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西叹口气。和这个家伙一起呆六个星期实在太长了，她心想。“你在市场部的活儿已经结束了吗？”
“是的，干了几个月。”他耸耸肩膀，“不过，销售并不真是我感兴趣的事。”
她向南朝宏伟的64号楼开过去，宽体客机就是在这儿总装的。凯西说：“顺便问问，你开的什么车？”
“宝马。”里奇曼说。
“你也许该换辆美国车。”她说。
“为什么？它也是在这儿造的啊。”
“它是在这儿组装的，”她说道，“不是在这儿造的，产品的增加值全落在外国啦。厂里的工人都知道这是不一样的，他们全是美国汽车工会的会员，他们可不喜欢在停车场里看见一辆宝马车。”
里奇曼朝车窗外看着，“你在说什么啊？我这辆车会出事吗？”
“那是肯定的，”她说，“这帮家伙可不是光说说就拉倒的。”
“我要好好考虑一下，”里奇曼说着压下一个哈欠，“耶稣啊，这会儿还早呢，我们急急忙忙干什么去啊？”
“事故分析小组开会，今天提前到7点钟了。”她说。
“事故分析小组？”
“是的，每一次我们的飞机出什么事的时候，事故分析小组都要碰头开会，分析事故原因和寻找对策。”
“你们多久开一次会？”
“差不多每两个月一次吧。”
“挺经常的啊？”
你得手把手对他从头教起呢。
“实际上，”凯西说，“两个月一次就算不常开的了。我们每年在全世界各地服役的飞机有三千架呢。这么多飞机在天上飞，总会出点事吧。而我们对客户的服务是很认真的。每天早晨我们都和遍布全球的服务代表开一次电话会议。前一天发生的任何造成飞行延误的原因他们都会汇报上来。绝大多数都是小事一桩：厕所的门卡住啦，驾驶舱一盏灯不亮啦。但我们质保部门是要跟踪其原因的，还得做动态分析，然后把这些转告产品售后服务部门。”
“啊哈。”听上去他觉得兴味索然。
“然后，”凯西说，“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会遇到一个让事故分析小组有理由碰头开一次会的问题。这一般得是个严重的问题，影响到飞行安全的问题。很显然，我们今天碰上了这样的问题。如果马德把会议提前到7点开，我敢打赌这决不是一桩飞机与小鸟相撞造成的事故。”
“马德？”
“约翰·马德在当上总经理之前是宽体客机的项目经理，所以今天的事故可能与N—22型客机有关。”
她停下车，在64号大楼洒下的阴影中把车泊好。灰色的飞机库赫然耸立在他们面前，有八层楼高，将近一英里长。楼前的柏油地面上丢弃着一些可回收处理的耳塞子。工人们干活时戴着耳塞以防被铆枪的噪声震聋。
他们步行穿过边门，进入环绕大楼的内走道。走道上每隔四分之一英里就分布着几台食品自动售货机。里奇曼说：“我们有时间喝杯咖啡吗？”
她摇摇头。“车间里是禁止喝咖啡的。”
“不能喝咖啡？”他嘀咕着，“为什么不行？因为咖啡也是外国货？”
“咖啡有腐蚀性，碰到铝制品会起反应的。”
凯西带着里奇曼进入另一扇门，来到生产车间。
“耶稣啊。”里奇曼说。
正在装配尚未完工的巨型宽体喷气客机在灯光的照耀下熠熠发光。拱形屋顶下，15架处于不同装配阶段的飞机排成长长的两行。她看见迎面的工人们正在机身部分安装货舱门。大肚汉般的机身四周围绕着脚手架。机身背后遍布密林般的安装架。它们都是些漆成浅蓝色的大型装备。里奇曼走到一台安装架下，嘴巴张着仰面望去。它有一座房子那么宽，六层楼高。
“真让人吃惊，”他说着，然后用手朝上指着一个宽大的平面，“那是飞机翅膀吗？”
“那是垂直水平安定面。”凯西说。
“什么？”
“就是飞机的尾巴，鲍勃。”
“那就是飞机的尾巴？”里奇曼问。
凯西点点头。“翅膀在那边，”她说着指了指现场的另一头，“它有200码长，差不多是橄榄球场那么长。”
响起了喇叭声。一台高空吊车开始挪动，里奇曼转过身来看。
“这是你头一回到装配现场来吗？”
“是的……”里奇曼转身朝四下里张望。“真让人惊叹啊。”他说。
“它们的确是大。”
“为什么都是暗黄绿色的？”
“我们给所有的结构部件都涂上了环氧树脂，以防止腐蚀。铝质外壳上也覆盖了环氧树脂，这样在装配时就不会把它们弄脏。铝质外壳都是高度抛光的，非常昂贵，所以环氧树脂一直要保留到喷漆阶段才除去。”
“的确和通用汽车公司不一样。”里奇曼一边说，一边还在四下里张望。
