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易驱使部下。在参与镇压太平军的战争中，刘铭传受到李鸿章重用，迁升很快，由千总、都司，很快提升为总兵，29岁就擢升为直隶提督，成为淮军名将。他的“铭字营”此时也成为“铭军”，分左中右三军18个营。随后他又参加了剿灭捻军和以督办陕西军务的名义协助左宗棠镇压陕西回民起义的战争，之后他告病回乡休养。
此间有三件事需要特别提一下，因为对于刘铭传以后的遭际将有很大影响。
常州获宝 同治三年（1864）四月，刘铭传率部占领常州后，住在原太平军将领陈坤书的护王府。一天夜里，刘铭传听到院子里有金属撞击之声，急呼亲兵到院中搜查，结果发现是马笼头上的铁环撞击马槽发出的声音。他命亲兵将马槽移开并刷洗干净，这才发现原来是一个铜盘，上面还有蝌蚪形的文字。后经人鉴定，这个铜盘叫“虢（ɡｕó）季子白盘”，是西周时期的宝物。刘铭传自然十分高兴，告诉家人妥善保管。
后来刘铭传回乡养病（原拟3个月，实际赋闲13年），各地名士纷纷慕名参观此盘，刘铭传也很是得意。
据说这个消息被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知道了，这位酷爱古文物的老夫子赶紧派人游说刘铭传，说是愿以重金购买，结果被刘铭传一口回绝。后来，翁同龢又派人向刘铭传表示双方结好之意。刘铭传知道醉翁之意不在酒，还是谢绝了这种好意。这下彻底惹恼了翁同龢，也为刘铭传以后的官场生活埋下了祸根。
尹隆河之役 同治六年（1867）正月，李鸿章为了剿灭东路捻军，和曾国荃商定采取分进合击的策略，淮军方面的刘铭传率“铭军”西上，曾国荃派鲍超率“霆军”东下，在尹隆河一带对东路捻军形成两路夹击之势。刘铭传与鲍超约定正月十五日上午七时出兵，但为了争头功，刘铭传率部上午五时就出发。结果，“铭军”与捻军遭遇，被杀得大败，刘铭传几乎成了俘虏。这时，鲍超的“霆军”赶到，不仅救出了刘铭传及其残部，而且使战役反败为胜。但刘铭传却推卸责任，一是责备部下刘盛藻“浪战轻敌”，一是责备鲍超未能按时赶到合击敌军。结果李鸿章据此上奏朝廷，使得刘盛藻和鲍超受到严厉处分。鲍超本来等着朝廷嘉奖，不想却差点儿丢了脑袋，真是又急又气，当即晕倒。后来，鲍超抑郁成疾，回乡养病，一蹶不振。这一事件引起包括曾国藩在内的湘军将士对刘铭传的强烈不满，李鸿章也十分被动，不得不出面上奏朝廷为鲍超请功。虽然事情总算得以平息，但刘铭传以怨报德的行为却让包括同僚旧友在内的人们觉得过分。他以后长期赋闲在家不被起用，不能说与此无关。
第十一部分：刘铭传陕西督军
清廷派左宗棠为陕甘总督并督办陕甘军务，镇压当地的捻军和回民起义。同治八年（1869）十二月，回民起义军击毙左宗棠爱将刘松山，一路南下。西太后急命李鸿章入陕督办军务。左宗棠唯恐李鸿章抢功，指使手下奏报陕西“匪患”已经肃清，则李不必西来。李鸿章也不想自讨没趣，因此派刘铭传前往。左宗棠对此也深表不满，不愿刘铭传插手其中。刘铭传自然对左宗棠的阻挠也不满，此时又接到西太后命令他随时密报左宗棠军情的密旨，因而对左宗棠上奏不实之处予以揭露。左宗棠得知内情，与刘铭传交恶。后来刘铭传到台湾督办军务时，左宗棠进行报复。
在派系林立的晚清官场，互相排挤、掣肘之事实在是司空见惯，即使像左宗棠、翁同龢、刘铭传这样的名臣也不能免。刘铭传大概是厌倦了官场中的相互倾轧、尔虞我诈，加上确实有病在身，遂提出休假回乡静养。清廷此时也来了个顺水推舟，使刘铭传的假期从三个月“延长”到13年。
刘铭传在赋闲期间，留心洋务，结识了许多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也使自己眼界大开。光绪十年（1884）七月，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奉命率领舰队开往中国福建、台湾一带海域进行侵略活动。法国的行动计划是攻占基隆煤矿，夺取台北，进而吞并全台。台湾告急。清政府在危难之际又想起了刘铭传，急令他以巡抚衔奔赴台湾督办军务。
第十一部分：刘铭传保卫台湾的功臣
据说法国人得知刘铭传督办台湾军务的消息后，决定在海上谋害他。刘铭传表面上装得非常害怕，征调了不少水师船只保护自己。到了上海后，更装得畏畏缩缩，使法国人误认为他不敢到台湾去督师。正当法国人放松警惕的时候，刘铭传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早已微服坐船前往台湾了。
