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文学台独”孳生的社会土壤（3）
这种分离主义的活动，不久便发展为“台独”政党的建党组党活动了。比如，1984年初，“台湾独立联盟”美国本部，任主席长达十年的张灿，改任“世界台独联盟”主席之后，美国本部主席由陈南天继任。很快，4月17日，在纽约，“台湾独立联盟”的副主席洪哲胜领着20个人，公开联名发表声明，脱离“台湾独立联盟”，又发表声明，由他做召集人，出笼了一个“台湾革命党”的“建党委员会”，筹建“台湾革命党”，声称这个党的宗旨是“推动台湾人民独立建国”。随后，洪哲胜在接受《台湾与世界》杂志特约记者邱庆文专访时，竟然公开叫嚣“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当于列强”，“台湾革命是一场民族解放运动”。1985年元旦，这个“台湾革命党”宣告成立。除洪哲胜担任总书记，时任洛杉矶刊行的《美丽岛周刊》社长的许信良做了第一副总书记。1986年5月1日，“美丽岛事件”后流亡美国7年的许信良在美国纽约宣布，他成立了由100多位建党委员组成的“台湾民主党建党委员会”，将在8月以前在海外成立“台湾民主党”，并在年底前迁回台湾，以突破国民党的党禁。不料，局势由此而急剧发展。这一年的9月28日，代表党外行使提名权的党外选举后援会在台北圆山饭店举行推荐大会，由立法委员费希平、监察委员尤清动议讨论了建党的问题，包括费希平、尤清及谢长廷、张俊雄等人在内的建党工组小组当场发动建党发起人签署工作，获得135人签署，并在当天下午决定组织“民主进步党”，还宣布正式成立。跟着，许信良在美国决定，取消“台湾民主党建党委员会”，取消“台湾民主党”的建党工作，并宣称将其改为“民主进步党海外支部”。许信良等人，也将“迁党回台”改为“回台入党”。到此，在1927年的“台湾民众党”和随后的共产党之后，台湾史上又一次出现了政党组织。国民党政府戒严体制下的党禁就这样被突破，分离主义的“台独”势力就这样以政党的形势登上了台湾的政治舞台。
我们知道，从80年代开始，台湾岛上兴起了全面反中国的、分离主义的文化、政治思潮与活动。这真是一个令人不堪回首的历史过程。人们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政治局势里，从意识形态、文化思想来说，这种分离主义的思潮与活动，是从“台湾结”与“中国结”、从“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的，也就是“独立”与“统一”的争论开始的。这场统、独争论的触发点，是1983年的两件事情。其中的一件就是，外省人的第二代，以创作《龙的传人》一曲成名的校园民歌手侯德建，赴大陆以圆回归祖国之梦。由此，而引爆了统、独意识的公开论战。
这一年的6月11日出版的《前进周刊》第11期报道了侯德建赴北京进修的消息，还发表了杨祖的文章《巨龙、巨龙、你瞎了眼》。文章中，杨祖说侯德建是“爱国的孩子”，“‘龙的传人’只是侯德建在学生时代，辗转反侧深思不解的中国，‘龙的传人’是他揣侧、希望、担忧的中国”。杨祖还说，中国虽然是从书本上、宣传上得来的，但毕竟是在深深的困扰着台湾的年轻的知识分子的问题。一个星期以后，6月18日，《前进周刊》第12期上，又有两篇相关的文章刊出。其中，陈映真的《向着更宽广的历史视野》一文，面对《龙的传人》这首歌广为流传的热烈而又动人的情景，首先深情地倾诉了他心中缘于“中国情结”而迸发的爱国激情。陈映真写道：“这首歌整体地唱出了深远、复杂的文化和历史上一切有关中国的概念和情感。这种概念和情感，是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成为一整个民族全体的记忆和情结，深深地渗透到中国人的血液中，从而远远地超越了在悠远的历史中只不过一朝一代的任何过去的和现在的政治权力。”针对少数分离主义者有关“空想汉族主义”的荒唐指责，有关“台湾社会的矛盾，是‘中国人’民族对‘台湾人’民族的殖民压迫和剥削”的谬论，陈映真明确地指出：“组织在资本主义台湾社会的所谓‘中国人’与‘台湾人’之间的关系，绝不是所谓‘中国人=支配民族=支配阶级’对‘台湾人=被支配民族=被压迫•；剥削阶级”的关系”。陈映真呼吁，无论是批判什么样的台湾分离主义，人们都会“心存哀矜的伤痛”，“而如果把这一份哀矜与伤痛，向着更宽阔的历史视野扩大，历代政治权力自然在巨视中变得微小，从而，一个经数千年的年代，经过亿万中国人民所建造的、文化的、历史的中国向我们显现。民族主义，是这样的中国和中国人的自觉意识；是争取这样的中国和中国人之向上、进步、发展、团结与和平；是努力使这样的中国和中国人对世界与他民族的和平、发展和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的这种认识。”
