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条约》。【1】
宋既总结道：“我英华此时是不可能侵吞整个天竺的。只会观望马拉特人与波斯的争斗形势，相机而动，主要精力会放在孟加拉身上。孟加拉的土地制度以柴明达尔制为主，也方便下手。”
听了宋既的介绍，李克载恍然，这柴明达尔制听起来还真像是蒙古人所行的包税制。
柴明达尔原是天竺旧时代对部族首领或者贵族王公的称呼，莫卧儿王朝时期，渐渐成为田地赋税的代称。之后再衍变为地方包税人的代称，最后变成地方包税权的代称。
简单说，柴明达尔最早是指由政府委托。直接向村庄和农民收税的中间人。莫卧儿王朝建立后，柴明达尔渐渐替代基层政府，行使征税、司法、行政乃至军事权。除了向土邦上缴定额赋税外，多余的赋税就是自己的。
这种权力可以继承、转让和出售。但在法理上，柴明达尔所辖的土地并非是他个人的，而是属于土邦王乃至帝国所有。
李克载的理解有对有错，柴明达尔制正是典型的包税制，但包税制并不是蒙古人专有。几乎所有古代乃至近代国家，都是以包税制为赋税根基，差别仅仅只是承包权的大型变更方式。这也是金融技术和商业体系不完备的情况下。向社会基层征收赋税的唯一可行之路。
包税人不仅拥有征税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极端的包税制下还有军事权，柴明达尔就是这种极端。
华夏虽在郡县制后确立了直接向自耕农征税的先进体制，但实际执行手段，本质上还是包税制。只是靠着官僚体系。将包税人变成了职业经理人，而不是世袭承包人。隋唐时发展出科举制度，完善了官僚体系，但所谓“父母官”的概念，其实跟包税人没什么本质差别。
而后几经变革，包税制的一些特质依旧没有消除，例如行政司法难以分家，这可以说是华夏大一统的特征，但未尝不是社会体制没有完全步入现代社会的遗毒。
在整个天竺，除了柴明达尔制外，还有直接向自耕农征税的莱特瓦尔制以及向整个村庄部族征税的马哈瓦尔制，但在孟加拉，柴明达尔制非常普遍也非常成熟。【2】
李克载问：“为什么说柴明达尔制方便我们管治孟加拉？”
宋既答道：“我们是异族入主天竺，解决了上层的土邦王和高级贵族，就得依靠中层的天竺精英帮我们统治本地。在工商一面是买办，在基层和农业上就是柴明达尔。”
“西洋公司在这里只拿了少数地方的柴明达尔权，大部分柴明达尔依旧保留，甚至还进一步承认柴明达尔对治下土地的所有权，这就是扶起他们，让他们跟我们共惠共利。”
异族入主……好熟悉的感觉，李克载将这感觉丢开，问到了关键问题：“天竺这里，到底有什么财富，而我们又要怎么榨取呢？”
宋既道：“这事要分两层来看，一层是现成的财富，一层是理论上的财富。”
现成的财富有哪些？
首先就是田地赋税了，西洋公司在这里行使国家权力，对英华而言，就是一个大号柴明达尔。除了殖民特许税外，西洋公司还得向英华上缴固定赋税。圣道二十四年的任务是一百万两。对应孟加拉大概六百万人口【3】，定额不算苛刻。
其次是矿产，金矿、硝石矿以及硫磺矿等战略资源归国家所有，其他矿产则归西洋公司所有，但开发这些矿产也要向国家缴纳矿产税。
第三是关税，孟加拉是法外领地，与扶南等殖民地性质不同，与国内商货来往都算作进出口。西洋公司在关税上与国家分成，同时海关业务还受英华海关总署监督。
这三项下来，预计英华每年直接在孟加拉所获财富大约能到三百万，相对英华国入而言。这个数字聊胜于无。
李克载更关心所谓“理论上的财富”，宋既捏着下巴道：“这就得从工商说起了……”
古林格姆县，钟上位忍着空气里强烈不适的怪味，跟管帐目的算师聊了起来，方武让他来当这个家，他得先把家底摸清楚。
他们承包的古林格姆县柴明达尔权，由前主人留下的账册和税单看。利益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对若干庄园和耕地的直接柴明达尔权，大约包括三千户人，田地还需要用英华制去重新测量，估计八百到一千顷之间，主产粮食，粮食又以稻米为主。
另一部分是代理莱特瓦尔和马哈瓦尔的税权，几百户自耕农和三十多个村庄不属于方武的“产权范围”。但西洋公司将收税权委托给方武，税额也算在任务内。可对方要么是高级种姓，要么特别抱团。要么人头分散，征税成本太高，能完成任务就不错了，不可能赚到什么。
