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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劝说苏哈托放弃了这一想法。但这并未使我们离问题的解决更近一些。解决方案应当是提出某种苏哈托确实赞同、也能安抚国际市场并劝说印尼人将他们的资金留在国内的方案。在与这些问题作斗争时，财政部与其他在这个地区有巨大利益的国家如澳大利亚、日本以及德国紧密合作，他们与印尼有着特别密切的联系。
2月，我们深深体会到了与苏哈托——据报道，他对自己的内阁说，他要用“游击战”的方式来对付自己的经济计划——打交道的巨大困难，当时他正式提名B· J· 哈比比为副总统。作为苏哈托的忠实亲信，哈比比没有什么独立的思想，而他如今看起来是在苏哈托总统离任后的当然继承人。某些人认为这一行动是要以此表明，苏哈托下台只能使情况更糟。在我们的一次会议上，国家安全委员会吉姆·斯坦伯格说，也许我们应当和印尼的改革派力量接触，以免苏哈托真正下台时这些力量把我们当成敌人。而另一方的观点则认为，这样做会损害我们与苏哈托的关系及其有效性，一旦泄露就可能使局势更加不稳定。
记得在2月初的一天，我坐在厄斯金·鲍勒斯的办公室里说：“我们必须找到某种办法来让那个家伙明白我们的想法。”我们需要找一个苏哈托会认真看待的人。那次讨论之后，我们决定让沃尔特·蒙代尔去印尼。让蒙代尔对苏哈托说些什么的问题再次表明，要平衡金融市场和其他利益考虑是多么困难。财政部的看法是蒙代尔应尽可能坦率地对待苏哈托，告诉他如果不认真考虑经济改革的话，他的政府不会有什么未来。国务院担心这看起来像是我们要放弃对一个至关重要的盟友的支持。苏哈托被认为是惟一能把这个脆弱的国家凝聚在一起的人。外交政策团队还觉得，如果坚持要他满足严格的条件，他可能会变得敌视美国。在处理与危机反应有关的范围广泛的问题时就会产生这种复杂性。劝说国家采纳良好的政策并改善治理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如果这样做会触及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困难更是大增。
我们非常努力地就蒙代尔的说辞进行谈判。一方面，我们要尊重苏哈托的敏感性，但另一方面，除非他改变政策，否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就不可能有效。戴维·利普顿是蒙代尔之行中我们的联络人，他在飞机上准备经济方面的说辞。蒙代尔自己接过去之后，蒙代尔表达敏感观点的方式之巧妙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实际上，蒙代尔告诉苏哈托克林顿并不想用别人取代他，只是想帮助他的国家做得更好。如果他进行合理的改革，我们将会极力支持。除敏感的结构性问题外，蒙代尔强调，要解决危机，就需要苏哈托坚定地反对通货膨胀并恢复金融稳定，就像30年前他成为总统时所做的一样。但蒙代尔觉得，在改变苏哈托对根本性的问题如腐败和透明度的态度方面，他并不比总统和拉里更成功。
不久后，苏哈托任命了一个“亲信内阁”，其中包括他的女儿和其他几个在他的帮助下积累起巨额财富的朋友。对许多人来说，这只是置疑苏哈托改革决心的另一条理由。而另一些人觉得，他挑选这群信得过的盟友是为了在稳定经济方面做最后一搏。事实上其政府也确实开始认真对待货币控制，市场开始复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也围绕着这一努力构建了新的援助计划。在使印尼注意货币控制从而制止汇率下跌和通货膨胀加速这一危险的螺旋下降趋势方面，多边压力是至关重要的。这一次，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和德国都直接参与。我们三国派出了高级别的团队来与印尼人共同工作。印尼团队中包括了当时的经济和金融事务协调部长吉南德迦·卡塔撒斯米塔，我提前给他打电话让他接待我们的团队。
然而，在接下来几个星期里，政治形势变得更加危险，暴乱在该国四处蔓延。每晚新闻报道中的暴力场景是对这些危机中生命损失的另一种提醒。印度尼西亚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在印尼需要做些什么才有资格获得每一笔贷款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吵。其中一次争斗与燃料价格有关，印尼对此提供成本高昂的补贴，政治上高度敏感。5月，苏哈托大幅度提高燃料价格，导致激烈的抗议，几百人因而丧生。苏哈托是否必须采取如此激进的行动，突然提高价格来满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这还是个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个内部评估小组在2003年7月公布了一份研究报告，虽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的其他方面提出了批评，但他评估了内部文件并表明提高燃料价格的决定是苏哈托做出的。