“你说得对，”凯西讲，“和这些飞机相比，汽车就让人笑掉大牙啰！”
里奇曼诧异地转身对她说：“笑掉大牙？”
“你好好想想，”她说，“通用的庞蒂亚克牌轿车有五千个部件，一辆车只要两个班就能造出来，也就是16个小时吧，这真算不了什么。而这些东西，”——她指了指他们身旁这架巍然屹立的飞机——“就是完全不同的玩艺儿啦。宽体客机有上百万个部件，装配周期要75天。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别的制成品的复杂程度可以比得上一架商业飞机，连差不多的也没有。也没有任何东西这么耐用的。你买一辆庞蒂亚克车，每天都开，一开一整天，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几个月的工夫它就散架了。而我们设计的喷气机要无故障飞行20年，真正造出来以后，实际飞行要达到两倍于这个时间呢。”
“那就是40年，”里奇曼说，“简直不敢相信，你们造的飞机能飞40年？”
凯西点点头。“现在世界各地还有我们造的N—5型飞机在飞呢——我们1946年就停止生产这种型号的飞机了。我们造的飞机里头有的还达到设计飞行年限的四倍——相当于80年的服务期呢。诺顿的飞机可以做到这一点，麦道的飞机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没有别的飞机可以达到这个水平。我说的你懂吗？”
“哇。”里奇曼说着，咽下一口唾沫。
“我们把这里称作航空母舰，”凯西说，“这些飞机太大了，很难对它的规模真正有所了解。”她指指他们右边的一架飞机，一些人正在飞机的不同位置上干活，手提应急灯照亮了金属。“看上去没多少人，对吧？”
“是的，没多少人。”
“大约有200名工人现在正在这架飞机上干活——这么多人足以使一条完整的汽车生产线运转起来。不过，这才是我们的生产线上一架飞机的干活人数——我们一共有15架飞机同时在装配。这座大楼里此刻一共有5000人在干活呢。”
年轻人摇摇头，惊讶万分，“看上去没什么人，像是空的嘛。”
“不幸的是，”凯西说，“的确有点空。宽体客机的生产线现在只达到60％的生产能力——其中有三架还是白尾巴的。”
“白尾巴？”
“这是指还没有买主的飞机，尾部没有涂上任何航空公司的标记。我们按最起码的开工率制造飞机，以使生产线运转起来，但我们还没有拿到所需的全部订单。环太平洋地区是经济增长地区，但日本正处在衰退期，日本市场目前没有下任何订单。而所有航空公司的飞机飞行寿命都变得越来越长，所以眼下生意上的竞争很激烈。就是这么回事。”
她开始顺着一段金属楼梯往上去，走得飞快。里奇曼跟在她身后，脚步声砰砰作响。他们来到一个转角处，然后又上了另一段楼梯。“我告诉你这些，”她说，“这样你就会理解我们要去开的会了。我们造这些飞机真是吃尽了苦头。这儿的人为他们的工作而自豪。所以，如果出什么问题的话，他们是不会高兴的。”
他们到了装配生产线上空一段高高的天桥上，然后朝着一间仿佛是从屋顶上悬吊下来的玻璃房间走去。他们走到门口，凯西把门打开。
“这里，”她说道，“就是我们的作战室。”
作战室晨7时01分
她看出了他眼神里的新鲜感：一大间会议室，里外地板都铺满灰色地毯，室内有一张圆形的塑料贴面会议桌和不少金属管坐椅。墙上覆盖着告示板、地图和工程图。离门最远的那堵墙是玻璃的，透过它可以俯瞰整个装配线。
室内坐着五位穿衬衫打领带的男子，一位拿拍纸簿的秘书和穿蓝色西装的约翰·马德。看见马德也在场，凯西着实吃惊不小。总经理是难得来主持事故分析小组碰头会的。从外形上看，马德皮肤较黑，45岁左右，头发朝后梳得光溜溜的。他看上去就像是一条随时准备出击的眼镜蛇。
凯西说：“这是我的新助手鲍勃·里奇曼。”
马德站起身说：“鲍勃，欢迎你。”然后他和小伙子握了握手。他朝他难得地笑了一笑。马德随时准备向任何诺顿家的人阿谀讨好，即使是一名侄子辈。这倒让凯西有点纳闷，不知道这小家伙是不是比她原先认为的更重要。
