧否，就算是关心、期待好了，这是台湾人意识呢？还是中国意识？台湾是移民社会，移民虽有先后期之分，但显然肯自承自己是台湾人的移民少有捞一票就跑的打算，他们开垦土地、立家结社，无不朝长居久住的方向去经营，除非我们的文学看不见他们，看不见这个多数，否则怎么可能没有台湾意识呢？倒是文学的统治者，诚如你刚才谈的清朝官僚的情形，哪一个不是存在随时准备走路的心态？各期的统治者给台湾人的感觉都是这种流亡、流放的心态。做为官方宣传工具的应声筒，文人做这种表态，我并不觉得奇怪；然而竟有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以台湾的代言人、思想导师自居的姿态，带着台湾文学去异化为中国文学或边疆文学，其自我扭曲之丑态，令人难过”。彭瑞金在这里攻击的“土生土长的台湾人”，显然是影射陈映真的。不止如此，随后，他还肆意谩骂陈映真和他的朋友们是“伪冒的中国意识论者”，肆意攻击陈映真的“不看作品、不肯诚实地从作品找证据，却栽赃说台湾意识就是分离主义，下面他们不敢公开说分离主义就是台独，然而这种暗示却一再重复，我不知道这是向哪一方面表功？”。
三、肆意歪曲台湾新文学史上一些重要的史实。
比如，彭瑞金说，“乡土文学的出现是台湾文学界寻求多元化，至少要求有第二种声音的渴求下出现的文学运动”；陈芳明说，“乡土文学论战的价值，在于厘清了官方和民间对文学的不同立场”，“有人正视‘台湾意识’的问题，应该也是乡土文学论战不可煞杀的功劳”。
在这次对谈中，出于为“文学台独”张目的需要，陈芳明和彭瑞金都说到了要写文学史的问题。彭瑞金就说：“台湾文学的发展其实还处于相当混沌的情况中，似乎极需要有人出来用史的观点来厘清它过去发展的脉络，让它有个较清晰的面目示人。因此，我想目前台湾文学史的写作应该是很急切的工作，否则以目前台湾文学支离破碎的面貌，许多讨论显得隔靴搔痒。”陈芳明也说：“台湾新文学运动从日据时代开始，到现在已经超过六十年了，六十年来台湾文学业已相当成熟，其间的演变也有许多值得我们思考、整理的问题。此时此刻台湾文学史的撰写，不仅是应该有，还应该是迫切需要的”。
基于这样的要求，陈芳明和彭瑞金对叶石涛的《台湾文学史纲》作了最“会心”的解读，最“知己”的吹捧。
陈芳明说，他第一次听说叶石涛在写台湾文学史纲。“内心有说不出的高兴”。他说：“台湾意识的出现，台湾文学史料的出土，都是非常重要的。叶石涛做这项工作，价值在于他是第一个有眼光去做这项工作的人，让新一代的台湾人了解台湾的文学传统之外，也让外人知道，台湾岛不仅只是一个岛而已。在中国的统治者看来，台湾不过是它在海上的堡垒而已；在西方的列强看来，台湾不过是不错的贸易据点，其他的就不是他们肯关心的了。《台湾文学史纲》却证明了台湾有文学、有文化，提醒这些外人：他们只看得台湾的外表，没有看到台湾的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有不少一般人注意不到的作品、作家，他将它整理出来了，让我们看到更具体的台湾文学内容。另外，过去陈少廷写过《台湾新文学运动简史》。很可笑的是，这本书是抄自黄得时的文章，黄得时还给他写序，台湾人竟能容忍这样的作品那么久。叶氏的文学史纲可说是对这类作品做了一项无言的批判，以具体、结实的内容告诉世人，这才是台湾文学。到目前为止，叶氏这本史纲出现，值得台湾人引以为荣、引以为傲，……。我不知道叶石涛本人对这本书的看法是怎样，我觉得他应引以为傲才是。”
彭瑞金也说：“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的是，台湾人要想拥有一部不被歪曲、不失立场的自己的文学史，一定是要自己动手来，不必期待官方或外人做，我想叶先生应该是在这样的觉悟下，毅然做了这件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据我所知，叶先生本人曾经许愿要在有生之年完成台湾文学史的撰写，虽然文学史纲的写作，他本人也不很满意，实在是客观的条件太缺乏了，纯非作者之罪，正面的价值仍然是不容否定的。”
对谈中，陈芳明和彭瑞金还专门表示，要“写一部没有政治阴影的台湾文学史”。陈芳明一边诬蔑大陆学者研究台湾文学、出版台湾文学史的“目的”，“是在宣传和统战”，一边声称：“我们台湾人整理台湾文学史，目的不在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