陈映真的《向着更宽广的历史视野》一文发表后，6月25日，《前进周刊》第13期发表了3篇文章，进行攻击。这三篇文章是：蔡义敏的《试论陈映真的“中国结”——“父祖之国”如何奔流于新生的血液中？》，陈元的《“中国结”与“台湾结”》，梁景峰的《我的中国是台湾》。这3篇文章，集中攻击了陈映真的“中国结”，主张“台湾、台湾人意识”。蔡义敏攻击陈映真在民族主义问题上采用了压抑台湾、彰显中国的双重标准，还攻击陈映真一直把“台湾、台湾人意识”和他所殷切热爱的“文化、历史的中国”敌对起来。蔡义敏说：“一个文化的、历史的毒物是不一定要和一个特定时空中展现出来的实存的意识和理念和事物相对，以致于一定要被视为势不两立的。”这蔡义敏所谓有的“特定时代中展现出来的实存的意识和理念”，就是分离主义的“台湾意识”。陈元的文章主要是呼吁，不要在“台湾走上民主化之前，……党外自己发生意识形态上的，或者战略路线上的分裂。”梁景峰则称，陈映真的“中国意识”认同彼岸的中国，表现出这种“中国意识”的“无根性”。梁景峰呼吁认同“脚下的中国”——台湾。他说：“只有认同生存所在的人才可能是民族主义者。”
7月2日，《前进周刊》第14期，又发表了陈映真的《为了民族的团结与和平》一文。从蔡义敏等人的攻击，陈映真认为，少数人，即“左翼台湾分离主义”者，把当前台湾地区内部的省籍矛盾歪曲成了“中国人”民族与“台湾人”民族的矛盾，对此，“实在应该有一个自由的环境进行公开而深入的讨论”，但是，在目前，还“完全没有讨论这个问题的主观和客观的条件”，他“只是‘婉谢参加论战了”。不过，针对分离主义者攻击爱国的“中国结”是“汉族沙文主义”、“爱国沙文主义”、“中国民族主义”，陈映真还是反击了那些分离主义者。陈映真指出，“希望台湾的政治有真实的民主和自由，社会有正义，是绝大多数在台湾的本省人、大陆人共同一致的愿望”。鉴于分离主义者无视这一事实，歪曲这一事实，激于民族义愤的陈映真发出了这样的质问：“为什么凡是要台湾更自由、更民主、更有社会正义的人，就非说自己不是中国人不可呢？……为什么……我们以中国人为荣，以中国的山川为美，以中国的瓜分为悲忿，一定是可耻、可笑呢？……为什么现实生活中相互友爱、相互帮助的青年中，要硬生生地分成‘中国人’和‘台湾人’？为什么在长期婚姻关系中建立起来的岳父母、媳妇女婿、姐夫妹夫、嫂嫂弟媳、侄儿侄女、阿公阿嬷、外公外婆……这些亲属情感中，非要有‘中国人’、‘台湾人’加以分割呢？为什么凡是自然地以自己为中国人，并以此为荣的人，党外民主运动都不能容纳？”针对分离主义者破坏民族团结的言行，陈映真写道：“让我们平静地想一起。想了之后，如果认为一切在台湾的正直的、追求民主、自由和社会公平的人之间，不应该、不能够分成对立的‘中国人’和‘台湾人’，那么让我们在内心深处坚定地说‘不！’，并且让我们在‘国民党’和‘台湾民族派’者之外，坚定地、自动地藉着坦诚的沟通、讨论，藉着同胞手足之情，发展有意识的民族团结与和平的运动。”“让一切追求民主、自由与进步的本省人和大陆人有更大的爱心、更大的智慧，互相拥抱，坚决反对来自国民党和左的、右的台湾分离论者破坏人民的民族团结。”陈映真还指出，这种“于历史中仅为一时的台湾分离主义，其实是中国近代史上黑暗的政治和国际帝国主义所生下来的异胎”。这真是一种远见卓识，真知灼见。
第一部分“文学台独”孳生的社会土壤（4）
其实，这种分离主义的危险，陈映真早在1977年6月，在他发表在《台湾文艺》革新二期上的《“乡土文学”的盲点》一文里就指出来了。那是在乡土文学论战方兴未艾之时，他读到了叶石涛的《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一文之后，针对叶石涛当时极其暖昧的从中国分离出来的对立于“中国意识”的“台湾立场”、“台湾意识”、“台湾的文化民族主义”等等谬论，指出来：“这是用心良苦的，分离主义的议论”。只是，从那时到1983年，思想文化界还没有就这个问题展开论争。现在，陈映真还是好心地呼吁，以民族团结大义为重，通过坦诚的沟通与讨论来解决这种分离主义的问题。不过，论争一经展开，很快就激化起来。