马德把里奇曼介绍给会议桌前的其他人。“这是道格·多赫迪，负责结构和机械部分……”他朝一位45岁左右、腆着大肚皮、面色难看、戴着厚厚镜片的大块头男子做了个手势。多赫迪一直生活在无休无止的忧郁之中，说话像是带有一股单调的哀鸣。除了坏消息，或者抱怨每况愈下之外，永远别指望他会说些什么别的。他今天穿了一件格子衬衫，打着一根条纹领带，看上去不伦不类；看样子他老婆在他上班前大概是没调理过他吧。多赫迪朝着里奇曼面含悲悯、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这位是阮文庄，负责航空电子设备系统……”阮文庄今年30岁，健壮、文雅而持重。凯西很喜欢他。越南人是厂里干活最勤奋的。搞航空电子设备的人都是信息管理系统专家，负责编制飞机的电脑程序。他们代表了诺顿公司的新浪潮：更年轻，教育程度更高，待人接物更讲究礼貌。
“这位是肯·伯恩，负责飞机的动力部分……”肯满头红发，一脸雀斑，下巴壳朝前努着，一副随时准备和人干仗的样子。他因为常常出言不逊和好骂人而恶名在外，厂子里头的人都开玩笑地叫他“好脾气伯恩”。
“罗恩·史密斯，负责电气部分……”罗恩秃顶又胆怯，手指头神经质地摸着衣袋里的钢笔。他的悟性极强，常常让人以为他的头脑中装下了整个飞机的设计图。但他又是那么怕羞，让人看着都替他痛苦。他和生病卧床的母亲一起住在帕萨迪纳。
“这是代表航空公司的迈克·李……”他五十多岁，衣着体面，灰白头发剪得很短；上身穿一件鲜蓝色的法兰绒上装，系着条纹领带。迈克以前当过空军飞行员，是退休准将。现在他是太平洋航空公司的驻厂代表。
“拿拍纸簿的这位是巴巴拉·罗斯。”事故分析小组的秘书四十多岁，胖得很。她恶狠狠地盯着凯西，带有公开的敌意。凯西根本就不正眼瞧她。
马德用手指着一把椅子叫小伙子坐下，凯西就坐在他旁边。“第一项议题，”马德说，“我宣布凯西现在负责质保部和事故分析小组之间的联络工作。考虑到她在处理上一起起飞中断事件时的表现，她从现在起担任我们的新闻发言人。有什么问题吗？”
里奇曼看上去有点犯迷糊，就摇了摇头。马德转身对他解释说：“辛格顿上个月在处理达拉斯市福特沃思机场发生的起飞中断事件的新闻发布会上干得很出色，因此她将负责处理任何来自新闻界对我们的质询，明白吗？”秘书把装订好的文件分发给各位。
“太平洋航空公司545航班，”马德说，“N—22型271号飞机，昨天22点自香港启德机场出发。起飞正常，飞行正常，直至今天早晨飞行员报告飞机遭遇湍流——”
屋子里出现一阵窃窃私语声。“湍流！”工程师们摇着头。
“——是严重的湍流，造成飞行中极端的俯仰偏移。”
“啊——基督啊。”伯恩说。
“这架飞机，”马德接着说，“已经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紧急着陆。我们收到的初步报告表明，有56人受伤，3人死亡。”
“噢，这太糟了。”道格·多赫迪用一种哀伤的腔调说，两眼在厚厚的玻璃镜片后头眨着。“我想这下子我们要被全国运输安全委员会缠上了。”他说道。
凯西的身体朝里奇曼斜了斜，轻声道：“全国运输安全委员会通常在发生死亡时才介入进来。”
“但这次不会，”马德说，“因为这是一家外国航空公司，事故又是发生在国际空域。全国运输安全委员会光是对付哥伦比亚空难就已经够受的了。我们认为他们会放过这件事。”
“湍流？”肯尼·伯恩一边说，鼻子一边呼哧呼哧直响。“有没有确定？”
“没有。”马德说，“事情发生时飞机的飞行高度是37000英尺。其他处于相同高度和位置的飞机都没有报告发生气象问题。”
“卫星气象图呢？”凯西问。
“马上就送到。”
“乘客方面怎么样？”她说，“机长有没有宣布遇到湍流？‘系好安全带’的显示灯亮了没有？”
“还没人采访过乘客。但我们得到的初步消息显示没有向乘客宣布遇到湍流。”
里奇曼又犯糊涂了。凯西在她的黄色拍纸本上匆匆涂了几笔，斜过来亮了一下，让他可以看见：没有湍流。
“我们问过飞行员了吗？”阮文庄问。
“没有，”马德说，“航班机组人员赶上一架联运飞机，已经离开了美国。”
“噢，太妙啦，”肯尼·伯恩说着把手里的铅笔朝桌上一扔，“真是太妙啦，出了事就溜啦。”
“等一下，现在，”迈克·李冷静地说，“从航空公司的角度讲，我想我们得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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