第三部分才是大头，县里一半的耕地，大约两千顷都属柴明达尔所有，服务于柴明达尔的首陀罗佃农有五千来户。种什么的都有，稻米、靛蓝、黄麻、甘蔗。也就是说，他们这帮异族是县里头号大地主。
看着账册里直属地的田租分成比例，钟上位瞠目结舌。三分之二……
当地的土地吠舍（经营田产买卖的中介）还说，这个比例是很“仁慈”的，有些地方高到了八成，作为只比贱民高一级的首陀罗佃农，他们其实也被视为贱民，能吃饱肚子就很不错了。
钟上位心想。要放在国内，你敢收佃农三分之二乃至八成，一个“丧心病狂”栽在脑袋上是绝不冤枉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国内哪去找什么贱民佃农呢，也就早些年的什么部曲才隐约像首陀罗佃农。
有这么高的田租，柴明达尔的利益还真是丰厚，完成定额应该很轻松，钟上位就在盘算明年会有多少收成，算师却提醒说，这里的亩产可比国内低多了，加上粮食外销不畅，当地货币又很混乱，老板你最好是将心理期望多打点折扣……
后两点钟上位明白，前一点他就很难理解了，这里气候温和，土壤肥沃，河流纵横，灌溉很便利，为何亩产不高？
牛宝成正在指挥部下搬运西洋公司送的火枪，听到钟上位的疑问，插嘴道：“天竺人懒呗，这里还好点，越往南去，那懒劲越发让人看不下去。每天能干三个时辰的活就不错了，哪像咱们，起早摸黑地在田头上使劲。”
算师倒是在帮天竺人辩护，说这里气候炎热，想勤快也勤快不起来，这话钟上位觉得中肯，他不是被满脑子大业撑着，这鬼天气里，保准日日高睡不起。
这个折扣打下去，钟上位脸色就开始难看了。
收益算了，还要算成本。成本也是三大块，一是为确保对当地的统治，必须得维持一支小型军队，方武准备按伏波军的编制招募六百土兵，因为这些土兵是要用来对付当地人，就不能用首陀罗，而必须用刹帝利，或者去更北面招募廓尔喀一类的外族人，衣食住行加薪金，算下来一年怎么也得两万英两。
第二是建立法庭，供养基层办事人员，乃至搞一些最基础的公共建设，比如道路桥梁、医疗防疫、救灾灭火什么的，总得挑起点政府的指责，一年起码又得一两万。
第三项成本更吓人了，作为柴明达尔，因为是分成地租，有义务给佃农提供贷款，或者以赊欠的方式，保证佃农不被饿死，算下来相当于要垫付四五万进去成为死钱，每年的利息损失和呆帐死帐也够肉痛的。
最关键的是，他们是异族，办什么事都得找舌人转达，不仅有人工成本，还有风险成本。
收益与成本相抵，钟上位心头打起鼓来，找到方武，拧着脸肉道：“我觉得……我们不该就盯着地租。”
方武当然不懂，就问那该盯什么。
钟上位想也不想地道：“既然我们有这么多田，种点其他东西，有什么不好？何必为天竺人扛起父母官的担子？”
方武皱眉，官老爷不当，就想着种田？
“靛蓝Ｆ麻！”
钟上位首先就想到这两个，他的老搭档李顺在扶南不仅种香料，也在种染料。近些年国中丝棉业大发展，染料的需求也越来越旺盛，扶南的染料供不应求，正到处找货源。
而黄麻作为纺织业三大原料之一，虽不如棉纱和生丝价高，但用来编织麻袋等包装物，需求量不比棉纱和生丝少多少。因为产地限制，就在暹罗和吕宋一带有种植园，而且也是供不应求。
方武捏着下巴道：“老钟啊，放着土霸王不当，你非要我们搞工商？”
两人争论起来，因为编造帐目而被扫地出门的算师掏出一本册子，对两人道：“我看西洋公司，不，国中朝堂，其实也是这个意思，要把这里变作原料地。你看这些进出口税则，靛蓝和黄麻都是减免出口税的特惠物……”
听这算师似乎有见地，两人静下心来，听他讲课了。
算师悠悠道：“这得从我英华工商近几年的发展说起……”（未完待续。。）
第十八卷 第九百一十七章 腐臭地狱
泡书吧 更新时间：201318 23：22：31 本章字数：5611
加尔各答总督府里，宋既继续给李克载上课。
英华在天竺有两层利，一层实在的，一层理论的，后者宋既说要看工商，而细谈时，他却又转到了另一个大话题上。
“轮台大胜后，朝堂在御前热议北伐事，陛下就问，我英华有没有做好准备。大家吵了许久，然后发现，果然没做好准备。”
宋既叹道：“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英华的经济大策到底该走哪条路。若是北伐前没议出个首尾，北伐后再拖上个大包袱，前路还不知有多坎坷。”
宋既说到的“经济大策”正是这两年国中各界正热烈讨论的话题，英华立国二十多年，东西交融，国民眼界也开了，新一代士子的思想也转变了。以段国师的三代新论为基础，英华现在也确立了“经济为国家命脉”的理念。