1983年7月，《生根》杂志刊出陈树鸿的《台湾意识——党外民主运动的基石》一文，极力维护了陈映真所深刻揭露和批判过的标举分离主义的“台湾意识”。陈树鸿认为，日本在台湾进行“资本主义化的建设”，如统一度量衡制与币制、完成南北纵贯公路等，“促进了全岛性企业的发展……有了整体化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就必然地产生了全岛性休戚与共的‘台湾意识’了。”至于70年代以后“台湾意识”的强化，是由于台湾形成了“政治经济的共同体”。陈树鸿以为，他这样论述，使“台湾意识”有了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却不知，他论述历史，忽略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与反殖民主义斗争对于“全岛性休戚与共”所起的重要作用；论述现实，又有意遮蔽了这“共同体”内部的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尖锐矛盾。陈树鸿的文章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他把“中国意识”等同于不民主，从而主张，为了民主，必须排除“中国意识”。
这个论点，倒是说破了新分离主义者的一种策略。他们是有意把自己的分离主义的“台独”活动和反对国民党统治下的“不民主”划上等号的。到往后的90年代，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台独”派在重复地使用这一论证。不过，这其实不是他们这些党外新生代的发明。早在50—60年代，台湾一些西化派自由主义者反中国文化时，也是在民主不民主问题上做文章的。
这时，洪今生、江迅、林正杰等人继续发表了批判台湾意识论的文章。8月底陈映真应聂华苓主持的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邀请，到美国作短期访问。9月28日，在爱荷华市诗人吕嘉行家，和正在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作访问学者的旅日华人教授戴国作了一次对谈。吕嘉行和评论家谭嘉、《台湾与世界》杂志发行人叶芸芸列席。对谈的话题，就是台湾岛上刚刚发生的“台湾人意识”、“台湾民族”与“中国人意识”、“中华民族”或者说“台湾结”与“中国结”的问题。叶芸芸后来将对谈整理成文，先后发展在美国纽约出版的《台湾与世界》1984年2月号、3月号和在岛内出版的《夏潮论坛》1984年3月号上。对谈中，陈、戴二人的共识是，“台湾结”是“恐共”、反共的表现，实质是“以台籍中产阶级为核心”的分离主义的“台独”势力对大陆的抗拒，其背后的暗流“乃是国际政治关系的动荡不安”；“台湾独立的理念”是“60年代中兴起的台湾资产阶级”的理念，“这实在是阶级的问题，而不是什么‘民族’的问题”。对谈还批驳了陈树鸿的“共同体”谬论。
陈映真和戴国的对谈，带有1983年最初的论战的小结的意味。到1984年，转战于《夏潮论坛》和《台湾年代》之后，论争趋于白热化了。《夏潮论坛》在1984年3月的12期上编发了《台湾的大体解剖》专辑，专辑中，除了前述陈、戴对谈的记录稿，还发表了戴国的《研究台湾历史经验谈》，吴德山的《走出“台湾意识”的阴影：宋冬阳台湾意识文学论的批判》，还有赵定一的《追求“台湾一千八百万人”论》。这些文章或谴责“台独”意识为“恐共”，或视“台湾意识”为“阴影”，尖锐地批评了分离主义。
这里说到的宋冬阳，就是陈芳明。陈芳明的长文《现阶段台湾文学本土化的问题》，发表在1984年1月的《台湾文艺》86期上。陈芳明从台湾文学切入，回顾了80年代以来台湾思想界、文学界有关台湾意识的论战，对陈映真等人的主张进行了攻击。《夏潮论坛》上的《台湾的大体解剖》专辑，就是由陈芳明的文章引发的，也是针对陈芳明的长文的。
与《夏潮论坛》针锋相对，同月月底，《台湾年代》1卷6期推出了《台湾人不要“中国意识”》专辑，除社论《台湾人不要“中国意识”》外，还有5篇文章是：郑明哲的《台独运动真的是资产阶级运动吗？》，黄连德的《洗掉中国热昏症“科学”吧》，林浊水的《〈夏潮论坛〉反‘台湾人意识’论的崩解，高伊哥的《台湾历史意识问题》，秦绮的《神话与历史、现在与未来》。4月，《80年代》1卷6期上，又有罗思远的《故土呼唤已渐遥远——论“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的争辨》一文，加入了《台湾年代》对于《夏潮论坛》的攻击。这些文章，除了继续鼓吹“台湾意识”、排除“中国意识”以制造分离，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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