刘铭传到台湾后，发现台湾防务十分薄弱，总共40营官兵，号称2万多人，却要守卫长达2000余里的海疆，而且装备极差，名为水师，却无船只，守岸炮台火炮又少得可怜。时任台湾道台的湘军将领刘璈又将40营兵中的31营部署在台湾南部，在台北只部署了9营。这一弱点为法国侵略者所窥知和利用。
八月四日，法国舰队副司令利士比率兵舰5艘逼近基隆。
当时基隆守兵仅800人，只有5门固定方向的大炮，而且还只能正面守，无法侧向攻。还没等刘铭传进行部署，法国舰队已发起攻击，清军炮台连同火药库很快就被摧毁，清军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
当天夜里，刘铭传通过查看地形，决定大胆采取诱敌陆战的战术。第二天，他下令除少数人固守海岸小山制高点外，其余部队全部撤到后山隐蔽。法军以为昨天清军大败，便大摇大摆地涌上岸来，一面修筑滩头阵地，一面攻打坚守岸边的清军。眼看敌人上岸，刘铭传立即下令后山部队从东西两侧迂回包抄，三面夹攻，杀向敌人。这出乎意料的围攻使法军不知所措，顾不上还击，纷纷丢盔弃甲抱头鼠窜。刘铭传首战告捷，大挫敌锋，“生擒法人一名，死伤不下百余，抢来座旗一面，乘势破其山头炮台，得炮四尊，帐房数十架，洋衣帽甚多”。清廷闻报大喜，特发内帑（ｔǎｎɡ）银3000两进行犒（ｋàｏ）赏。
利士比不甘心失败，再战基隆，刘铭传防守严密，法军仍未得逞。孤拔恼羞成怒，10月1日，他决定兵分两路，向基隆、沪尾（淡水）同时进攻。基隆在台北东北，有良港和煤矿，相距台北100公里，中间为丘陵所隔。沪尾在台北西偏北，相距台北30余里，有淡水河相通，是台北的门户。法军攻基隆，意在占有良港和煤矿；攻沪尾则意在攻占台北府。刘铭传两处受敌，处境十分艰难。他却无法将刘璈在台南的重兵调到台北，只好将军队分为两部，分别在基隆、沪尾作战，他自己则在基隆亲自指挥。法军开始主攻基隆，几千名士兵轮番进攻清军滩头阵地，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但法军终究无法得手。
下午，孤拔突然改变主攻方向，将火力集中攻打沪尾。而沪尾的守军不多，经过半天作战，已筋疲力尽。突遇重兵，难以招架，连连飞书向刘铭传告急。这时，“基隆万分危迫，沪尾又被急攻，基隆无兵可分”。在这种形势下，刘铭传当机立断，下令基隆守军立刻撤出战斗，炸毁煤井，转移机器，全力援救沪尾。刘铭传看到法国海军需要不断得到能源补给和淡水供应，因而利在速战。基隆离台北尚远，沿途还有狮球岭等险可以扼守。沪尾则距屯聚粮饷的台北府城仅30里，沿途又无险可守，所以基隆失尚不失根本，沪尾失则大势已去。因而刘铭传冒着巨大风险果断下令放弃基隆，赴援沪尾。基隆守军不解其意，纷纷哭谏，要求死守基隆。一些淮军老部下和湘军将领也纷纷伏地请求收回成命。刘铭传大怒，拔佩剑砍前案呵斥道：“不舍基隆，台北不能保也。吾意已决，罪谴吾自当之。有违令者斩！”清军遂主动撤出基隆。
基隆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满朝文武为之震惊。刘璈趁机攻击说刘铭传是对沪尾湘军不信任，致失基隆。许多人信以为真，清廷也大为不满，对刘铭传大加训斥。
在这种情况下，刘铭传不为所动，坚信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仍然固守沪尾。由于基隆部队的增援，使法军连攻沪尾7天无果。10月8日，当四五百法军进入埋伏圈时，清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分路合击，“敌兵三面受敌，狂奔败北”。当场击毙300余名，其余的惊慌失措，夺路而逃。慌乱中敌炮又自伤战船，败兵彼此间又相互践踏，伤、溺百余名。这一仗，法军伤亡惨重，孤拔也沮丧地承认“淡水失败严重”。
在刘铭传的领导下，台湾军民同仇敌忾（ｋàｉ），终于在光绪十一年（1885）五、六月间挫败法军占领台湾的阴谋，保卫了祖国宝岛台湾。刘铭传成为晚清第一个挫败侵略者使民族自尊得到张扬的民族英雄，也是继郑成功之后第二个为保卫祖国神圣领土台湾而英勇抗击外国侵略的杰出爱国将领。
刘铭传能够保台成功，除了战略战术正确外，还有以下因素：