随着燃料价格危机不断加剧以致无法控制，印尼议会要求苏哈托辞职。苏哈托要求印尼人民“宽恕”他的错误和缺陷，并在1998年5月21日将总统职位交给了副总统哈比比。
人们普遍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印尼的努力是失败的。不管如何分配责任，更多的是印尼的错或更多是与美国财政部及其他各国共同努力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错，核心问题都是印尼从未进行自主改革。经济没有像泰国和韩国那样迅速复苏。危机导致的严重困难继续存在，失业率很高，贫困增加。政治和金融的不确定状况妨碍了增长和投资，各公司依然陷于债务困境，而腐败迟钝的法律体系延缓了重建银行、重新谈判外债的努力。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刻，印尼面临着真正的超级通货膨胀、经济混乱和可能的血腥内战的风险。但是，政府继续致力于金融稳定，致力于克服通货膨胀压力。1998年6月曾跌至16000对1美元的汇率逐步稳定回升，2003年中期以达大约8500对1美元。从1998年至2002年的4年间，印尼举行了两次民主选举，实现了权力和平交接，而同期的经济增长达到了创纪录的13·4％。国际社会的努力并没有实现我们中间任何人所期望的，但是，通过促成某些稳定的政治措施并在关键时刻阻止了可能的崩溃，他们确实帮助防止了许多人所害怕的严重后果的出现。
随着事态的发展，我越来越相信我们面临着并不仅仅是一个地区性问题，它有着危险的全球性影响。立刻面临的挑战是要与任何一个陷入困境的国家进行接触，并努力防止危机进一步蔓延。但是到1998年初，我们也可以更多的思考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场危机，未来如何更好的防止类似的事件以及如何改善我们的危机反应。
我认为我处理这场发展中的危机的总体办法可能用一系列原则来很好的概括，在我离任时，蒂姆·盖斯纳和他在财政部国际署的两个同事斯蒂芬妮·弗兰德斯和布拉德·塞泽尔整理并装订成册交给我，题目是半认真半开玩笑的“国际金融学中的鲁宾主义”。我把其中一些原则带到了财政部。其他原则则是在处理财政部面临的墨西哥危机、亚洲危机以及其他国际政策问题时产生的。
1． 生活中惟一可以确定的是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确定的。
2． 市场是好的，但他们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3． 对一个国家的前景来说，其政策的可信度和质量比美国、七国集团或任何国际金融机构所能做的都更重要。
4． 金钱不能取代强有力的政策，但有时提供的资金太少比提供太多成本更高。
5． 借款人必须对他们所借债务的后果负责——贷款人则须为他们所提供的贷款的后果负责。
6． 美国必须愿意接受他所反对的和他所赞成的对他进行的定义。
7． 美元太重要，不能作为贸易政策的工具。
8． 可选择本身就具有价值。
9． 永远不要让你的言词把你拖进你做不了的事。
10． 在决策中花招不能取代严肃的分析和小心谨慎。
第二部 第34节
现在，我会加上第十一条：在全球经济问题上，美国的自身利益要求我们与其他国家保持紧密接触和合作。但是，尽管这些原则为我们对危机的处理提供了一个总的框架，他们并没有提供什么导致了危机的观点或者是对批评我们方法的人的具体回答。
也许不奇怪的是，在1997年末和1998年，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的批评随着金融危机在全世界的扩散变得更加尖锐，这种扩散给许多人带来了经济困难。某些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完全拒绝接受这样一个前提，那就是全球化和开放市场总的来说对美国和对世界其他国家都是非常有好处的，我们需要做的是如何让他们更好地发挥作用，这是我们思想的基础。某些人认为亚洲发生的事情是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他们不喜欢全球资本主义，并相信其对穷人是有害的。还有些人认为只要国内还有需要没有得到满足，就要反对向其他国家提供任何帮助，并且相信开放市场对美国工人有害。这些看法在反全球化运动中的言论中得到响应，1999年在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会议时，在会议期间或试图开会期间的反全球化抗议第一次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
但绝大多数在政策的这一方面或另一方面与我们意见不同的人都大体上赞成我们支持全球化的观点，并认为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和经济一体化是提高全世界生活水平的最有前途的方法。他们的批评可以分成三大类。当然，简短的分析并不能保证涵盖后来成为了一场激烈的国际辩论中所有的观点的细小差别和共同之处。我也不会声称完全叙述了即使是我引用的批评者的看法，而只是对辩论如何发展的一个描述。