可理念一致，方向却有了差别。基于对英华国情和寰宇大势的不同理解，以及不同立场的取舍，目前英华国内的“经济学界”分化出三种思想，使得英华经济大策正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
第一种思想强调“卖”，其实也就是把欧罗巴的晚期重商主义直接搬过来了，这种思想倡导多出口，少进口，通过贸易顺差赚取金银货币。这种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跟旧时代王朝，金银等于财富的思想相当接近，也是大多数非专业经济人士的看法。
英华立国之后的经济大策也基本以此为据，尤其是在推行金银复位制的信用货币之后。为了稳定金银比价，增加存金量，不仅直接管理黄金生产。严控黄金消费，还在国际贸易上施行“入金出银”的政策。
但这种思想只是在外贸上适用，国内问题就难以涵盖到了。因此第二种思想强调“产”，认为国家不应把目光只盯在商业上，而该多放在生产上，财富不是金银，而是产出的货物。
第三种思想跟第一种思想唱反调，同时又是第二种思想的延伸。一些以段国师新三代论为武器重读历史的经济学家就认为，买东西的欲望和能力才是真正的财富。产是为了卖，卖当然是为了买。让国民想买而且买得起，这才是真正的财富。
严格说这三种思想并不对立，其实是重商主义的三个角度，都强调国家要更深入把控经济环节，要对尽可能多的经济活动进行管理。但这三个角度又分别涉足了外贸层面、产业布局和内需问题，内需这个概念更是一只脚踏进了后世所谓“古典经济学”的范畴。
少数极端分子在这三个方向上都有过度发挥，例如以“卖”出发。主张由国家主控一切商业，或者以“产”出发，主张将工商全变为国有，以及由“买”出发，主张施行“藏富于民”、“国不与民争利”这种“仁治”。
要么国进民退。要么国退民进，这类极端主张终究摆不上台面，毕竟此时的主流思想已经澄清，国的一面是老虎，“民”的一面是狮子，不能让谁独占台子。
“国家的经济大策向哪个方向倾斜，哪个方向就能更得大利，才有这三方争论，争论背后就有三个阶层，一层食利于外，当然主张多看外面，一层食利于内，以新兴工商为主，当然要鼓吹产出，还有一层强调富民，又是墨儒两派和经济新学一帮人的诉求。”
宋既苦笑道：“这三派相争，各自的嘴脸被描绘得颇为有趣。强调卖的被骂作资敌商货，卖国求利，如前明晋商。强调产的被骂作黑心工坊，压榨奴工，伤天害理。强调买的则被骂作丰亨豫大，重蹈宋时覆辙。”
李克载也笑了，三方都在一根葫芦藤上，却非要把对方踩下去，不过三个方向如何排序，还真是决定了得利的多少，大家当然要争个面红耳赤。
就英华立国这二十三年来看，经济大策的确有所偏重。最初是倾向卖的一面，殖民扩充和外战就是为此服务，蒸汽机出现后，国策开始向产的一面靠拢，对工业的扶持越来越明显。而“买”的一面，老实来说，国策一直是以“不生乱”为原则，注重维护底限，并未主动在富民之事上下大功夫。
这并不是说英华国民生计较之前清时代没什么改善，实际上改善很大。降低了人均赋税，整理了地方基层架构，拓宽了谋生门路，有了相对的公平正义，还在教育和医疗上有改天换日般的提升。
二十多年下来，贫苦阶层已不再像前清时代那样，日子过得喘不过气来，遇上点天灾人祸就要破家，但贫苦的帽子依旧没有丢掉，还是得算计着柴米油盐。真正翻身得富贵的是那些舍命上战场的军人、接受新事物新知识的读书人以及敢于在工商和殖民浪潮中冒险的弄潮儿，还有愿意离乡背井去海外或者塞外过新生活的移民。
李克载认为，不管是从英华的立国大义出发，还是从经济学出发，第三种思想才该是未来的方向，让国民都想买东西而且能买到东西，也就是富民，富民才能强国。
宋既对李克载的认识深感欣慰，但又提醒李克载，这条路需要足够的基础，他解释道：“富民这个方向没问题，怎么富就是大问题，直接给钱给东西吗？该给谁，给多少，公平问题就会冒出来，争不出个是非。如果是自己挣出富贵的，那就没问题了，所以富民问题也可以跟就业问题绑在，而就业问题呢，就要用段国师所著的三代新论来看。”
李克载也明白这个问题的关键。地是有限的，打理土地的人口也将是有限的，而人口一直增长。就业只能指望工商，同样，挣富贵也只能看工商。
宋既再提到一件事：“天道院的农事所一直在搞育种增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