第一，摒弃成见，重用湘军将领。他刚到台湾时，身边的淮军将领只有两人，士兵不过数百。而以台湾兵备道刘璈为首的湘军，在台湾兵多势众，对刘铭传深怀戒心，不愿受其节制。刘铭传对此采取谨慎态度，到台后主动先拜访刘璈，尽量缓和内部矛盾，以期两军协力，共同抗敌。在抗法战争中，与湘军将领孙开华、曹志忠共守台北阵地，放手让他们指挥，不去多加节制。台湾布政使沈应奎也为湘系，刘铭传“知其精明练达，久任储胥”，觉得人才难得，因此委以重任，使沈应奎成为他治台的得力助手。战后又主动为孙开华报请头功，次则淮军将领，而对于自己的从孙刘朝祜则仅述其功却辞其赏。这种公允大度的做法，获得了湘军广大将士的认可。
第二，依靠台湾士绅民众，自力更生。在后来法军围困台湾的数月中，刘铭传苦守待变，他向李鸿章表示“（铭）传同将士惟拼死守，保一日是一日”。同时他没有消极地坐待援兵，而是紧紧依靠台湾士绅和民众，号召他们出钱出力，保卫家乡。在此期间，台湾士绅自动捐款近百万两，台湾民众纷纷组织起来，协同官军作战。就是在台湾抗法战争最艰苦的时候，台湾依然是“将士奋发，土勇甚好，人人思战”，而且“米粮充足，市价如常”。
第三，身先士卒，同甘共苦。在战斗中，刘铭传短衣草履卧山野，每战辄亲自出战当先锋。有一次，法军开炮轰炸，他的马突然弯腿躺在地上，子弹从他头顶飞过，差一点儿被打中。尽管如此危险，他仍然与将士们同甘共苦。主帅的精神感染了将士，人人用命。
击退法军之后，刘铭传又上书朝廷，请求免去自己福建巡抚的职务，以使自己可以专心治理台湾。刘铭传于光绪十年到台，光绪十一年台湾正式建省，他成为台湾第一任巡抚。
第十一部分：刘铭传理台政治家第一人
刘铭传1891年离开台湾，他用了前后不到7年的时间，在台大展抱负：练军队以厚兵力，筑炮台以严海防，设制造局、军械所以造兵器，集捐输以充经费，厚礼聘以聚人才，抚生番以开疆土，丈田地以纠隐圃，编保甲以别良莠（ｙǒｕ），移穷民以垦荒土，兴织造以杜漏卮，惠商顾以广交易，筑铁路以便交通，架电线以灵消息，购船舶以增航路，立公司以结商团，聘西医以疗疾病，建学堂以施教育，置隘勇以密巡防，兴水利以资灌溉，开矿产以集材料，铸货币以便民生，革税法以维国计，这一切的目的都在于使台湾能成为全国的模范。他在台湾创新的一切新政，奠定了台湾近代化的基础。台湾学者称刘铭传为“理台政治家第一人，其功业足与台湾垂不朽矣”！有学者称他为台湾洋务运动之父和台湾近代化之父。
“商战富民”，与敌争利刘铭传是具有近代思想的洋务派官员，他摆脱了传统教育中“重农抑商”的思想，十分重视商业，强调通过“商战”与敌争利。他在台湾实行樟脑官府专卖制度，严厉打击走私；放开硫磺开采禁令，使之可以理直气壮地在国际市场上与日本等国产品竞争；其他如茶业、蔗糖业、盐业等方面，刘铭传也下大力气开发，并使之参与国际市场上的商战。这些举措，为巩固台湾和建设台湾提供了经费，也使百姓从中获利。
改革关税制度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台湾成为对外通商口岸，吸引了大批外商。这些外商以台湾是通商海口为借口而拒交内地关税，致使中国流失大量税源。刘铭传抚台后，坚持外商进入台湾内地经商，必须持三联税单，否则一律征收内地关税。这一下，气得奸商们暴跳如雷，他们向总理衙门施加压力，逼其下令阻止刘铭传的行动。面对内外压力，刘铭传不为所动，据理力争，义正词严，有理有据，连李鸿章也不得不表示这样做是行之有理。
“抚番”垦荒 刘铭传无论在抗法保台期间，还是在抚台期间，与台湾绅民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无论是汉民，还是生番、熟番，都视为大清子民，一视同仁地对待。
光绪十二年（1886），台湾成立抚垦总局，下设10多个分局，刘铭传亲任抚垦大臣，开始开山“抚番”。他派大军修通进山的道路，委派地方官、官军一起去做“番酋”的工作，进行招抚。对招抚之后的“番民”，又设立“番学堂”进行教育，指示地方官发给衣服，教他们穿衣，让他们知礼。他还帮助高山族同胞革除杀人驱疫的恶习，通过教唱通俗易懂的歌谣宣传不该杀人的道理。刘铭传要各地“认真教导，不拘番童、番丁男女，朝夕歌唱，并为之讲解，使之家喻户晓，期革嗜杀之风，渐知人伦之道”。根据史书记载，仅在光绪十二年到十三年，全台就有400余“番社”、8万多“番民”接受招抚，同时开垦农田数十万亩。
他充分依靠台湾士绅，尽力做到“凡在台官绅，有可用者，无不广为罗致”。曾任太常寺少卿的林维源急公好义。法军围困台湾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