第一类批评，主要围绕着这样一个看法，即西方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是导致金融不稳定的原因。第二类批评，认为我们在许多方面对危机处理不善。第三类批评，认为我们没有采取措施来预防此类问题在未来发生，或者更糟糕的是，我们的行动实际上是未来发生的可能性更大。
认为西方要为危机负责的人把所有问题都归咎于第一世界的“投机家”。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是这一观点最著名的支持者。马哈蒂尔是个资本家，与麦当劳门外的抗议者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但他认为是投机家为了剥削发展中国家并廉价购买其资产而制造了亚洲危机。1997年9月，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香港举行的年会上，马哈蒂尔把货币交易称为“不道德的”，他从前也把货币交易商乔治·索罗斯单独挑出来，认为他是华尔街阴谋的一部分，这个阴谋就是赌马来西亚货币下跌，然后迫使其下跌从而从赌注中获利。尽管马哈蒂尔的谴责是极端化的，但还是有许多其他人认为金融市场的交易商为了自己获利而故意扰乱货币和经济。
第一类批评中的另外一种反对意见来自那些很大程度上支持以市场为基础的解决办法、但认为过快释放市场力量是危险的人。他们认为，通过推动各国在这些市场做好准备之前向全球贸易尤其是资本流动开放其经济、美国帮助制造了亚洲的这些问题。更富有、更发达的经济体能更好的吸收资本的大量流入，并能在市场心理发生变化时经受住资本流向和汇率的重大变动。而在不那么发达的国家，金融机构比较脆弱，没有完善的保障体系来保护那些因经济变化受到伤害的人，不善于利用这些流动的可能性更大，而从流入到流出的变化也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许多指责西方制造了危机的人也赞同第二类批评，即国际社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和其他各国政府以及世界银行等等——的反应加剧了亚洲的问题。在某些人看来从快速增长倒向负增长的亚洲国家在其宏观经济或结构性政策方面并没有犯多大的错误，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提高利率和削减预算的要求只能使他们的问题恶化。约瑟夫·斯蒂格利兹是持这一观点的直言不讳的批评者，尽管他是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除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的宏观经济药方而外，他还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应该卷入结构性的经济问题，这些问题与危机无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管不着。更有甚者，他指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发展中国家的行事方式有时让人想起殖民主义。
另外一些学院派经济学家也对国际社会危机反应的某些方面有不同看法。当时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保罗·克鲁格曼和在哈佛的杰弗里·萨克斯认为韩国和其他国家面临都是流动性困难而不是深层次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支持的政策改革使投资者更加害怕，阻碍经济增长，不仅没有帮助平息危机，还有使其变得更糟糕的危险。克鲁格曼认为，在市场处于自我实现的恐慌情况下，反应应集中于提供流动性，可能要通过暂时控制资本外流来提供帮助。在一篇广为流传的文章中，哈佛的马丁·费尔德斯坦批评了亚洲援助计划中的结构性条件要求。
最后，第三类批评要求对全球经济体系进行全面改革以避免在未来发生危机。某些保守派想结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大规模贷款，或者某些人甚至主张取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身。他们强调道德风险的危险，并认为使投资者和债权人免受损失种下了未来危机的种子。在这些批评者看来，通过“救出”墨西哥经济危机中的投资者，美国就为亚洲的危机准备好了条件。他们认为，我们在亚洲的行动可能会在其他地方制造一个过渡借贷和退出的循环。将来美国应该让那些管理不善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失败，从而给贷款人和借款人一个教训。这派中另外一些人采取的是恰恰相反的办法，建议设立从新的世界管制者到国际最后贷款人的全新的机构。
尽管这些批评中有许多提出了真正的问题，但似乎没有人提出了现实的替代办法来处理金融危机的蔓延或改革金融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